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再与《今日新闻》合并，延安时期的第一份综合性报纸《解放日报》诞生了。在延安清凉山上的窑洞内，新华社、《解放日报》的记者新闻战士们，向世界诉说传播着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百余家报刊聚集在陕甘宁边区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1945年，中共七大开幕时，陈毅元帅曾赋诗一首，评价被誉为“新闻山”的清凉山上燃起的新闻之火。
自从红中社正式更名为新华社，并于1938年3月迁到清凉山上开始，这座承载着佛、道文化的清凉山，就成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中枢，并作为新中国广播、出版事业的发祥地摇篮，向世界发出中国之声。
延安革命纪念馆红色基因库工作人员冯延宁介绍：“清凉山是文化和新闻的集中地和首发地。据统计，中共中央驻扎在延安期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共有上百家报纸和杂志。”
“当时无论从内部条件，还是外部因素来看，都为延安新闻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百家争鸣的新闻事业。从业内人才来讲，党内很多成员同志都曾参加过甚至创办过报纸或杂志，这些经验是延安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经验基础。中央从瑞金转移到延安，获得了相对稳定、安全的环境，这是新闻事业发展积极有利的外部条件的转变。”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郭小良介绍。
没有发电机，就用改造汽车引擎；没有印刷纸，就用马兰造纸；群众里95%都是文盲，那就开展识字运动。
在党中央的努力下，延安建立起了一张从中央到区县的五级党报体系，这个体系沿横向、纵向交织，织成一张严密的新闻宣传网，覆盖整个陕甘宁边区。
“清凉山上一棵松”
《解放日报》的第一任总编辑杨松，因其对党的忠诚，以及对新闻事业的认真负责，年仅35岁就因病累倒，后葬在清凉山上。因此，他被亲切地誉为“清凉山上一棵松”。
10岁，杨松曾受教于革命英雄陈潭秋；13岁，他考入武汉中学，在董必武的指导下，参加青年读书会，参加学生运动、支持工人斗争……到达延安，他成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多次作为俄语翻译，为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成员的会议架起沟通桥梁。
“陈力丹先生的一篇文章里曾提到杨松，说杨松很少参加公开活动，非常低调务实，但他作为延安《解放日报》第一任总编辑，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却举足轻重。”郭小良说。
在《解放日报》成员的一次会议中，杨松表达了自己对于新闻工作的要求：办报就是要让文章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使他们有兴趣看。为达到这个目的，文字上要生动活泼，使人读起来不感到枯燥乏味。无论是通讯或消息的宣传都不要公式化。
他深知，作为一名党报工作者，应该在工作和生活上起到模范作用，发扬自我批评精神，表扬好的，揭露坏的，要有朴实的作风，来提高党报的威信。因此，他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充分掌握国际、国内知识，在工作中努力提高自己，在技术上刻苦学习。
“《解放日报》成立后的一个月内，共发了29篇社论，全部是杨松撰写的。他因过度劳累而去世，是新闻界的重大损失。作为革命延安时期的报人代表之一，他对于新闻作品的要求极高，他严谨认真的编辑工作作风对于现在的新闻从业者，依然有重要的借鉴和警示作用。”郭小良说。
用油纸包着稿子游过延河
“现在是晚上8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与报刊同步发声的，还有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1940年春天，*从苏联带回来了一部10千瓦的发射机，广播电台终于有了设备基础。同年12月，延安新华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了，位置在今天延安安塞的王皮湾，人民广播事业从此起步。
在安塞的王皮湾，战士们挖了几口窑洞，作为播音室和宿舍；没有隔音设备，播音员就用毛毯裹起4面；发射天线，则是用几根大木杆子，连接起来搭成了木塔天线。
“把敌人扔到毛屎坑里去！”1940年12月30日晚，18岁的播音员徐瑞璋在话筒前播报新闻。当时，恰逢百团大战取得胜利，蒋介石密令数十万军队向华中区域的新四军发起进攻，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就在这危急时刻，徐瑞璋用清亮的声音，播报了皖南事变的新闻稿。
“起初，广播内容只有新闻，而这些内容都来自报社。通讯员为了拿稿，不仅要步行30里路，还要用油纸包着稿子游过延河。”郭小良说，随着广播事业的逐步发展，不仅播报时间变长、频次变高，1941年，播报的内容里还有了文艺节目。“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黄河大合唱》，这是延安鲁艺成员的作品。但也有不少节目没有唱片，播报员就亲自上阵唱起歌来。后来，*还给广播电台送了几张自己珍藏的唱片。自从有了文艺节目，边区的文化氛围也活跃了不少。”
帮中国抗日的日本播报员
一位日本女性，和延安时期的广播事业有不解之缘。
出生于日本贫困家庭的原清志，与一位中国留学生相爱并结婚，之后，便随丈夫来到中国。她目睹过日军侵略中国的场景，也随八路军一起，迎来百团大战的胜利。
1941年，彭德怀同志找原清志谈话，党中央想调她到八路军总政敌工部工作。原清志欣然服从组织安排，与丈夫一起奔赴延安。
“‘这里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这是广播电台日语广播的第一声，也是由原清志播出的，开创了中国人民对外广播的先河。”郭小良说，1941年12月3日，在一间6平方米的窑洞内，原清志用日语向世界播报中国。也正是在这一年，原清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即使子弹从她的头顶呼啸而过，她始终坚持信念，她说：“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是最不明智的选择，这也迫使我不得不离开日本，帮助中国人抗日，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我这步走对了。”
不只是原清志，战争年间，共有20多位归国华侨，从东南亚来到延安，用流利的英语参与新华通讯社的译电工作，对世界讲述中国，被形象地称为“千里眼”“顺风耳”，确保了党中央在延安“耳聪目明”。
“当时，国外的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缺乏全面客观的认识，污名化很严重，所以，这批华侨播音员就是千里眼、顺风耳。*主张‘请进来、发出去’，邀请了不少外国记者来延安，让他们看到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郭小良说。 专题报道组记者 李新怡 周晶 贺秋平 张益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