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能在某一领域广受关注。他的思想和作品被人们不断讨论，深入分析。那么这人应当已算是功成名就。——只是范成大无法这样来安慰自己：毕竟见证两宋交替的他所求的并不是成为一位文坛巨擘，而只是一个为己为民的护国机会。
一、中兴大家，但属于文坛
赵宋南渡后有所谓“中兴四大家”：陆游、范成大、尤袤和杨万里。这四人“同长于动乱之世，同著声于中兴之朝”，因而被并称且视作南宋文学的一面镜子和一座高峰。
作为读书人，“文坛领袖”这样的身份于士人而言自然是可人的。但生长在宋、金两国长期对峙的年代，见证了形势的错综复杂、人民的生活不易、女真贵族对汉人之尊严的践踏，范成大和陆游、杨万里等一样，都无法满足于仅仅是成为一位不能抵御异族铁蹄的“文坛领袖”——尤其是范成大还曾作为使者北上以向金国“祈请”。
二、诚心好官，但四顾茫然
范成大出生吴县（今江苏苏州）名门。其父在太学时就以文采闻名。其母是名臣蔡襄的孙女、文彦博的外孙女。因而范成大自幼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为今后政治思想、抱负的形成和文学才华的彰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但即便家世殷实，范成大所拥有的早年生活却不算安顺。五六岁时，尚且懵懂的他就听闻年号从“建炎”改为了“绍兴”；十四岁时，他创作出如今可考的第一篇诗文，却也经历了母亲的辞世和自己病重濒死；十八岁时，刚刚辞去秘书郎之职务的父亲也溘然长逝……自幼体弱多病，加之逐渐明白了自己所安身的家国是如何的脆弱，二十九岁始为进士的范成大决定从此成为一位不辱身份的儒臣。
入仕的前几年，范成大不过是个踏实进取的小官。但在不久后，他就因文才而入调中央，先后任枢密院编修官、校书郎、著作佐郎。乾道二年（1166），算不上在朝中有什么靠山的他还出任尚书吏部员外郎：这也为他招致被罢官的构陷。
在经历无意义的政治斗争后，范成大先后在处州（今浙江丽水）、静江（今广西桂林）、成都、明州（今浙江宁波）等地任地方官。作为一方百姓的父母官，他没有背弃自己一直以来为民做实事的志向：创义役，兴水利，修路桥，理盐政，减酒税，练将士，荐人才……无论是以哪一个时代的标准来看，范成大都是一位出色的地方行政官员。
但这些地方政绩始终不能令范成大感到心中宽慰——只因乾道六年（1170），四十五岁的他作为使者前往金国“求陵寝地及更定受书礼”。
一个“求”，一个“受”，足以说明南宋朝廷在与金国的这次官方往来中的处境。范成大作为使者的境遇亦然。
在北上途中，范成大见到了无数遗民故老，见到了他作为儒生所不忍去见的战乱对人的戕害，并在悸动之中留下了著名的七十二绝句；在到达金国后，他受到趾高气扬的金人的恫吓乃至囚禁，但以苏武自况的他毫不退缩，尽最大的可能据理力争；归来后，他虽然并未完成朝廷交付的两件商洽事务，却坚定了自己为家国坚守到最后一刻的决心。
三、身后美名，但仍旧遗憾
其实若是站在南宋或中原正统的角度，范成大能全节归来就已经足以让他被视作一位“民族英雄”。但对于心中满是愤懑的他来说，再如其他朝官一样支持用百姓的血汗钱去换取同金国的表面上的和平，已不再是他所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
可南宋既然已是偏安东南的小朝廷，就不会以范成大所珍视的民意为侧重。政见的不和，以及他归来后作为“民族英雄”的美誉，让范成大再度遭遇无妄之灾：他不得不吞下他人的绝大部分忌惮和打压，前往成都、明州等地方任职……
在出使北方并发现自己无力改变现状之后，范成大多少也有些无心政治——这一点我们不必去为他做过多辩解——仁政的思想敦促他继续为地方百姓做实事，而心中留存的黄老气息也让他安于享受偏安之后的奢侈生活。不然和他交往颇深的陆游也不会写诗劝告：“关陇宿兵胡未灭，祝公垂意在尊生”……
但说到底，对范成大的人生最感到难过的不是陆游，而是范成大自己。毕竟如果真的满足于晚年的明哲保身，他就不会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中写下农人生活的艰苦与所遭受的盘剥；如若真的安心于只做一位文坛领袖，他也不必留下一句“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