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青年时期，王夫之积极参加反清起义，晚年隐居于石船山（今湖南衡阳县曲兰），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他为“船山先生”。他是清朝哲学思想集大成者，建立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体系。
在宇宙本体论上，他继承张载的气本论，提出“太虚即气，太虚一实”的观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物质性的“气”产生，天地阴阳之气的聚散形成宇宙万物。在认识论上，他肯定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主张人的认识必须与客观对象相符合，客观对象是不依赖人的主观认识独立存在。在知行观上，他既批判朱子“知先行后”的观点，又批判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主张，提出“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知行观。
在历史观上，他把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称为“势”，把历史发展的规律称为“理”，提出“在势之必然处见理”的观点，他认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断前进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内、外篇》、《黄书》、《读通鉴论》和《宋论》等。
在自然观上，王夫之坚持唯物主义元气本体论的教化思想。他继承了张载“太虚者，气之体”的思想，认为气是宇宙唯一的物质实体，世界的本质是物质性的气。宇宙中的元气只有聚和散、显和隐的不同存在形态，没有无和有的差别。他说：“人之所见为太虚者，气也，非虚也。虚涵气，气充虚，无有所谓无者。虚空者，气之量。气弥纶无涯而希微不形，则人见虚空而不见气。凡虚空，皆气也。聚者显，显则人谓之有；散则隐，隐则人谓之无。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王夫之：《太和》，《张子正蒙注》第1卷）说明了宇宙中有阴阳二气，二气聚而成万物，人肉眼可见；二气散则回归成气，人肉眼就看不见。因此，宇宙中充满了阴阳二气，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同时，宇宙中的阴阳二气交感不仅创造了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而且使万物并育，相生互养，构建了宇宙万物的生长规律。
在社会人文教化中，王夫之否定了在气之外有其他造物主的存在。他从体用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万物和气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说：“言太和絪缊为太虚，以有形为体，无形为性，可以资广生大生而无所倚，道之本体也。二气之动，交感而生，凝滞而成物我之万象。”（王夫之：《太和》，《张子正蒙注》第1卷）王夫之认为，宇宙中的阴阳二气在对立中引起运动、变化和交感，从而形成了万物。阴阳二气不但形成了有形的万物之体，而且也形成了无形的万物之性。人类初始和自然界千姿百态、种类繁多的万物一样，都是由宇宙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交感而成的。有形为人体，无形为人性。初始之人性为善，因为人是由宇宙天地之间最纯正的阴阳二气交感而成的，同时吸收了五行之精华，所以初始人类为万物之精灵，五行之秀气也。而其他万物或多或少都含有偏浊之气，所以都比不上人类。推而知之，后代种生之人就是由父母阴阳二气交合而成，也就是禀承父母的阴阳二气，从而决定了种生之人的高矮胖瘦和人性的善恶。
并且，王夫之认为，宇宙阴阳二气所化生的万物（包括人类），其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也不是机械简单的重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自我更新之中，从而推动了万物自身一代一代在传承中不断进化和发展。由此可见，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是由宇宙中阴阳二气聚集而成，所以，人之性、心、情、欲、理等，都应当在气的基础上进行讨论，若离气而谈心、性、理、欲、情，则都成了无稽之谈，表现了他坚持气一元论的教化思想。
在道德教化方面，王夫之提出“理欲皆性，理欲合性”的观点。他认为“天理”和“人欲”是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天理”存在于“人欲”之中，“人欲”体现了“天理”，二者不可分离。如果离开“天理”谈“人欲”是纵欲主义；同样，如果离开“人欲”谈“天理”是虚无主义。天理和人性都是人性善恶表现的内容，二者统一于人性。他认为适当、本分、合理合情的人欲体现了天理，人性表现为善。反之，贪婪、过分、不合情理的人欲毁灭了天理，人性表现为恶，二者是密不可分的。王夫之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内在紧密联系，并不是主张纵欲，而是要求人欲必须是在天理之内的人欲，而不是在天理之外的人欲，离开天理谈人欲就是纵欲。
王夫之反对程朱理学“去人欲，存天理”，将理欲相对立的观点，主张理欲统一，主张自觉节欲，理欲二者互为一体，在社会人文教化中具有进步的一面。王夫之说：“天以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为性。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互为体也。”（王夫之：《梁惠王下篇》，《读四书大全说》第8卷）王夫之从人的生之理和欲之理入手，说明了人之声色臭味之欲使人生存，而仁义礼智之理使人成为人。如果在社会教化中，只讲人的仁义道德之理，而忽视了人的声色臭味等方面的欲，都不是正确的人性论，起不到真正的教化作用。
王夫之以气本体为基础，提出教育对培育人的品德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从人性的本体入手，寻找育人的突破口，具有积极的意义。虽然他主张人性不是天生、固定不变的，是在后天不断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但他将教育与人性本体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探讨、论证，却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特别是他在道德修养上提出的“立志、自得、力行”的教化主张，在社会人文教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王夫之认为“立志”在育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人志向高远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其人品德的优劣。圣贤之人与凡人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圣贤之人有一个远大而坚定的理想和志向，并持之以恒地朝这个远大的理想不懈地努力。
他说：“正其志于道，则事理皆得，故教者尤以正志为本。”（《张子正蒙注》第4卷）说明了教育者首先应当引导学生从小树立正确远大的志向和理想，并将此作为教育之根本，必须专一、执著追求，这无疑是正确的。同时，他认为道德教化的关键在于学生的自觉和自勉，然后才能在学习中自得。他说：“学者不自勉，而欲教者之俯从，终其身于不知不能而已矣。”（王夫之：《四书训义》第35卷）他强调学者要主动自觉地对自己提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而不能要求先生降低要求来迎合自己。只有这样，通过先生的教育和引导，学生才能有所收获。
因此，他总结说：“教在我，而自得在彼。”（同上第11卷）王夫之在强调“立志、自得”之后，在道德教化中对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学生不但要在学习中加强道德修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将道德付诸于社会实践中去，提倡身体力行道德。他认为在学、问、思辨和行中，“行”最为重要，学生要将自己的道德知识落实在自身的道德实践中，这才是真正有价值和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