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就是兴建大运河。隋炀帝即位之初就开始了大运河的开凿，《隋书》卷三《炀帝本纪》：仁寿四年诏，“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从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连续开凿了四条以洛阳为中心贯通全国的大运河。运河的开凿把由西向东的五大水系——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加以贯通，形成了南北向的人造运河与东西向的自然河流相互连接的水运体系，对于加强经历数百年开发已经成为全国经济重心的江淮、江南地区的联系，加强北方边防的控制，具有深远的意义。
通济渠遗迹
对于这条运河本身，大家都是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比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道：“炀帝此举，为其国促数年之祚，而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者矣。”但问题在于，他修大运河的过程中，根本不顾百姓的死活。大量百姓在修运河的时候死于非命。在运河修好后，他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巡游，更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皮日休《汴河怀古》诗中说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确是罪在当代，利在千秋。但是，实际上，如果他能体恤民情，如果他不无端巡游，其实，他可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还有隋炀帝的远征辽东，更是无端挑起战祸，最终导致大隋天下土崩瓦解。
营建大运河肯定是有价值的，营建东都洛阳城，也无可厚非，经营西域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往也值得肯定，甚至攻打高丽也事出有因。但是，为什么却导致隋朝的亡国呢？首先，即便是这些行为都有正确的。但是，单个正确的行为加到一起就未必正确了。传统的农耕社会，哪里经得起折腾？隋炀帝根本没有考虑过他这些行为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这些代价都是由普通百姓来承担的。其次，隋炀帝本人好大喜功，本来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完全成了他奢靡享乐的暴政。比如营建东都有必要，但是他却大兴土木营建了西苑。本来，开凿大运河有必要，他的出发点却不是发展经历有利于民生，开凿永济渠为了征伐辽东，开凿通济渠方便他出游江都。经营西域完全成了他的面子工程。而攻打高丽，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隋炀帝的脸面。更何况，隋炀帝所任非人，他的这些工程，都成了贪官污吏谋利的途径，无端加重了百姓们的负担。
因而，我们来看前人关于隋炀帝“罪在当代，功在千秋”的评价，其实是很不准确的。因为，完全可以功在千秋，而不必罪在当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