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谈谈最简单也最难论述的范畴，即社会实践或实践。实践的范畴最抽象也最具体，因为它既用于日常生活，也用于社会整体。
自马克思的早期(也称之为哲学的)著作发表以来，实践的观念一直都被扭曲着，一直处在贫乏状态。在我们重新全面提出这个观念以前，我们先简单看看迄今解释实践观念的局限性。
制作[1]把社会实践还原为个人对相对易于改变或坚硬的材料所做的工匠式操作。在这个操作过程中，生产者或创造者——部分工匠，部分艺术家——发现了他自己。通过对象，他认识了他的工作和他自己的能力。他在工作中形成了他自己的能力。传统的制陶工和编织工以及画家的确如此。他们在制作某种东西的时候，也制作了他们自己。
同时，制作的观念比生产的观念更狭窄、更模糊、更呈现出精确的假象、更模棱两可，而生产的观念不足以完全包含实践的观念。尽管制作呈现出精确，但是，“制作”的观念是没有外形的。游戏是一种“制作”吗？如果游戏是一种“制作”，制作的观念则可以用来包括一个人想要的无论什么。如果游戏不是一种“制作”，制作仅限作用于对象的生产性工作，确定种类的工作，而且，某种古老的工作。一旦我们没有规定实践观念的限度和我们使用它的参考系，实践的观念就可以导致误用，即虚假的价值。在现代工业劳动中，操作者直接和没有中介地与他的工具和材料接触的状况正在消失，在自动化的生产条件下，这种直接接触实际上消失了。基于制作观念的实践分析会面临忽视许多事实的危险。制作的观念落后于现实，落后现实而导致的清晰明确其实都是虚假的。我们按照工匠的工作方式考虑工业时代的劳动，而按照“古典”工业的方式考虑目前自动化时代的劳动。分割开来的劳动已经改变了工作和工作之外生活之间的关系，而自动化更大程度地改变了工作和工作之外生活之间的关系。当一个个人在“制作”某种东西时，他不再“制作”他自己。他是在一个复杂整体中“被制造”出来的，而“制造”在这个复杂整体中仅仅是一个部分和一个方面。因此，在社会尺度上，生产和生产关系仍然是决定因素。另外，无论何时有一个“成果”，无论这个成果多么不起眼儿，而且不是一个“产品”，个人通过“制作”而产生的价值依然存在(包括这种成果以个人爱好或自己动手的形式出现)。
这里还有关于“制作”的观念的另一些看法。制作的观念不能帮助我们提出实践中的创造问题，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在制作的观念中，技术仿佛是物质的，制作的观念一般把物质和技术降低到背景的层次，作为展开所有活动的基础，没有考察物质和技术本身的意义和条件，或者没有考察物质和技术本身的后果和结果。为了给中间人的个人动机和技能赋予更多的价值，制作的观念强调了不确定区(自由的边缘)，技术和材料被搁置在那里，听任这个人来处置。这种看法不能帮助我们清晰地论述自由问题及其全部意义，或者清晰地论述个人问题和个人所属群体的问题。在这种模式中，异化会怎样呢？
人们普遍认为，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以狭隘的方式解释了“实践”的观念，因此，我们对此几乎毋庸赘言。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仅仅考虑个人实践及其结果，仅仅用实效主义和庸俗的实践心态代替比较宽泛的理论(它们把这种理论表达为简单的抽象)，仅仅把成功看成判断的标准和原则，进而忽视了因有很多巧合和冲突而激动人心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戏剧性事件，忽视了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深刻性和问题。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因为简单，即简化了实践的复杂性，所以，一直都有吸引力。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显示出它们缺乏哲学传统，或更确切地讲，缺少已经渗透到文化中的实际传统。它们之所以能够扩散它们的观念，是因为一场巨大的哲学危机的出现，在这场哲学危机中，哲学的衰落、哲学的更替和缺少哲学纠结到了一起。在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所呈现的实践形象中，虚假的成分多于真实的成分，更确切和更多地与分割零碎的经验一致。它们甚至玷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几乎不了解他们所面临的局势和他们正在扮演的角色的若干哲学家，反对盎格鲁-撒克逊的实用主义和它对成功所做的狡辩，他们认为，失败是有价值的。它们恢复了戏剧性事件和悲剧，不过也夸大了戏剧性事件和悲剧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如果说失败还有任何意义的话，那是因为成功或胜利简单展示了愿望和目标，是愿望和目标的回声。人不过是给他自己找来不能解决的问题，人与失败博弈，人们失败的程度衡量了他们目的的广度和目标的深度。这种可笑的观念反对同样可笑的社会学对成功的辩解。我们现在先不要涉足这个陷阱。
列斐伏尔
实用主义没有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判断是以逻辑为基础的，行动则是辩证的。实用主义没有考虑到有关选择、可能性和风险的理论。实用主义忽视了具体问题：冲突、矛盾、开放。实用主义把实践不仅看成隐藏着一种运动复杂性的东西，也看成一种冷酷、赤裸裸的现实概念，结实得像一块石头。人类活动的非理论性观念与功能主义的现实观念并行不悖。技术至上的实证主义认为它是广泛、深刻和“现实的”，向这种技术至上的实证主义转变没有困难，因为这种转变强调了一种特殊的活动形式——技术。
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出现了类似的限制，并伴有类似的分歧。实践的特殊方面由不同的术语所强调，这些方面如生产劳动、人对外部自然的作用，以及作为那种先于意识活动的活动对象的问题。实际上，教条主义同样倾向于看重技术、生产力和成功。不用太担心把这些部分再拼凑到一起，我们就可以从与实践一致的生产性劳动跳到另一方面(生产性劳动的计划、政治实践、国家或党派实践)。我们对实践的一般认识本来就很模糊，只有思想观念上的错乱才有可能把这种相当模糊的认识转移到确定的(政治)实践上：通过一种行动、控制自发的或无意识的过程、技术、知识，控制自然力，我们就能够实现良好的结果。这种思想观念不再需要一种严格的政治理论，这种政治理论会描绘和分析国家权力机器和特殊政治行动资源：政治机构、政治宣传、指挥方法、分配和约束技术，简言之，即渗透到日常生活里的全球性和国家主义，以及全球性和国家主义的明显分离。
这种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不能做理论分析，与理论认识相对立，实际上，这种实践论与实用主义一样恶劣。它的实践观所说的实践与盲人摸象别无二致，与蒙昧主义可以同日而语。为了避开这个问题，它把它自己的“实践”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哲学的)表达提出来，而不是以批判的方式反映实践的事实。教条主义一直都能够提出人类的完全解放和已经实现了的自由的成果，但是，教条主义是在一个事实上不可能实现人类完全解放的框架中提出人类的完全解放的：国家主义、原始积累的需要、不满足、限制需要和愉悦。通过强调实践的特殊方面的影响或意识形态(特别是物质和哲学唯物主义)，教条主义模糊和忽略其他方面，把它们排除在社会主义观念之外，尤其是涉及日常生活的所有事物，教条主义已经取得了广泛的成功。
在排除这些对实践的曲解之后，只有一种考虑可以让我们在实践整体上重提实践观。
社会人作用于自然(外部世界)的行为只是实践的一个方面，但它已经是一个复杂的方面，因为我们在分析它时发现了大量的构成成分：技术(工具和知识)、自然力、资源和原材、劳动力的组织和分割(社会分割和劳动的技术划分不是同一件事，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等等。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体的和个人的——显然都是实践的一部分。社会关系(生产关系)蕴含在人对自然的作用中(生产力)，人对自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社会关系。反之，在对自然的作用(生产力)之外，不能建立起或设想出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尤其是阶级，同时是生产力和社会力量。然而，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不是同一个事物，实践不能完全定义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之和，或“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这样表达偶像化了经济。这样表达最终是一种简单的唯生产力论，像我们已经否定的功能主义一样肤浅：物质生产的唯生产力论。这样表达遗忘或拒绝聆听马克思对亚当·斯密资产阶级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在最近反对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再次提到了马克思的这个批判：所有的社会都包括和蕴含着一种非物质却具有创造性的生产，即各式各样的“服务”。现在，这些服务交织成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构架。这些服务使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更加复杂。这些服务体现了一般的社会需要与公认与控制起来的特殊的社会需要。这些服务帮助体现了日常生活中的生产和消费(分配、交通、医疗卫生、教育和培训、休闲活动、广告、特殊的文化工作，等等)。虽然日常生活表现得简单和直接，但是，日常生活在分析上呈现了大量有效表达、符号、规则、控制、模式和规范(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它们干预和影响着日常生活。反之，对日常生活的这些影响尽管不平衡，却呈现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直接存在。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并不都同时是干预性的。
实践在不同层次上，从生物生理层次到抽象的和形式的符号、文化、表达和意识形态，表现出极端的复杂性：生物生理层次包括了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严格意义上讲的物质生产的关系(在家庭内与在村庄、城镇或民族内差不多)。所谓“上层建筑的”元素和构成成分反作用于实践这个“基础”。如果我们不去设想在实践中有一个层次，即日常生活的层次，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原理就是不可理解的，这个层次相对特殊，有自己的标志。符号和表达首先反作用于直接关系，符号和表达在直接关系之间作为中介而产生影响：这种人与物(物品)之间的直接关系，以及简单的社会意识媒介，确切地构成了日常生活。
当然，实践也显示为一个整体。我们坚持认为，整体性的观念来自实践。但是，这种整体性总是以零碎的、矛盾的和构成的层次、不同层次上的矛盾、整体的部分而呈现出来。我们如何从整体内部，即社会本身，到达整体呢？确切地讲，我们是通过整体的部分和相互交叉的层次，通过那些碎片，而不是通过这个整体，到达整体的，我们必然有一个整体的观念，那些碎片被设想为属于一个整体。在一个意义是分割的部分，而在另一个意义上已经是整体了，每一个思想的或有社会效果的行动都通过其他层次涉及整体。每一个思想的或有社会效果的行动都呈现一个整体实践，指向了通往一个整体实践的途径。从根本上讲，实践是变化的和矛盾的(辩证的)，只有重新认识到实践的这个本质，我们才能够理解和复原马克思的著名原理。社会生活，社会的生活和个人的生活，本质上都是社会实践。生产劳动创造了人。所谓“世界史”或“世界的历史”不过是人创造他自己的历史，人创造人的世界、其他人、他性的(异化的)人和他自己(他的自我意识)的历史。
那种受到意识形态操纵的实践观念，把实践还原为生产，把生产本身还原为经济的(物质的)生产，这是再次否定受到意识形态操纵的实践观念的一个理想的点。实践既包括物质生产，还包括“精神”生产，生产方式的生产，终端产品的生产，工具、物品和需要的生产。生产和再生产都不仅是把一定数量的生产出来的对象(生产工具或消费品)投入分配、交换和消费中，或者投入，或者积累它们。生产和再生产也生产和再次生产多重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使生产能够得以进行和占有物品(而且，限制或阻碍生产和占有)。
因此，而且仅仅因此，我们认识了一个确定社会的内在联系(它的结构)，直到社会解体，社会的内在结构都在主导和制约着社会，我们了解到了当社会解体时会出现的错乱。从对物质世界的作用中把生产力孤立出来，或者更一般地讲，从实践中隔离出一定种类的活动，赋予它们一种特殊身份，孤立地思考一定的对象，把它们变成顶礼膜拜之物(例如，商品或货币)，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批判所否定的方式。所有批判思想的基础，包括对宗教的批判、对哲学的批判和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就是这样显现的。
在生产中，生产和再生产的不仅是产品，还有社会群体、社会群体的关系和要素；社会群体维系或崩溃，社会群体保持活性，展开它们的博弈，发展它们自己的战术和战略，在这种情况下，成员、物品和对象消失了。在一种明显不变的表象之下，分析发现了一种暗藏的变化。在表面的变化中，分析发现了稳定、自我控制、结构和平衡因素。在整个整体之下，分析发现了多样性，在各式各样的现象下，分析发现了整体性。分析必须维持这两个社会学方面(永不停歇的变化，元素的消失，新的局势——整体的构造，相对稳定性)，并在一个单一历史的整体中把握它们。
实践产生了人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对象的和物品的世界，我们感觉到世界，所以，我们的世界似乎是给予个人器官和身体的一个自然恩赐。“外部世界”这一表达是不可靠的。外部世界把事物(如一粒石子)、对象(如一幢房子)、产品(如一支铅笔)和成果(如一张画)组合到了一起。通过语言的中介，外部世界还“是”内部世界，借助语言结构，再现人的对象、产品和成果的世界。(个人)意识“反映”的世界，似乎是外部的和社会实践创造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讲(不过这个确定并不耗尽)，这个意识可以定义为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场，在那里，实践留给对象世界的意义和符号聚合了起来。
我们必须在循环性实践和创造性实践之间做出区分。如果我们打算让实践的观念更加具有辩证的深度，而且在整体上恢复实践的地位，那么，在循环性实践和创造性实践之间做出区分就是必不可少的。在每一个层次上，循环性实践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生产性的和技术性的活动迟早会成为一种重复劳动，这是劳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把操作委托给设备(如工具和机器)，设备所做的通常是各式各样的往复运动：摆动、转动、循环。正如马克思在当代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前所指出的那样，产品本身不同于劳动和自然物体，产品具有不受限制地生产的能力。我们知道，大部分日常生活是由刻板的和循环的活动组成的。这种循环的实践活动保证了人类世界的运转，帮助人的世界不断再生。这种循环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世界的基础和稳定性。这种循环的实践活动本质上正在异化吗？不是。它仅在一定的条件和情境下异化：当“另外的事情”成为可能的时候。
当然，我们不应该把循环性实践与创造性实践分开。有若干种循环，以后我们会考察它们的差别。这种刻板的、机械性的姿势和信号重复不同于有节奏的和周期性的开始和再开始，后者标示了重要的活动。我们要记住，在数学中，循环运算(如从集合中增加或抽取一个元素)——迭代和循环迭代——是基础性的和巨大的创造性活动。
所以，我们可以在循环性实践与创造性实践之间找到过渡和中间性的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并没有认为，仅仅用循环性实践就有可能定义日常生活，在相当程度上讲，日常生活是循环性和创造性相会和相互对峙的地方。社会实践不能局限在支撑、维护和再生产上。我们试图证明结构、稳定性、常量和平衡的相对特征。实践不限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也不限于机械性的和相同操作的无限循环。循环性实践是必要的，但是，它本身是不够的。循环性实践绝不会自动获得平衡，自动获得一种没有矛盾的平衡。没有矛盾的平衡会是一种超级异化。没有矛盾的平衡是创造力的“基础”，而创造力逐渐侵蚀和改变着没有矛盾的平衡。实践是创造性的。在创造力的前沿，我们感觉到了正在到来的干扰实践和改变日常生活的一系列行动：革命，引入多种可能性的完整现象，正在展开的历史没有成功地穷竭革命带来的那些可能性……
另外一些不那么绚丽和尖锐的创造性形式要平凡得多。创造性不仅仅是在日常生活之外，在比较高的表达和符号平面上产生的。首先，开始和重新开始作为开始的结果是没有区别的，它们的区别随着时间的推移才会明显起来。至此，我们说，所有的创造都来自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确认。创造性行动在哪里实现，又如何实现呢？我们知道，就控制较高级活动的规范和公认的参考系而言，创造常常不是主流，是奇怪的、异常的。一个创造的创新随着时间的推移才会明显起来。创造性行动常常类似于博弈：它有失败的风险。与艺术史和政治史很相像，科学史也证明了这些论断。我们认为，最有创造力的人们不是孤独的，他们有小团体作为依靠。当然，在创新实践活动的条件不适当时，大规模的群体乃至作为整体的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小群体中的个人实现在全局尺度上实践可能做到的。通过漫长的循环、对冲突的模拟、对社会价值和社会控制的怂恿和阻止，创新给自己开辟间接迂回的发展途径。创新或创新的种子就不能是小规模群体——派别、秘密社会、政党、有选择的团体、试验室、剧团 有限的和冒险的实践产物吗？
我们的分析给实践的观念引入了多种差异、层次、部分性整体的概念，但没有放弃实践概念本身。我们将在以下概念之间做出区分：
a)全面的革命实践，即马克思在他的哲学著述(在保存传统哲学的同时，对哲学展开激进的批判)中所涉及的那种实践。全面的革命实践将从上到下地摧毁现存的世界。它将以一种全面的历史行动结束异化。全面的革命实践将揭示矛盾，然后解决那些矛盾。全面的革命实践将克服割裂和孤立，首先克服存在与意识、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的(国家、政治)、需要和*、自然和文化等一系列割裂。全面的革命实践意味着哲学更替和革命实践的完成，以及国家的消亡。
现在看来，全面的革命实践似乎是乌托邦的。实际上，它的确是乌托邦的。在一定程度上讲，所有的哲学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某种半意识的乌托邦，乌托邦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一系列近似的继承关系实现自身，进而推动行动，所以，我们保留着全面的革命实践这种观念，我们甚至将它摆在最显著的位置。无论什么东西显现为乌托邦，也显现为一种观念。全面实践的观念不过是革命的观念。在我们介绍日常生活蜕变的观念时，我们强调了日常生活批判的双重特征：日常生活批判既是乌托邦的，也是现实主义的。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意味着不仅要改变外部世界，而且，归根结底，要改变日常生活。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全面实践就变成了可能。然而，在既定的现实条件(生产关系，历史的和政治的状况)下，全面实践是不可能的。我们回到马克思辩证统一体的观念，这个辩证统一体由最高的乌托邦和极端的现实组成。绝对的(认识到的)知识决定着科学的途径和相对意义，全面革命的观念是否在决定可能性的领域上必不可少呢？
b)部分的革命实践。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产的总体增长(与不平衡和零散的增长相反)代表了一种部分的革命实践，全面实践的一个片段，这种部分的革命实践可以掩盖全面实践，甚至冒充全面实践。把这种部分革命实践与改良主义的实践区分开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改良主义者的实践接受和服从“现实”——给定的生产关系，而不是对生产关系的矛盾施加压力，以便改变生产关系。
c)作为实践的认识(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有它的道理和内容)和作为认识中的干预和体现的实践。
无论从哪一方面讲，认识都不是一种抽象活动。认识可能有它的理论和概念，认识可能包括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冲突(在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中，即一种创造性的冲突)，然而，理论认识不能与实践分开。认识是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
甚至“最纯”的认识也要使用技术和工具，而这些技术和工具是物质的或形式的。所以，认识不能与生产力分开，不能与劳动组织和划分的社会形式分开，不能与约束和指导社会组织形式的政治形式分开。这样，科学客观性的基础，甚至科学客观性的内容，都是社会的。我们说科学是客观的，是说科学是实践的一部分。不同的知识领域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们为需要、为确定的和相对大的社会群体(如阶级或阶级的分支，国家，或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利益)提供服务，即使这类知识领域的理论基础源远流长。[2]
d)政治实践，作为整体的社会尺度上的政治实践，不过，这种实践仅仅是社会转变过程中一个特定阶段上的一个实践层次，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权利把政治实践神圣化。“政治实践”可能(暂时地)否定了马克思的全面革命观，国家消亡和政治实践的终结，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否定是终极真理，那就会是纯经验主义的，会“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寻求对意识形态展开激烈的批判。同时，这种态度证实了，激进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必要方面。意识形态是政治实践的一个部分，但是，实践包含了意识形态的社会真理、政治和国家的社会真理。
e)循环实践，一种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来源。循环实践既是不能约减的(不可能阻止的)，也是可以约减的(因为它可以无限还原)。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类型的循环(机械的、周期的、循环的)分析循环实践。
f)创新(创造性)实践，源于循环实践。我们可以区分创造物质成果的实践和创造惯例的实践，即这种实践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人们的伦理维度)。
g)专门实践，就技术性和渗透到没有控制的部门的程度不均衡而言。专门实践属于作用于自然的或人类的“物质”的技能和专业：教育、医学、艺术、建筑、工会、农场，等等。在这个分类里，我们还会包括小群体(选择的或街区的团体、学习性质的社团、剧团、确定的“公共团体”，等等)的社会实践，这种小团体支撑着个人的创新活动，直到个人跳出这种小团体，或这种小团体拒绝他为止。在一个层次上，按照情况和情境，历史的可以成为最内在的(公认的)或最外在的(作为不重要而抛弃的)。
这些有限制的实践活动相互交叉，结合为一个实践活动整体：作为整体的现存实践活动。通过这些群体，我们可以掌握分割开来的整体，这也许是接近整体的最好途径。然而，从分割开来的实践到达实践整体不是没有困难的，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困难。
h)当我们把日常生活分析与实践的观念联系起来，日常生活批判显示出若干组成成分。我们不仅发现了许多循环形式和创造力可能的种子，还发现了实用主义和拜物主义者的实践，他们在分析的认识层次上处理事物(掩盖矛盾，把相互联系的辩证运动分解成确定的和孤立的“元素”)。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了实用的经验认识，以及作为物来考虑的商品和货币。经验认识从日常生活中提取事物和对象，把它们与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分割开。经验认识把产品和创造性成果混淆起来，把事物和认识对象混淆起来，不去考虑基本分析划分的目的何在(经验认识按照逻辑和分析的认识规则展开，经验认识使用的是平常的交谈和日常语言)。这种经验认识把物品、货币、商品、资本当成了目的。经验认识崇尚拜物教，把拜物教看成一种可行的意识。经验认识把自己落脚在这个层次上：公认的需要、表达和象征的现实性与(明显)直接的实证性。在这个层次上，已经接受的表达让它们自己不受检验，事实上，这种已经接受的表达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历史的结果，没有被看成整个社会的功能，实际上不能这样地看待这种已经接受的表达。人们把割裂开来的实践看成现实，而没有适当地认识这些割裂开来的实践与整体的联系，这种认识的基础是劳动力的划分和阶级关系(对阶级关系本身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如用怀疑对待这种阶级关系)。
日常生活批判，通过提出日常生活重大变革的可能性，恰恰要打破和分解的就是这种经验认识的“现实”、这种经验认识的“确信”、这种经验认识的所谓“实践”。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个现实，让这个现实显现为一种实在的和实际的现实？”所以，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一批目标是，在这种明显的“现实”中，表达和符号的作用。
逻各斯、逻辑、辨证的
现在，我们不难说明辩证运动的使用，我们可以从成千上万的例子中做选择。这里就有些例子，不过，我们的选择不乏讽刺意味的例子。
永恒的理论和实践理性、笛卡尔和古典主义、三一律、音乐里的音调制[拉莫(Rameau)]、米制，都出自法国。法国的道路信号制度体现和具体化了现代人意义上的理性，提供了一种技术模式。法国是以百米为单位的土地。
但是，如果我们的法国人是笛卡尔的信徒，他也喜欢他的生活是生机勃勃的和变化多端的。古怪的念头令他痴迷。时装、县花一现的事物、愚不可及的行为、香料和装饰，也出自法国。法国是女性主义的祖国。
如果我们把法国才华的这两个方面并列起来，我们会发现这个画面上缺失了某种东西。我们(徒劳地)希望法国才华的这两个方面会和平共处，可是，这个画面是黑白的，戏剧性的色彩正在褪去。当我们兴趣盎然地想象，法国才华的这两个方面会相得益彰时，我们同样不能如愿以偿。另外，如果我们把法国才华的这两个方面作为逻辑上不相容的事物对峙起来，我们会给法国文化打上荒诞的印记，我们会越来越清醒。
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法国才华是有冲突的。这些冲突引起了问题。一方面，这些冲突渗透到了法国现代生活一般背景下那种最一般的日常生活细节里。另一方面，这些冲突把我们带回历史，带回一种特殊的历史。这些特征(以及它们的矛盾，而且尽管有这些矛盾)渗透到了日常生活里，这个事实让我们希望这些特征会持续下去。历史告诉我们，这些特征可能会消失。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个事实，法国的16世纪显示出繁荣和被一个世纪的宗教战争所淹没的对生活的渴望。随后出现了古典理性和绝对君主制的资产阶级官僚国家的世纪：这个绝对君主制的资产阶级官僚国家使用了这种理性，实施这种理性，破坏和异化自发性。当这种理性试图让差异和独创性达到平衡时，国家理性主义像国家资本主义和行政管理的社会主义一样有效!18世纪，人们试图恢复我们丧失的自发性，这个努力随着浪漫的暴动而达到了关键点，当然，浪漫的反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这种暴动无力阻止集中化、巴黎对省一级的机构的主导以及其他许多现象所带来的效果。
在现在的法国，法国才华的有冲突的两个“方面”同时存在，而且影响了不同的群体。行政管理(把理性主义转变成了官僚意识形态)是理性在实践层次上的领地，大学则是理性在抽象(思辨)层次上的领地。知识分子和女权主义者代表了不稳定的方面，有时以反叛的形式出现，有时则作为自发性纯粹的和简单的描绘。不同的群体对这些矛盾方面的占有不能消除矛盾和冲突，却让这些矛盾不那么尖锐，让它们坠入模糊状态之中。因此，法国的日常生活可以描绘为不稳定和模糊的理性和经验主义的混合、实证主义和多愁善感的混合。这种状态没有压制变更的需要，这种变更将在不丧失理性的清晰性情况下恢复自发性，但是，这种状态让我们有理由担心“美国化”，即以技术进步的名义进口的意识形态商品，“消费社会”和大众媒体。由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兜售的社会化也好不到哪儿去。
但是，比起这些描述告诉我们的，关于辩证运动，有更多的可说。让我们转到另一个问题，一个困难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圆满解决的问题：逻辑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强调了思想层次之间的区别：形式逻辑(相似性的逻辑),辩证逻辑(差异、对立、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互补性的关系)，实践或辩证的理性(对现实辩证运动的探索和掌握——绝不会完全掌握)。另外，结构的形成和破坏前后更替，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结构的核心相对稳定、自我控制、构造和达到暂时平衡，而研究这个核心就是我们已经赋予了逻辑自身的现实层次。情况可能是这样，我们没有充分强调，认识概念以及现实中和结构上稳定的相对、暂时和短暂的特征。如果我们打算清晰地认识在一个构造完善的社会里的日常生活状况，我们必须回到逻辑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上。
为什么逻辑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此关键呢？因为后黑格尔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常常采纳了黑格尔关于形式逻辑的范畴实际上是空虚的判断。因此，可以认为逻辑仅仅对“家庭使用”有效，如恩格斯所说。这种看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有关日常生活的使用都是重要的，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对语言的使用推动了语言在知识中和哲学中的使用。另外一个常常被遗忘的小事是，数学科学在逻辑平面上展开，辩证不是数学科学的明显特征。哲学批判可能在数学思维中发现某种辩证思维(有限/无限、连续/不连续，等等)，然而，严格意义上的数学方法和运算程序不可约地保持逻辑和形式。所以，严格意义上的数学方法和运算程序具有“实际”效用。
在一些人看来，辩证思维既是一门学科(“辩证法”)，也是一个否定(一种虚拟的替代)，以及纯粹和简单地反映现实事物本身的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按照事物的方式展开。因为一直都没有在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之间做出区分，所以，对辩证法的这种想象曾经把辩证矛盾与逻辑悖谬混为一谈。对哲学思想的这种表达仿佛是更高深的哲学，实际上，这种表达降低了哲学思想，把哲学思想置于诡辩论的危险境地，却没有任何可以归结为希腊诡辩论家们批判思想的价值。事实上。这种表达可能会衍生出大量的诡辩，所以，作为分析稳定性和辩证运动的工具，它是没有价值的。
在这种伪哲学中，教条主义的诡辩提出，给自然假定一种政治(所以也是经验的)用途，然后，在自然这种低下的形态中，让自然的这种政治用途合法化，据此“建立”历史的和社会的辩证法。在没有事先做任何批判的情况下，把人投影到自然中，实际上投影的不是人本身，而是被认可了的人的一种特有的行为方式。
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物理学把几何学和力学推至它们最远的结果。这种物理学是一种运动轨迹的科学，几乎没有给涉及力学系统稳定性的问题留下空间。一旦若干一般法则被接受，其中包括所谓“万有”引力法则，稳定性就是一个逻辑结论。这种物理学提出了一个单一的现实模型，即地球模型：太阳处在中心，太阳的卫星在周围，一种单一的力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个模型构成了一个确定的、封闭的和稳定的物理系统。在引力、牛顿定律和初始瞬间的相切动力一定的情况下，运动轨迹日益难以计算，但是，它们是稳定的这一事实却是确定无疑的。顺便提一句，我们应该注意，那时，地球模型被认为具有普适性。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一直都在努力地按照地球模型的形象想象(心理的和社会学的)人的现实：一个中心，原始的元素，以及围绕这个中心的从属元素。
玻尔(Bohr)通过与地球模型类比(对应原理)，构造了微观物理学的原子模型：一个原子核，若干电子。然而，科学家很快发现，玻尔原子模型的系统稳定性并非不证自明。正负电子所产生的相互作用，不完全与引力相互作用相同；虽然作用力与质量(电荷)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但是，负性和排斥力也在发生作用。系统的稳定化(自我控制)引起了一个问题。同时，微观物理学当时正在从一个模型向另一个模型发展。(在微观世界里)它放弃了地球模型，而青睐我们这里将要解释的简谐振子模型。在简谐振子模型中，原子类似于一个振动的弹簧或弦(线性振子)。当原子像弦一样振动时，原子表现为波谱中的静止状态。固定这根弦的两端，这根弦会在占据两端中无限数目的暂时位置。在振荡运动期间，在这个无限数目内，不包括在中间位置，我们可以观察到某些确定的位置。这些静止状态不仅是确定的，而且能够以振子数目为基础确定，所以，这些静止状态是独特的和有限的，虽然振子数目保持无限。这种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关系导致了某种精确的计算(傅立叶级数和傅立叶积分，弗雷德霍姆定理，等等)。这个物理现实来自何方？来自明显的事实，初始冲量——拨动紧绷着的弦——产生了一个双重活动：取代弦的平衡位置，同时，沿着弦传递一个扰动(波)，弦寻求恢复到它的平衡位置。扰动规律必须与恢复到平衡的规律一并考虑。扰动规律与弦端点到平衡位置的距离(频率)相关，而恢复到平衡的规律与弦端点到平衡位置的距离的平方(振幅)相关。地球引力没有这种双重性。地球引力是一个单一的力，引力场仅仅受到与物质质量的惯性相反的单一力的动态影响。所以，简谐振子模型使我们能够表达地球模型所不能表达的事物：双重相互作用(正与负、吸引与排斥)。通过简谐振子模型，我们可以转变我们的思路，努力表达一种真正的复杂场：波谱、过渡、静态、简谐振子、有限与无限之间(连续与不连续之间)可以确定的关系。
这里，我们应该指出，平衡、静止、不变或惯性的概念，都与静态概念不相同。静态从过渡状态中产生，过渡状态有无限的数目，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是明确的。在这个意义上讲，过渡本身就是过渡的，弦的最终位置——和弦的最初位置——确定了运动起点和终点上的平衡。但是，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当一组尺度的两个方面权重相等，它们提供了一种脆弱的平衡，只要往任意一边稍作倾斜，就会永久性地打破那个平衡；力学平衡消失了，因为力学平衡无力自我纠正或自我控制。反之，当弦振动时，弦以一种稳定的方式运动，而且，运动本身产生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形式，当然，静态产生于过渡提供的连续背景；对弦的最初一拨和影响的实际位置，相对小地改变了随后的全部形式和独立因素(简谐振子)。在不是很大振荡的情况下，频率并不取决于运动的初始条件，而是由确定系统本身的性质决定。
玻尔使用他的地球模型论述了他的“稳定性假说”，一个心理过程，在这个心理过程中，稳定性是作为一个问题来掌握的。大约在同一个时期，普朗克(Planck)公布了他的著名假说：振子只能以不可分的和不连续量的方式释放或吸收辐射，用整数(能量粒子：量子、光子)来计算。这个假说还证明了简谐振子模型的效用。我们知道，普朗克假说与玻尔假说相矛盾，但是，这两个假说最终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的假定表明原子(由一个原子核以及围绕它的带负电的电子组成)只能呈现某种相对稳定的稳定结构，当原子从一种稳态向另一种较少能量的稳态过渡时，原子丧失一个量子或以整数计算的许多量子。
从此，双重决定因子(连续的和不连续的、正和负、有限和无限，等等)在微观物理学的物质现实里发挥作用。波动力学和量子力学当时发展了简谐振子模型。光波的传播允许静态、相对稳定、运动轨迹和不连续，简言之，微粒。如果连续波以微粒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微粒本身会成为振动(波动)的一部分。与微粒相关的波中所含的能量，像微粒一样扩散开来。物理的(物质的)力所占据的场和物质都是动态的，这种观念与“波/微粒”的对立、“连续/不连续”的对立联系了起来。
所以，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和作为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都有可能通过对这些发现的解释而得到精彩的辩护，当时的确有许多人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旧的几何学的和力学的连续运动轨迹的物理学、简单场、假定与周围连续体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系的不连续的物体实体都过时了。虽然这种状况十分正确，但是，粗略地估计，这种状况受到它自己的逻辑特征限制。当我们打算掌握客观的、物质的自然及其他的深刻性质，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理论符合辩证法，引入辩证的观念，做辩证的思考。我们不是迫切需要承认或重新确认自然辩证法吗？
然而，事情真有这么简单？我们不是太性急了吧？让我们静下心来做些思考。“连续/不连续”的关系、“波/微粒”的关系如何在微观物理世界里确定下来？假定决定因素是不同的和对立的，被看成相互排斥的，然后，发现了联系。这些发现发生在古典物理学时代的开端：研究视觉现象(光谱、光线、扩散和衍射)，研究振动的弹簧。从那时起，人们不可能继续说，我们可以通过思想和意识，在“没有相互联系”的情况下，把握住概念和对象(被认为是物理现实的场和物体)，对于列宁，对于黑格尔，这种陈旧的看法在本质上是反辩证法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对立面或相反方面之间所发现的统一，改变了它们的关系，这种统一把对立面或相反方面变成了矛盾(辩证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谈论辩证的思维运动，就像我们可以谈论使理论观念和演算技术符合辩证法一样。另外，这些思维运动都与客观现实有联系，即与现实本身的运动有联系；我们正在研究的那些属性，这根振动的弦，这个音叉(校音器)，“存在着”。它们是在我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物质构造出来的部分，它们在我面前存在，它们在我之外存在；当我发明这些正式的用具时，我并没有创造它们的属性，当然，我的发明允许我定义这些用具，在一定程度上演示它们。尤其是，这些属性、简单整数和可数集合、静态和有区别的状态、不能分割的单元和相对稳定性，这些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联系。
通过刚才对自然的辩证运动的描述，我是否可以冒险从“认识论”转到宇宙观和本体论上来呢？据此，我是否就可以提出，认识中的辩证运动具有客观性？如果我这样做了，未免操之过急，会引起那些正统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还没有注意到或已经搁置的一些问题。让物理学发生革命的那些科学家没有辩证思维的认识，他们一方面使用实验方法，另一方面使用严密的形式化方式，推进这场物理学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讲，他们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的。其实，还有一个更严肃的问题。宏观的物质世界可以不服从辩证法吗？自然辩证法可以主导微观物理学吗？微观的物质世界服从辩证法，宏观的物质世界是非辩证的，官方自然哲学的实际结论就是如此，这个结论轻率地把辩证方法和哲学唯物主义系统地混杂在一起。现在，宏观物理学涉及的是我们感觉的世界，对象的和事物的世界，我们社会实践的世界。宏观的物质世界是日常生活的世界。按照这个观点，日常生活的世界真的就是完全稳定的，依靠逻辑且仅仅依靠逻辑控制的，如同经典力学，因而是不受辩证法支配的!
当这种情况发生，关于现实世界的科学只要使用(现实层次间的)对应规律就可以发展了。如果在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对应和类比，我们如何掌握微观世界呢？仅仅参照类比和相似性，认识就可以揭示出差别来。通过赋予“人的世界”一个绝对的和抽象的稳定性，自然辩证法不仅可以让“人的世界”相对稳定，话语和逻辑上高深莫测，而且用来对应不同的层次。
当我们讲自然辩证法”和微观物理，波和微粒层次上的“物质”时，我们究竟指什么？我们是说，存在一种变化、一种物质运动、一个转变过程吗？对于经典力学和运动轨迹来讲，的确如此。我们是说，虽然物质和能量、波和微粒、连续和不连续等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使用的这些术语是有联系的和对立统一的？尽管它们的联系和统一是明显的，但是，那种联系是什么依然不清晰。这些术语是同一的吗？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会在清晰性和逻辑恒等性之间摇摆，这些术语之间绝对同一的不合理性是明确的，这些术语是相互相对的。这些术语是矛盾的，一组矛盾？如果是这样，“系统”的稳定性就难以理解了。稳定性的确总是暂时的，稳定性总有关键时刻。每一个结构的确都会坍塌，都具有坍塌的可能性。这些认识没有否定转变过程中稳定性和(相对的)不变性的一般的和创造性的问题。另外，冲突、矛盾和对抗这类概念意味着，我们需要实际地研究关键时刻和断裂即结构坍塌的时刻，研究“破坏”。
只要一个“系统”处在稳定状态中(表现为静态、恒定和“实体”)，我们就可以谈“辩证法”吗？只要认真，我们就可以讨论处在稳定状态下的“系统”的辩证法。的确，我们并非真的知道拨动弦和弦返回静态之间发生了什么。在一定程度上，除非另有通知，否则使用数学方法不能计算转变和过渡的。同样，弦的确可以突然断掉。我们这里不涉及此种状态。只要我们的研究强调静态、恒定、相对稳定和表达这些状态的数目，我们将会继续处在逻辑层次上，我们会无权超越这个逻辑层次。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耐心地编制辩证的概念，避免创造一个哲学的本体论：自然“本身的”辩证法。如果真去那么做，我们就会放弃我们的模型，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概念转变成判断，把从模型中推演出来的相对真理变成绝对真理。比起与“存在的”或“本体论的”连续性的联系，稳定性(而且，稳定性几乎就是一个悖论)更多地与非连续性相联系。这里，辩证思维包括对稳定性和结构的研究以及对转变过程的研究，对稳定性和结构的研究不忽略转变过程，而对转变过程的研究不忽略稳定性。简言之，在不忽略转变过程的前提下把握结构，转变过程破坏着结构，而转变过程又存在于结构本身。这样，我们对自然辩证法问题的回答本身就是辩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回答不是“肯定”或“否定”，而是“肯定”和“否定”(也许肯定，也许否定!)。直到我们穷竭了关于自然辩证法的问题，我们会推出简谐振子模型，我们会拒绝使用哲学去超越这个模型。
当代物理学的成就已经推动了逻辑提升和概念的辩证化，这样，就导致了把辩证逻辑整合成一个思维层次。[3]由于数学和物理学思维已经逐步实现了逻辑的辩证化，所以，数学和物理学思维的逻辑形式化变得更为深刻。但是(除非我们使用一个我们必须宣布的哲学假设，这个哲学假设超出了认识的内容和形式)，我们无权通过判定一种我们思维可以直接掌握的自然辩证法，直接到达绝对。有关反映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承认自然辩证法，而且提出，因为我们的思维“反映”自然辩证法，所以我们的思维就可以完全掌握自然辩证法和穷竭自然辩证法。
起源于微观物理学的互补性概念与其他概念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真的要赋予互补性概念特殊意义的话，我们会把互补性当成哲学来构造；我们很快就会用非决定论的形而上学取代旧的决定论的哲学。互补性概念会掩盖简谐振子模型，让我们不再去寻找包含在简谐振子模型中我们不了解的因子，对于这些因子而言，简谐振子模型是一个指示器(尤其对于过渡中初始扰动和静态之间所发生的事物而言)。这样，互补性概念与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矛盾、对立这些概念同等重要。互补性没有考虑稳定性的形成(结构化)，或者说，没有考虑过渡、断裂或临界点。然而，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到“双重”属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相互作用中的相对稳定性、结构或形式，所以，我们不能忽略差异、对立、极性、对立和行动的相互关系这些概念，更不能忽略互补性概念。在思维层次和现实层次之间极端混淆的情况下，当代哲学家相信了互补性的辩证法，同时，确定了互补性概念与辩证思维不兼容。对于这个错综复杂的混淆，哲学家试图从辩证法中排除稳定性[4]，然后，使用某种奇迹，从对立的矛盾中推论稳定性。
“存在辩证的运动和过程，存在建立在严密逻辑基础上的稳定性。”——当我们谈到物质的自然时，我们会这样说吗？无论这个判断如何谨慎，我们还是不能完全满意。我们怎么能够把逻辑与辩证法分开呢？
“存在适用于辩证法的世界、适用于转变过程的世界、适用于稳定性和逻辑的世界。相类似，自然是一个存在的世界，历史或意识是另外一个世界；辩证法可能在自然中发挥着作用，至少就界和种而言，辩证法的确在自然中发挥着作用，但是，异化不能在自然中发挥作用。在历史中，意识和实践、特殊的辩证法和异化，都能发挥作用。”
——如果这样讲了，我们真能够在不同世界的本体之间做出区分吗？我们如何把这些世界或世界的本体相互关联起来？整体性的观念坍塌了。然而，整体性是我们的研究背后的思想之源，最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努力成为系统的。
与物体、事物、行动、事件和相对稳定性的存在相对应，世界本体的背景(或如有人会说的，世界本体的背景噪音)会是连续吗？这不过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思想。只有在科学幻想的时空里，才会有绝对的“连续”，这种时空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接近的，作为一个讨论对象出现。从科学幻想中获得形象的哲学家大有人在，但是，他们并不真正知道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最后，“非辩证法情境对辩证法是绝对必要的，既是辩证法的背景，也是辩证法的基础。当非辩证法情境是现在，那么，辩证法就与自己发生了矛盾。辩证法假设了稳定以征服和摧毁辩证法”——我们可以这样讲吗？这就回到了黑格尔，甚至回到了费希特(Fichte)。[5]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从方法论过渡到本体论是极端困难的。然而，可靠的来源——社会实践、语言——告诉我们，认识和方法对应于“某种事物”。随后，认识史显示了这个“某种事物”。没有任何一种原理可以让我们事先表达“某种事物”。在这些情况下，只有一种方式，而且仅仅有一种方式：放弃系统(暂时的，不过可能是相当长的时期)，放弃宇宙的综合画面，放弃本体论——确认不要回到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或简化的逻辑主义。
我们不去探索“存在”，但是，我们必须探索什么是可能(而且，这个探索包括对空间的探索，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改造)。“存在”不会通过什么是可能而在什么是可能之中揭示自己，作为对自己的历史性认识吗？这不是所谓整体实践观所意味的吗？从这个角度看，经典本体论会犯下一个严重错误，即指望通过过去和通过所实现的、实际上有的，以形而上学的循环和新的开端或永恒的返回，复苏、回忆，在行动之后到达“存在”。经典本体论试图使用思想，而且基本上是通过思想和现实的分裂，约减实际的双重决定因素。经典本体论最终陷入了一个悖论：它必须或承认神的造物，或赋予事物一个已经包括意识和精神的性质或属性。这两种确认现在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有什么权利，把那些在我们有限世界里、在地球人类发展的短暂瞬间里才有意义的性质和属性赋予无限的宇宙呢？
本体论精疲力竭了。让我们使用什么是可能的探索和认识发展，发现替代本体论的思维模式。让我们发展一种形而上学。也就是说，让我们小心翼翼地在现实和思想层次之间做出区分，注意不要把连接在一起的无论什么东西合并起来，不要把无论什么表现出有区别的东西分离开来。
穿过这个所谓哲学问题的迷宫的弯路(简短又冗长)，会令我们偏离我们的主题——日常生活吗？不会，它倒是让我们能够形成一系列的命题。
第一，我能一定不要忽略了日常生活的不变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但是，一定不要崇拜日常生活的不变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日常生活本身并没有常常影响日常生活的黏滞的一致性，日常生活本身也没有转瞬即逝、变幻莫测的变动，即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一种必然结果。稳定性仅仅在表面上为确定，我们必须避免把这种稳定性与“现实”、“存在”、“实在”或“人性”混为一谈。一旦我们深入一种稳定性中，这种稳定性的限度就会在各方面显现。我们可能认为，稳定性是紧凑的和可以忍受的。认识中固有的批判性思想会消除这种错觉。
第二，长期以来，太阳—地球模型一直被认为具有普适性，这种模型至今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影响力。太阳—地球模型真的支持了家庭和国家层次结构的表达吗？任何一种物理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帮助我们，就我们对平常人的研究看，我们选择了简谐振子模型。我们不仅试图对日常生活做一种频谱分析，我们还探索了一组短暂的和深刻的现象：过渡和转变中出现的稳定性和周期性。形式和结构，或静态，都是在转瞬即逝状态的背景下出现和发育的。现实的和可能的以能够理解的方式结合起来。静态可以向无限延伸——向无形式方向延伸。无论转瞬即逝和过渡接受的形式和结构是什么，它们都在去形式或改变结构，但是，并不消灭形式和结构。在这些关系和联系中，我们还有许多未知的或始料不及的，当然，这些关系和联系总是确定的，而且具有任何一种清晰程度。当我们使用简谐振子模型时，我们会常常在协调分析中使用“构成成分”和“粒子”这类术语，而不使用“元素”这个术语，后者为常规分析使用。但是，我们不会使用这些术语掩盖“不和谐”和冲突。
第三，我们说：“在自然、历史、社会和认识中，存在许多辩证运动，每一种辩证运动都是独特的。”用物理学微小运动和振动叠加原理来讲，我们可以说：“在社会意识中，有不计其数的辩证思维，甚至多过海上的波浪。”我们不会说“辩证法要……辩证法做……”，我们仅仅使用“辩证的”这个词汇，即作为一个形容词，而不作为名词。另外，我们会了解到，思维(或在思想里)的辩证运动不会与自然、历史或思维本身的辩证运动绝对一致。最后这个命题似乎是矛盾的，然而，这个命题意味着思维绝不能穷竭一个概念或一种思想的内容，这个命题意味着所有运动之间都有一种辩证关系。如果思维的辩证运动与自然、历史或思维本身的辩证运动真是一致的——对反映的庸俗表达所假设或暗示的那种一致，那么，这种一致会用一种思想或一种概念穷竭所有的客观的辩证运动，而且穷竭人类的思想，穷竭人类的实践。两种辩证运动的一致性是一种观念，不过是一种观念而已，指向一个无穷的收敛，后者有必要假设，但不可能达到。然而，如果思维的辩证运动与自然、历史或思维本身的辩证运动不是绝对一致的(即客观运动和主观的思维运动之间的一致性)，也不会有相互的外在性。辩证思维部分地(零碎地，以近似的和假设的命题)以思维自己特有的方式(认识方式——认识过程和认识史——通过特殊的认识矛盾，与社会、历史或自然的矛盾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这些矛盾以其他方式得到解决)，把握客观运动。一种辩证运动绝不会在语言中完全地发生，这就是结果。论述绝不会不折不扣地表达一种辩证运动。全面论述的观念不会是一种指向这个限度、指向无限的观念吗？在可以“谈”一种辩证运动之前，论述必须做出若干贴近的努力，甚至在若干次贴近一种辩证运动之后，“谈”一种辩证运动也绝不是穷竭的。对实践的语言表达和使用(日常的或复杂的)概念同样不能不折不扣地承担起“谈”一种辩证运动的任务。简言之，如同概念，语言必须使用思想和知识才能实际上让语言本身成为辩证的。语言是一个作品，一个社会的作品。
论述不是日常生活的本质特征，却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逻辑控制着论述(虽然在日常生活中，论述没有实现逻辑思维可以从逻辑那里得到的严格的形式)。“对象的世界”、对稳定性的关切、有效的稳定性、需要用肯定或否定回答的问题，均在控制着论述。辩证运动在连贯论述中的空白和间断上呈现。这种空白和间断，或者说，论述中的漏洞，有时产生不合理的模糊状态或无形(“语言外的”层次)，有时产生更深运动的侵入(“超语言的”层次)。这样，我们既不把辩证运动定义为不连贯的，也不把它定义为更连贯的(论述之上的论述，或全面论述)。辩证思维常常从文字游戏开始(包括最著名的文字游戏之一，扬弃，既消除又开创，以此来替代)。辩证思维一定以某种方式推进论述，甚至攻击论述，迫使论述说出语言不会放到词汇里的东西，甚至说出语言掩盖的东西。当黑格尔把一般辩证运动带给语言时，他建立了某种独特的辩证运动，但是，他没有穷竭辩证运动，他也没有让论述是绝对和确定地辩证的。
我们需要注意，逻各斯(逻辑、论述、日常生活)和辩证思维之间一种连续不断的辩证运动。提升或把实践的一种特殊方面(和日常生活本身)带给语言，把它变成语言，是思维的一个基本任务。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甚至是一个革命行动。为了发展理论，谈论行动、事件和对象——把它们变成语言——是理解行动、事件和对象的唯一方式。然而，语言和论述都不是自足的，总是不完全的。当代思想赋予逻各斯的哲学特权告诉了我们许多哲学困境：哲学与其说是一个固若金汤的堡垒，不如说是一个避难营地。人们把经验的一个层次和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等于整体。认识的对象或这个对象在思维中的反映都没有受到怀疑：认识对象与这个对象在思维中的反映是一致的，或者几乎是一致的。这就意味着一个假设：部分适合于整体。但是，这个意味被忽略了。它的错误如此明显，所以，语言的深刻社会危机，表达和“表达的世界”，与投入词汇中的哲学的和几乎本体论的权利同时到来。通过摧毁部分适合于整体的假设，实践本身仿佛正在否定部分适合于整体!语言和论述要有效，要为紧张和协调的工作所替代，这种替代在所有方面、所有方向上：向着日常生活和向着诗歌，向着逻辑严密和向着辩证的，向着“外”层次和向着“上”层次。
所以，辩证思维意味着一种永久的批判，对推论，对逻辑，对它们的范畴的自我批判。让我们重申我们已经反复说过多次的一件事。辩证的矛盾非常不同于逻辑矛盾(或荒谬)。辩证的矛盾是较高思维层次上的推理。一旦辩证的矛盾被抓住，辩证的矛盾会发现它自己既是事实，也是概念。虽然辩证的矛盾是不可穷尽的，但是，辩证的矛盾不是非理性的、反理性的或超理性的。辩证的矛盾在概念平面发展，在一个反复的过程中，呈现辩证的概念。这样，辩证思维对于所有科学以及实践认识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辩证思维是先验的。辩证思维避开了经验主义，也避开了理性主义。批判(否定)对辩证思维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虽然语言和论述都是日常生活事物，但是，我们需要努力推动它们表达日常生活。语言和论述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把日常生活变成文字。经历了平淡乏味还不足以告诉我们平淡乏味实际上是什么。关于日常生活的思想一般限于关于日常论述(语言)的思想。所以，关于日常生活的思想趋向一种简单的(单词、短语或其他符号系统的)含义，趋向一种日常生活的逻辑，或趋向一种对琐碎无奇事物的描述，与此相反，思考日常生活的目标应该是发现某些隐藏起来的运动：需要/*、个人的/公共的、自然的/人工的、严肃的/轻浮的、工作/工作之余、异化/去异化，等等。随着它们特殊的运动，它们的特殊矛盾和它们的相互作用，日常生活深处的那些和谐与不和谐，都会慢慢地和艰难地呈现。
第四，因为我们没有把辩证的矛盾、逻辑的一致性、对立或互补投射到存在上，投射到自然或绝对上，所以，我们可以辨别矛盾的类别。这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努力去做的分类工作，区别矛盾和对抗(这种区分的目的是，理性地与实践联系起来，然而，这种区分事实上是直接来自政治经验的)。
让我们把这种矛盾分类再向前推进一步。首先，我们辨别出一个矛盾的初始类型，这个分类里的矛盾是在概念和表达中找到的那种矛盾，它们基本上可以通过意识得到解决。更替一般是在社会意识的形式或结构中展开的。这种更替一般改变了表达或概念。或者依靠一种推动力(给语言传递某些东西),或者依靠一种创造力(发明词汇、形象或象征),更替在语言中、通过语言发生，但是，这种更替并不意味着完全与实践活动分离。简单地讲，这种词汇、符号和形象的创造，思想观念和表达的发明，都有它的效果份额，带着解释那些完成的事实的目的，并非纯粹和简单地“反映”那些完成的事实。这种词汇、符号和形象的创造，思想观念和表达的发明，创造了某种东西：整体内的一个单元。因为在思维中，通过思维的努力，可以解决观念之间的矛盾，所以，这种努力本身就是行动。一旦思维解决了一个作品中表达之间的冲突，那么，思维就创造了一个统一。在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文化、哲学或美学的成果都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产品，这种社会产品十分不同于物质产品。这种社会产品不是简单地反映或表达矛盾，它“通过观念”或以命题和通过命题，即一个统一的假说，更替和解决矛盾。当这个命题带来新的冲突时，在历史过程中，我们仅仅注意到这个新的冲突。这个成果自身是一个单元和一个整体，而且，它还创造一个单元和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一个特殊单元成为现实。这个成果的内容是可以无限分析下去的，所以，它的内容是不可穷尽的。这个成果包含了无限和有限的(暂时的)统一。
我们需要区分第一种类型的思维矛盾和思想(知识)单独无法解决的现实矛盾，当然，这些仅仅依靠思想(知识)无法解决的矛盾明显有可能通过创造性实践活动而得到解决。相关方面看到了从转变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让他们看到了可能改变这些问题的行动。他们通过让这些问题实际起来，通过建立一个较高的单元，解决这个冲突。然后，他们必须把握住需要被更替的深刻的辩证思维：契机和结构，造成问题的情境和客观存在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思想的或文化的成果，或没有任何哲学的、美学的或伦理学的成果，可以提供甚至提出一个解决方案。[6]
我们已经提出的差别与对抗和矛盾之间的理论的(方法论的)差别不完全相同，对抗和矛盾之间的理论的(方法论的)差别的确是思维表达(思想观念、符号、概念)之间的冲突问题。另外，没有任何一种表达可以保持纯粹地“表示的”，所有的思维都是在现实(实际的)世界中表达出来的。这些冲突推动了成果的创造(生产),在一个成果中暂时得到解决。在“现实”生活中，每一种成果都或多或少地从根本上被转化到了生活方式中和行动中。
我们已经提出来的差别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政治的(实践的)差别不同。思想(知识)单独无法解决的那些矛盾与革命的情境相对应，的确如此。人们不再可以像以前那样生活了。他们不再使用表达解决他们的冲突。所以，问题不再是在一种(美学的、哲学的或道德的)作品中解释“世界”的问题，即解释人类和自然现实的问题，而是变革“世界”的问题。所以，这种变革必须在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的背景下，在实践中，通过实践来实现。然而，作为这种情境的结果，变革未必一定革命化生活方式。如果这种变革可以影响“现实”生活——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那么，这种变革也能在著述中，在表达的简单改变中，表达变革自己。
最后，还有一类矛盾，它们是当前无法解决的矛盾，即革命甚至也表现出没有可能解决的那些矛盾。然而，我们不能说，这种状况会永远存在下去。马克思说人类仅仅给它自己提出它可以解决的那些问题，好像每一个问题都已经蕴含了解决办法(可能性)。但是，这个说法太乐观了。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则说，“人类只给它自己提出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个判断是站不住脚的。最深刻的矛盾都是顽固的，它们引起的问题只在长期意义上讲有可能得到解决。把我们的思想用于实践，我们可以区分开，哪些立即有可能解决，哪些长期才有可能得到解决(不过，现在不可能),我们还可以在可能的不可能和绝对的(事实上不能想象)不可能之间做出区分。一位艺术家或哲学家努力在“观念”平面上表达和解决矛盾，个人在社会实践中努力阐述和解决他们的问题，二者之间存在深刻的相似性。在第一种情况下，艺术家或哲学家的创造性意识活动产生了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去掉了与某种现存矛盾相联系的异化，但是，这个作品产生了另一种特殊的异化(可能是思想观念的、哲学的或艺术的，等等)。这个作品是一个产品，当然，并非所有的产品都是作品。在第二种情况下，活动实现了个人的可能性。一开始，这些可能性是模糊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人在一个一般的有限选择系列里让这些可能性转变成现实的；他成为他过去的他，他生产所谓的他，他是所谓的他。他的日常生活就是一个创造性的成果。他的日常生活远非一个自由的和意识的作品。他的日常生活有时透露，这种创造性的努力在焦虑或精神病中病态地结束。因此，病态是一个人的创造性的作品，它详尽、系统、一贯和平常，它很糟糕地解决了这个人意识上的内在矛盾(但是，没有反映这个人所属阶级或时代共享的心理的或社会的、极其客观的外部条件)。病态是创造性的一个有生命的成果：一个个人产品，对什么可能和什么不可能之间的冲突的一个糟糕的解决。病态去掉了与最初的冲突状况相关的异化，但是，这个在精神上异化了的个人陷入了一个更深的异化之中，这基于这一事实，即他想象他的初始的矛盾已经通过创造性的工作——谵妄、病态本身——而得到了解决。
矛盾分类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有关否定性的分类。在第一种情况下，否定性攻击表达；在第二种情况下，否定性侵蚀情境；在第三种情况下，否定性挑战和解体存在的整体性。黑格尔主义意义明确的和一般的否定性(本体论)——当代的存在主义是黑格尔主义淡化的版本——不能满足我们，这种否定性不能用来做具体分析(也许除开阐述分析问题本身，正如我们所知，阐述分析问题本身意味着一般的否定性，如果不谨慎地使用否定性，否定会隔断、解除和孤立本来相互联系的事物，把差异推至分离的程度，把相似推至合并的程度)。超出一定的限度，否定就会成为一种偶像，一种虚无的版本；激进的批判变成了过度批判，虚无主义被看作一种真理，没有哪种真理具有合法性。像辩证的运动一样，否定性或否定总是表现为特殊的和专门的：有时作为一种缺失和一种空白，有时作为一种(想到的或没有想到的)不存在，有时作为一种分解或一个分解点。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看到否定性在运转：挑战、扰动、瓦解。
我们应该把任何一种“功能”归咎于否定性吗？只有一堆保留。例如，某些思想家认为，恐怖活动具有社会学“功能”，即推动大众进入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行动中的功能。在政治和历史行动中，恐怖活动可以被看成否定的化身。另外，现在，我们与马克思和列宁一致，当大众真正地进入政治生活，他们对暴力和恐怖活动的需要会减少，甚至消除，大众青睐实际的民主化。
无论如何，特殊的否定性和替代的观念极大地否定了一种特别顽固的拜物教，我们会不停地批判这种拜物教，即对“实在”和“肯定”的崇拜。为了表达出否定性全部的深刻含义，我们将使用我们以前已经使用过的精确概念：可能性的概念(同样特殊和具体)。一个塞满了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世界，一个纯否定性和虚无主义的空白的世界，我们处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我们的目标是，发现一个开放的世界，什么是可能的世界。我们没有把可能的世界与不确定性混淆在一起，当然，可能的世界的确是偶然的和随机性的世界。
注 释
[1]萨特之前有关“做和正在做中的做本身”的观念，现在成了被广泛认可的实践形式。
[2]最近的一个例子：信息论起源于通信和使用一般的传统代码传递电报信息。齐普夫定律是由埃斯图在齐普夫以前很久就发现了的定律，当时他正在研究速记。这些重要理论仅仅因为广播，归根结底，因为电视，才得以发展。
[3]同时，在存在定理出现时，数学家引进了对偶属性，证明了对偶定理。数学中的对偶与物理学中对偶概念的影响分不开。(参见Licherowicz,Algèbre et analyse Linéaires,关于矩阵特征值的集合、矩阵逆特征值的集合，等等。)
[4]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对于萨特来讲，稳定(“实践—惰性”)是反辩证法的。对于卢帕什科(Stéphane Lupasco)的“矛盾逻辑”来讲，逻辑层次和矛盾层次超出了辩证逻辑，合并了起来。正是矛盾产生稳定。
[5]这或多或少就是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的态度。
[6]黑格尔提出过一种渐变，通过对立面、对立、内部矛盾和自相矛盾的途径，从有别、不同到非此即彼(对立)。显然，这两种矛盾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这两种矛盾之间的差距正是黑格尔所说的有别。在“纽伦堡教程”中，我们看到了黑格尔实际观察到而后转变成一般规律的一种发展。在《大逻辑》(本质论)中，这种发展是反映的结果，发展了辩证运动的观念。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也没有给黑格尔思想做很多补充。
转自实践与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