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鸦片战争史,我们总能想到那些不平等条约,以及历史老师在讲课时悲愤的语气。以至于我还没翻开马勇这本《叠变》的时候,心绪早已汹涌不平。
直到看完整本书,我才缓过神来,历史的发展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尤其是受那个时代国人思想观念的局限,才导致鸦片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件让我们意难平。书中的内容,也解答了我长期以来在思考的问题,分享给大家。
我们总说中国文化能兼容外来文化,那为什么在鸦片战争后,我们未能利用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去借鉴融合,从而化险为夷?1、历史悠久且体量大,导致社会文化结构的稳定,难以变革
1840年以前的中国,在世界各大文明体中,体量最大且连续时间最久,所以注定了她的转型无法一蹴而就。要知道,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史已形成固化的“四民”结构和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而这样固化的阶层,虽然让社会形成超稳定形态,但也严重遏制社会的活力。
尤其是,作为那个时代通过科考进入官场的精英人群,即士大夫阶层,无疑掌控了社会发展的命脉。然而,几千年的农耕经济,决定了当时我们国家注重秩序、等级和社会结构的稳定,这跟“船小好掉头”的道理一样,在厚重历史的巨大惯性下,大家都觉得做好“内圣外王、忠君爱国”即可,创新变革反而成为是异类思想。
所以,在近现代的时候,我们的传统文化所影响下的经济、技术、政治的综合实力与西方经过了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下,国力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我们只有挨打的份了。
2、“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制未有实质改变,有用但不多
五口通商前后,有少数人如林则徐、魏源等人意识到西方人有些东西是可以学习的,即“师夷长技”,但这种看法只是中国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落实。
而后面的洋务运动、自强新政的变革,就带有浓厚的官僚体制色彩。以强军为诉求的自强新政继续存在和发展,并渐渐演化成了一场工业化运动,并开始构建自己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但事实上,不学西方之“本”,只学西方之“末”,只在坚船利炮、声光电化上下功夫,结果到了甲午战争,所谓的变革化为灰烬。
3、对“中体西用”的痛定思痛后,形成病重乱投医的态势,难以成效
然而甲午之后,有识之士痛定思痛,想要彻底否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陆续提出维新变法、新政、共和,然而没有一个能够走完全程就夭折了,一场又一场的变革叠加在一起,让原本风雨摇摆的大清帝国,彻底崩盘。
所以,中国近现代的屈辱史,并非某些人能够左右,它的进程所受因素极多,而最主要的还是历史的局限性,以及几千年来的文化惯性。王瑶在《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写道:“历史的长河是连绵不断的,任何现象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都有它的来龙去脉、继往开来的历史延续性。”
我们也要明确一点,时代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我们在一百多年之后重新检讨中国走过的路,有资格指责那些历史人物的失误,但我们也得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不是一味地过分苛责古人。毕竟,时代局限性是不可能突破的,一个时代有其特有的时代环境推进着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