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左宗棠不和，这似乎已成定论。
想当年，左宗棠半路出家，以一个幕僚的身份在曾国藩大营做事。但是，左宗棠对曾国藩是不服气的，“才具稍欠开展”，这6个字的评价，奠定了左宗棠对曾国藩一生轻视的基础。后来左宗棠又屡次在给好朋友胡林翼的信中恶评曾国藩，“乡曲气太重”“才亦太缺”“于兵事终鲜悟处”，几乎将曾国藩说得一无是处。
1864年，曾国藩、曾国荃统领的湘军，一举攻破洪秀全占据了11年之久的天京（今南京），宣告了太平天国的覆灭。曾国藩在朝野的声望，臻于顶峰，无人敢轻易冒犯。可左宗棠敢。针对曾国藩“幼天王已死于乱军之中”的说法，左宗棠奏报朝廷，称幼天王早已逃出天京。这种针锋相对的说法，让曾国藩恨之入骨。
至此，曾国藩与左宗棠的矛盾公开化了，成为清朝官场一个公开的秘密。曾国藩幕僚薛福成就说：“左文襄公（左宗棠）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曾国藩）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连书信都不通了，可见已经割袍断义，大有老死不相往来之意。
1872年，曾国藩病逝，享年62岁。在清朝，官员逝世，同僚都会赠送挽联。虽然绝大多数人都会出于“死者为大”的心理，尽量将挽联写得漂亮，但不免有极个别人趁机予以羞辱。曾国藩的家人知道左宗棠性格刚烈，很担心他利用这个机会对曾国藩进行恶评。作为曾国藩的家人，又不得不将所有的挽联展示出来，这样一来，该有多尴尬？
左宗棠当时正在陕甘前线，不能亲自亲来。过了一段日子，他的挽联，终于送到了。曾国藩家人忐忑不安地打开一看，放心了。
左宗棠的挽联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上联说左宗棠自愧自己在“谋国之忠”和“知人之明”两方面都不如曾国藩，下联说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已达到“同心若金”的地步，批评对方的错误就像扔石头一样。
曾国藩生前曾经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因此，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安排儿子做官，两个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都在乡下耕种。曾国藩一又生以清廉自居，当官不受贿，不贪污。及至身后，只剩下2万两存银，在晚清时代算得上相当清廉了。但也因为此，曾国藩死后，他的后人没了顶梁柱，生活一度陷入困境，经常向亲戚求助。
一次，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向父亲的老部下刘锦棠借钱。左宗棠闻讯后，伸出了援手，一送就是300两银子。你要知道，左宗棠虽然贵为一品大员，掌握实权的封疆大吏，但本身俸禄并不高，他的生活也很朴素，一大家子人一年才开支200两银子。可见左宗棠是实心实意地帮助曾国藩后人。
左宗棠还写信告诉曾纪鸿：“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什么意思呢？左宗棠再次强调，自己与曾国藩的友谊非比寻常，所争都是国家公事，不是什么个人恩怨。
在那以后，左宗棠就把曾国藩的后人当作自己的孩子，百般照顾。
曾国藩最小的女儿叫曾纪芬，父亲逝世时才12岁。在她眼里，左宗棠是一个心慈重情的人。1882年，曾纪芬丈夫聂缉椝前去南京拜访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左宗棠很欣赏聂缉椝的才华，拔他做两江营务处会办；后来，又推荐他任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即上海制造局）会办——这可是当时的“肥缺”。
在左宗棠的举荐下，连举人都不是的聂缉椝官运亨通，官至浙江巡抚，是曾国藩后人中官做得最大的一位。所以，聂缉椝一生都对左宗棠感激不尽。
曾纪芬回忆，左宗棠对待聂缉椝就像自己的子侄，关怀备至。曾纪芬也曾经去过左宗棠的两江总督署。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上，曾纪芬对两江总督署并不陌生，算是旧地重游。左宗棠亲自带着曾纪芬寻找10多年前的卧起之室。后来，曾国荃来到南京，左宗棠告诉他：“满小姐（曾纪芬）已认吾家为其外家矣。”
这是说，左宗棠认为自己家就是曾纪芬的娘家。
曾国藩生前志得意满，左宗棠没有一味迁就；曾国藩晚年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当，饱受抨击，左宗棠却愿意在他死后照顾其家人。不愿“锦上添花”，宁可“雪中送炭”，左宗棠这种迥异于常人的做法，让人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