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234年“端平入洛”失败以来，至1279年崖山之变，南宋与蒙古之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三次决战。这一系列战争或许是冷兵器时代最后的高峰，也严重影响了此后数百年世界历史的进程。
南宋发动“端平入洛”时，蒙古早已决意南侵，但在此之前也派王檝出使南宋，不过按照蒙古以和谈误导金国的前科来看，其目的应当是以和谈误导南宋，使之放松戒备。此前的丁亥之变，蒙古也是边出使边打，已经很难让人相信了，魏了翁、真德秀、李鸣复等大臣都明确指出王檝奸诈且蒙古方面毫无诚意，南宋也应当继续备战以防蒙古入侵。
端平二年（1235年）秋，做好准备的三十余万蒙古大军兵分两路发动进攻。西路军由阔端（窝阔台二子）领军，直取四川；东路军由曲出（窝阔台三子）领军，主攻荆襄，宗王口温不花率偏师攻击两淮。
一开始，南宋方面战事颇为不利，这跟“端平入洛”不无关系。
由于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拒绝出兵配合，与主导此事的宰相郑清之结下了梁子。后来秦巩豪族、金国旧臣汪世显数次请求归宋，赵彦呐也多次上报朝廷，却不料怀恨在心的郑清之拒绝批复，导致汪世显无处可去，阔端一来便带兵五万投降了。
吴曦之乱前，兴州（平乱后改名沔州）有兵七万可用于*，叛乱之后只剩两万兵马，所以四川的兵力长期不足，汪世显如果归降将会是重要助力，但南宋朝廷的内斗使得汪世显带大军投靠蒙古，此消彼长之下，开战前，南宋的四川战线就已经处于极大的劣势。
吴曦之乱后，汪世显的兵力在川陕地界举足轻重
于是，权利州驻扎御前兵马都统制曹友闻不得不以四川仅有的两万*部队面对蒙军十三万兵力，只不过曹友闻指挥得当，连续八次击败蒙军，并一度将其击退，但却无法全歼。
端平三年（1236年）秋，蒙军再次入侵，曹友闻屯兵仙人关，准备待蒙军深入之后发动奇袭，并有曹万、王宜与之呼应，是为必胜之局。不料赵彦呐却强令曹友闻在大安军迎击蒙军，导致曹友闻全军覆没，而四川再也没有可战之兵，蒙军四处抄略、纵火，有说法造成上千万百姓死亡，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令人发指的暴行之一。
由此也可看出，南宋并非军事实力不行，主要问题还是出在政治层面。在曹友闻阵亡之前，赵彦呐还以同样的方式害死了高稼。而此前的数任四川制置使大多也不合格。
自崔与之卸任之后，先有郑损错误决策导致“丁亥之变”，南宋自吴玠以来经营百余年的“三关五州”防线被付之一炬；后有桂如渊玩忽职守导致“辛卯之变”，让拖雷成功“借路”，加速了金国的灭亡，也不符合南宋的利益；而赵彦呐更是先对抗中央又胡乱插手军事指挥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同年二月，襄阳北军叛乱，被蒙古东路军趁机攻占，京湖地区门户大开，蒙军相继攻陷随州、荆门军、郢州，进逼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值此危难之际，宋理宗根据大家推举，急调孟珙驰援。孟珙也不负众望，防守严密使得蒙军无机可乘。十月，曲出死在军中，东路军只能撤退。
此时腾出手来的京湖军已经可以支援四川，与还未陷落的金州都统司夹击蒙古西路军，加上金州都统司的存在威胁到了蒙军后路，西路军也不得不撤退，只留下汪世显部继续攻掠。嘉熙二年（1238年），宋军收复襄樊。
与此同时，攻击两淮的东路军则是损失惨重，不仅没有攻下一个军事重镇，反而先于嘉熙元年（1237年）受挫于杜杲把守的安丰，又遭吕文德、余玠、赵东、夏皋等多路宋军夹击，阵亡一万七千余人；同年又顿兵黄州，被孟珙痛击；次年又大败于杜杲把守的庐州，阵亡两万六千余人，最终只能无功而返。
虽然南宋方面获得最终的胜利，但川西诸州被毁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原本四川大致收支平衡，战后川西残破，失去了大部分税收，川东防务又给中央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以至于朝廷在是否放弃川东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而余玠、吕文德等年轻将领经受了战争的考验，成长为南宋军队的中流砥柱，也算是南宋方面的收获了。
此后，宋蒙双方小规模冲突不断，一直持续到下一次大规模战争。
嘉熙四年（1140年），京湖制置使孟珙兼任四川宣抚使，不仅理顺了四川的军政事务，又多次击退蒙军，为继任者余玠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余玠上任后则发展出山城防御体系，稳固了防守，并于淳祐十年（1250年）冬尝试了一次北伐，可惜未能攻下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功败垂成。
淳祐十一年（1251年）四月，京湖制置使李曾伯以荆鄂副都统制高达为主帅，率两万余人再次收复襄樊，并加以经略，基本恢复到战前“城高池深、兵精粮足”的状态。
再战：蒙古“斡腹之谋”，南宋早有准备
淳祐十一年（1251年）六月，蒙哥继任汗位，开始调整对宋作战方略。一方面在宋蒙边境屯田、筑堡，为大规模、长期的战争做准备；另一方面为避免再次在两淮地区遭受挫折，于是汲取“借路”故智，命忽必烈、兀良合台攻打大理，试图沿广西、湖南深入南宋内部，实施夹击南宋的“斡腹之谋”。
南宋方面则出动军队攻袭，阻挠蒙古筑城，同时也加强在边境筑城。同时，南宋也根据蒙古对吐蕃、大理的军事行动推测出蒙古可能选择绕路夹攻，于是李曾伯自荐前往广西整饬军备，并带上了骁将刘雄飞。另外，播州土司杨文更是配合宋军，翻越雪山，在吐蕃境内击败蒙军，尽可能破坏蒙古的“斡腹之谋”。
宝祐三年（1255年）秋，兀良合台自云南攻入四川，与另外两路蒙军会师于合州，意图拔除钓鱼城，失利后撤退。
宝祐五年（1257年）春，蒙哥正式发动战争。一方面蒙哥以绝对优势兵力攻击四川并围困钓鱼城，成功调动吕文德前来进行主力决战。另一方面，塔察儿率东路军攻击襄樊，久攻不下只能撤退，于是蒙哥改任忽必烈为东路军统帅。忽必烈选择绕过襄樊，以鄂州（今湖北武汉）为主要攻击目标，并与兀良合台约定会师潭州（今湖南长沙）。
虽然李曾伯挫败口温不花，然而蒙军选择绕过襄樊并直逼潭州，潭州守将向士璧则率军坚守，使得兀良合台顿兵月余。此时守卫鄂州的只有枢密使贾似道以及数万老弱残兵，局面岌岌可危。然而贾似道坚决抵抗、指挥得当，抵挡了蒙军多次进攻，以阵亡一万三千人的代价守住了鄂州数月之久。
开庆元年（1259年）夏，蒙军顿兵日久，军中疫病流行，蒙哥也死于军中（一说死于宋军砲石），西路军不得不撤退，吕文德、马光祖等也得以回援鄂州。此时局面对于忽必烈极为不利，也只好撤军。
不朽的钓鱼城
战后，贾似道以“再造王室”之功升任少傅、右丞相，开启了南宋权臣生涯，也为南宋灭亡埋下了伏笔。
三战：蒙古战略得当，南宋诸公私心误国前两次战争对南宋经济、财政破坏极大，为解决财政危机，贾似道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最终效果来看，改革从民间弄来不少钱，暂时解决了财政收入和军粮短缺的问题。
然而，贾似道也借改革之机清除异己。此次改革有一项重要措施叫做“打算法”，即对财政支出进行严格审计，并追缴不合法的支出。于是，跟贾似道不和的曹世雄、向士璧、印应飞、李曾伯、高达、王坚（钓鱼城守将）都因此遭受重大打击，有的甚至丢了性命。
与此同时，四川制置使俞兴也想利用“打算法”整死与其不和的知泸州兼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刘整多次求饶无果后投降了蒙古，俞兴攻打泸州失利让刘整死里逃生，虽然吕文德后来收复潼川路，但刘整已被蒙古人接走。
咸淳三年（1267年）十一月，刘整进言灭宋之计，忽必烈听取之后决定主攻襄樊。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刘整与阿术一同督师围困襄阳，拉开了第三次宋蒙战争的序幕。
刘整建议主攻襄樊，切断宋朝东西联系，是元军灭宋的关键
此后蒙古不断增兵围困并扫荡周边，南宋也多次派兵救援、试图解围。一开始蒙古兵力不算多的时候，南宋方面派鄂州都统制高达前往解围，而襄阳守将吕文焕因为与高达不和，不愿意让高达前来，便虚报大捷让朝廷打消派遣高达的想法，也因此错过了最佳解围时机。
随着蒙古兵力逐渐增加，解围已经不是一两个都统司可以解决的问题了，这时候最需要朝廷派重臣督师江上、协调诸军，当时也唯有平章军国重事贾似道是合适人选。然而贾似道却不愿前往，一旦去了前线，得罪太多人的贾似道会立刻被台谏弹劾，而当年他也是这样扳倒前任宰相吴潜的，自然害怕别人有样学样。
贾似道
于是，南宋先后发动十三次无组织的救援行动只有三次成功支援了襄樊，却没有一次打破蒙军的包围圈。咸淳六年（1273年）正月，樊城失守，很快，突围无望的吕文焕选择了开城投降。
吕文焕投降后又一路招降故旧，可谓是汉奸做到底，极大破坏了南宋的国防，加速了南宋的灭亡。可以说，自吕文焕投降那一刻起，南宋基本注定灭亡了。而等到时势逼得贾似道被迫率大军出战时，人心已散，所以丁家洲之战宋军空有精兵良将，却一触即溃。
可以说，南宋更多是亡于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