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牢里关押的犯人哪儿去了，除了*人盗抢、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重犯，自然是放了！
可以说，革命党人在清末民初之际被关押在大牢里的很少，地方官员也不愿意得罪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此时的大清，在纸面上，早已进入法治时代。有说长期从事反清大计的政治犯占了大便宜，错，刺*摄政王的汪精卫算不算政治犯？他没等到袁大总统发布大赦令，早在1911年10月就被释放出狱，汪精卫不必感念袁世凯的情分，他只需要感谢肃亲王善耆。当时清廷因滦州兵谏事件下了罪己诏，并宣布解除了党禁，同时宣布特赦国事犯（政治犯），善耆也是趁着这个机会释放的汪精卫，同时释放的满清的满满善意。
革命党人没沾光，屠*革命党人的旧官僚反倒捞到了好处，如“民国第一案”中，江苏山阳县令姚荣泽在新旧时代交接之际，组织*害了当地革命党头领一案，陈其美代表的革命党人主张速*姚，“司法独立”下的伍廷芳主张依法审理，关键时刻，袁世凯的大赦令和了一把稀泥。
清政府认为有道理，于是任用沈家本、伍廷芳负责修法，沈家本等人呕心沥血数载，先是创制了过渡版本的《大清现行刑律》，于1910年5月15日颁行，后来又创制《大清新刑律》，于1911年1月25日颁行。晚清时节，曾经有一个巨大的虚拟蛋糕摆在了统治者的面前，这个蛋糕就是废除外国领事司法裁判权，曾几何时，这个权力被认为是丧权辱国的半殖民地社会的写照，后来英美等国却郑重其事的向清政府提出：领事司法裁判权完全可以废除，我们早就不想要了！我们也很累好不好！
当初我们为什么要设置领事司法裁判权，很简单，你们的法律太扯淡！我们过来贸易、生活，总不能动不动还冒着被你们大清法律什么什么株连九族、什么什么凌迟处死这些风险，瞎胡闹！所以我们才要求有独立的司法裁判权，假如你们的法律能与国际接轨，我们完全可以放弃，这样还节约我们的成本，还彰显你们的对外开放！
《大清新刑律》很大一部分借鉴了西洋和日本法律，确定了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原则，理论上说来，“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律代替了圣裁；旗汉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缓刑、假释等新概念也在相关法案中得以体现。
《大清新刑律》中关于刑罚的规定，与今世几乎无太大差异，它也是由主刑和从刑组成：主刑包括死刑(只留下绞刑一种)、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包括剥夺公权和没收两种。
有了刑罚的规定做基础，1910年，在日本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主导下，正式的监狱法规《大清监狱律草案》也随之出炉，古老残暴的旧式大牢和肉刑、流放等方式被废除，武昌、奉天、京师等城市纷纷创建了新式监狱，像京师监狱中，工场、图书阅览室、接见室、运动场、医务室、淋浴室等设施十分健全。
不仅犯人要通过“习艺”做工、靠双手劳动吃饭，让他们懂得自食其力的道理，在清末，各地针对混混、游民也专门推出了“拘置浮浪贫乏者”的游民习艺所，把大家半强迫的聚集起来做工，进行劳动改造，不让他们继续在社会上游荡，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不稳定因素，这种“游民习艺所”的性质与后世的劳教机构似乎也颇为接近。
清末兴建的京师模范监狱
大清被推翻时，虽然这些律法有的刚刚推出，有的还没有来得及颁行，实际上并没有全面推广，但从袁世凯宣布“沿用前清法例”这一举措来看，本身也说明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的先进合理性。清末湖北省模范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