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北京被围，国民军处于危难之际，段祺瑞还幻想依靠奉系保持其地位，遂与奉系相勾结，图谋作奉军的内应。国民军察觉段氏的异动，乃先发制人，发动政变，于4月9日深夜派兵包围段宅和执政府。段祺瑞遁入东交民巷避难。10日，鹿钟麟以总司令的名义签发布告，一面宣布段祺瑞的罪状，一面提出恢复曹锟自由，并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一切。接着又电促直系靳云鹗、田维勤迅速入京，愿将北京部分地区划归直系驻防。鹿钟麟驱段、复曹、迎吴之举，是按冯玉祥的指示和计划进行的。
冯玉祥在下野之后，出国之前，制定了一个最后的应急方案，计划在必要时推翻段祺瑞政府并释放曹锟，借曹之力与吴佩孚讲和。如果讲和失败，就迅速撤出北京，从而一时造成中央政府权力真空，诱使奉直两大军阀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火并，自己充作鹬蚌相争之后的渔翁。
五、冯玉祥的西北军为何会陷入绝境？但是国民军此举有点两不讨好。奉系对国民军联吴反奉固然切齿痛恨，吴佩孚对鹿钟麟政变亦不满意，对国民军的求和持强硬态度，要国民军无条件投降。直、奉、晋三方高层此时达成了一致消灭国民军的共识。吴佩孚致电张作霖，表示坚持国民军必须全部缴械：阎锡山亦连电吴佩孚，主张迅速合力灭冯。国民军无奈，于4月15日撤离北京。国民军联吴反奉和指望奉、直军阀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反目的希望一一落空了。
国民军于1924年10月发动政变推翻曹吴政权，拥戴段祺瑞上台；相隔一年半以后，国民军再次发动政变，将段政府推翻。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国民军在北方军政界的形象和声誉。
如李景林通电攻击冯玉祥说：
“前日拥段，今日驱段；前日捉曹，今日放曹”，“好恶无常，恩仇不定”。·实际上，“好恶无常，恩仇不定”已成为当时军阀共同的行事规则。
国民军的反复纵横，均以维持自身生存为前提，不过是其实用主义谋略的运用；军事上如此，政治上亦然。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国民军势单力薄。面对奉直两系的联合进攻，国民军不仅不敢进一步与南方革命派接近，反而在政治上明显右转，先后向直奉军阀谋求妥协，并追随段祺瑞政府公开镇压民众运动。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制造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国民军附随其后，颇受当时进步舆论的谴责。如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即认为：“国民军现在一反以前所为，为民众所唾弃，国民军实无一自解于民众。”
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奉直联军围剿国民军的战争并未停息。1926年5月10日，奉直联军进一步与晋、陕、甘等地方军阀联盟，在北京成立“讨赤联军办事处”。5月底至6月底，直奉两方分别罢免了各自内部倾向于联合国民军的靳云鹗和李景林。吴佩孚和张作霖于6月底会晤北京，决定由吴佩孚亲自指挥南口一线直奉联军与国民军的决战。
但此时中国政局出现了颇具戏剧色彩的场面。冯玉祥及国民军在政治上一再倒退，仍想留在北洋军阀体系中。而奉直军阀不谙南方正在迅速高涨的革命大势，根本没有把广东革命政府的力量放在眼中，将主力倾巢向北，视国民军为头等敌人和重点打击对象，直至将国民军逼到除非投奔南方党军，否则灭绝的境地。
国民军退守南口后，还曾派人向吴佩孚乞降，而吴佩孚仍坚持国民军必须全体缴械，结果将国民军逼上“梁山”，不得不与南方北伐军联手。国民军与北伐军结盟后，直奉集全力于北方战事的方针，最终成为战略上的一大败笔。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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