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藩镇割据的重要原因还在：诸镇不否定中央统治的政治态度，这样就使诸镇避免了与唐中央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如德宗朝“四镇之乱”时, 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分别称王，但仍尊唐中央为正统，而朱泚在长安称帝，却是企图取唐而代之，所以唐政府宁可赦肇乱的河北而讨朱泚。兴元大赦，对田悦等“待之如初”；对朱泚则说他“大为不道，弃义灭恩”。态度极其鲜明。
唐朝藩镇长期存在的原因也就是唐朝中央为什么无力消灭骄藩的原因。因此，不仅要分析藩镇方面的各种割据条件，更重要的还应该深入研究唐朝中央在平叛中的各个环节。
首先，唐王朝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为求得暂时苟安，措置失当，“瓜分河北地, 付授叛将”，使安史降将摇身一变成了由中央任命的地方节度使，朝廷还对内地掌握兵权的刺史多加节度使称号，造成了乱后“藩镇相望于内地，保存了相当大的离心势力。
所以藩镇割据，首先起于安史降将。而且，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降唐者连州十余, 小者犹兼三四的严重局面。例如四镇之乱时来稹、梁崇义的相继节度山南东道，侯希逸、李正己的先后霸占山东，李灵曜的占据汴州，甚至在长安附近的同、华二州节度使周智光，也抗拒唐朝命令，并且大言说: “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令诸侯，惟周智光能之”。(《资治通鉴·代宗皇帝》) 可见藩镇的跋扈, 不仅是安史降将所领的河北诸镇，并且替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内地节度使，也据地自专，嚣张跋扈起来。
其次，军费开支地方化、对东南财赋的过分依赖以至中央无雄厚且灵活的财政力量。也是唐中央无力消灭骄藩的原因之一。在安史之乱以前的租庸调时代，全国财赋由中央统一调配，安史之乱却完全打乱了唐朝的统治秩序，战争期间，唐中央自身难保，更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控制和调拨衣粮来供应所在作战军队。因而至德元载朝廷下令: 所在军镇“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 《资治通鉴》) 从而把军费的筹集一下子推给了地方。
从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区，尤其是两税法施行后，唐朝两税的收入，几乎全部落在江南八道的人民身上。正因为唐中叶以后的赋税主要限于东南诸道，对悬远的东南财赋得过分依赖，才使得唐廷的财政周转缺乏灵活性，漕运稍梗，顿即会陷入全面恐慌。如德宗时期，山东藩镇曾派兵到运河要冲甬桥“令兵守甬桥、涡口，江、淮进奏船千余支，泊涡下，不敢过”。(《旧唐书·张万福传》) 唐德宗赶快派兵援救。宪宗时，并因甬桥一带是运河要冲，特制宿州，宿州的设置，益见两税法实施后唐朝对运河的重视。因此，正由于唐中央无雄厚的财政力量，才使得平定叛乱割据终因“财尽力竭”而屡屡草草收场。
再次，军队外重内轻，也是唐政府无力消除藩镇割据的重要原因之一。唐前期中央禁军很少，而且当时府兵和募兵都是受中央严密控制的耕战结合的军种，不会形成地方军阀势力，因而尽管中央没有强大的常规部队，也不至于尾大不掉。
开元以后，边疆的募兵队伍渐增，但中央的军队却没有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有所变通，外重内轻问题于是显著起来，据统计，当时藩镇驻军再加上其它边地兵力达49万，而京师和内地兵力总共才8万，不到边镇1/6，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战后边疆与中央皆宿重兵，保证了内外局势的平衡，但是由于唐朝中央仍然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它所赖以维持均势的，是各个藩镇之间的平衡，而不是象宋代那样有一支中央掌握的强大禁兵。它采取的军事行动都是依靠那些骄横跋扈的地方军将，而这些地方军是以骄藩叛镇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他们在讨叛战争中必然是观望不前，不肯力战。
最后，唐朝中枢机构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对讨叛战争的严重干扰和牵制，也是不能消灭藩镇割据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肃代之际，平叛功臣、宦官、宰相及皇权之间复杂的矛盾斗争，曾大大影响到唐廷对安史旧将的处置，并为其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如当史朝义邺城败退时，唐朝用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仆固锡父子为大将，率兵追击，怀恩父子和唐朝朝廷间有矛盾，为了养寇固位，接受了安史部下许多大将的投降，并且，表请这些降将就地担任本处的节度使，也就是将安史旧部的残余力量都保存了下来。而且在德宗时期还把中央禁军神策军等军完全交与宦官主管。
此外，中枢政局内部的朋党之争也愈演愈烈，所谓“建中之初，山东向化，只缘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复仇，卢杞为刘晏报怨，兵连祸结，天下不平”。元和以后，牛李两党勾心斗角、南衙与北司相为水火，使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更加复杂化、激烈化。唐廷已经为这种无休止的纷争弄得精疲力尽，自顾不暇，根本谈不上消灭河北藩镇。藩镇割据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连年战争，使人民横遭兵祸，生产受到破坏，兵饷赋役也日益繁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同时各地节度使为扩充自己的势力，更是增兵冲饷不止，加剧了统治阶级同人民之间的矛盾。
而另一方面，到宪宗时，唐朝改行两税法，财政收入增加，并且由于一再整顿漕运，通过运河从江淮转运了大批钱财，唐朝中央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力量，提供了打平藩镇的物质条件，同时在政治、军事上也略有改革，贯彻了打平藩镇反抗的政策，因而先后平定了四川的刘辟，浙西的李崎，淮西的吴元济，淄青的李师道；就是河北三镇也展示归顺，藩镇嚣张割据的气势暂时敛迹。此后中央与藩镇间的斗争从未停止，直至后周世宗柴荣时，才开始扭转藩镇跋扈的局面。北宋在后周工作的基础上，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藩帅兵权，并施行了一系列的中央集权的措施，藩镇割据的局面才最终结束。
参考《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中国古代史》《隋唐五代简史》《隋唐史话》《隋唐五代史纲》《中国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