对于中国的鸦片战争史，我们总能想到那些不平等条约，以及历史老师在讲课时悲愤的语气。以至于我还没翻开马勇这本《叠变》的时候，心绪早已汹涌不平。
直到看完整本书，我才缓过神来，历史的发展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尤其是受那个时代国人思想观念的局限，才导致鸦片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件让我们意难平。书中的内容，也解答了我长期以来在思考的问题，分享给大家。
我们总说中国文化能兼容外来文化，那为什么在鸦片战争后，我们未能利用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去借鉴融合，从而化险为夷？
1、历史悠久且体量大，导致社会文化结构的稳定，难以变革
1840年以前的中国，在世界各大文明体中，体量最大且连续时间最久，所以注定了她的转型无法一蹴而就。要知道，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史已形成固化的“四民”结构和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而这样固化的阶层，虽然让社会形成超稳定形态，但也严重遏制社会的活力。
尤其是，作为那个时代通过科考进入官场的精英人群，即士大夫阶层，无疑掌控了社会发展的命脉。然而，几千年的农耕经济，决定了当时我们国家注重秩序、等级和社会结构的稳定，这跟“船小好掉头”的道理一样，在厚重历史的巨大惯性下，大家都觉得做好“内圣外王、忠君爱国”即可，创新变革反而成为是异类思想。
所以，在近现代的时候，我们的传统文化所影响下的经济、技术、政治的综合实力与西方经过了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下，国力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我们只有挨打的份了。
2、“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制未有实质改变，有用但不多
五口通商前后，有少数人如林则徐、魏源等人意识到西方人有些东西是可以学习的，即“师夷长技”，但这种看法只是中国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落实。
而后面的洋务运动、自强新政的变革，就带有浓厚的官僚体制色彩。以强军为诉求的自强新政继续存在和发展，并渐渐演化成了一场工业化运动，并开始构建自己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但事实上，不学西方之“本”，只学西方之“末”，只在坚船利炮、声光电化上下功夫，结果到了甲午战争，所谓的变革化为灰烬。
3、对“中体西用”的痛定思痛后，形成病重乱投医的态势，难以成效
然而甲午之后，有识之士痛定思痛，想要彻底否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陆续提出维新变法、新政、共和，然而没有一个能够走完全程就夭折了，一场又一场的变革叠加在一起，让原本风雨摇摆的大清帝国，彻底崩盘。
所以，中国近现代的屈辱史，并非某些人能够左右，它的进程所受因素极多，而最主要的还是历史的局限性，以及几千年来的文化惯性。王瑶在《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写道：“历史的长河是连绵不断的，任何现象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都有它的来龙去脉、继往开来的历史延续性。”
我们也要明确一点，时代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我们在一百多年之后重新检讨中国走过的路，有资格指责那些历史人物的失误，但我们也得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不是一味地过分苛责古人。毕竟，时代局限性是不可能突破的，一个时代有其特有的时代环境推进着历史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