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殷、周法律比秦代法律严酷。夏刑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商朝在夏刑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其法律之严酷，在商纣王时可见一斑。都说周朝是礼乐文明，但仅从禁酒令看，法律也有严酷的一面。对于“群饮”者，“尽执拘以于周，予其*”；对殷民“湎于酒”者，先教育，若仍不遵从教令，也一样*掉。而且，在“礼崩乐坏”之前，统治阶级秉持“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礼治原则，成文法律藏于官府，由少数贵族官员掌握，并不向百姓公开，百姓犯了罪，由贵族担任的司法官员审理裁决，实际上如何处罚由贵族说了算，法律成了贵族的专利。秦始皇时，随着法制的逐步确立，对夏商周易肉刑为中心的刑罚制度，做了一定改革。增加了一些身体刑，大量使用流刑，逐步以髡刑赎刑代替肉刑，建立了生命刑、肉刑、自由刑、身体刑、财产刑相结合的庞杂的刑罚体系。
秦代法律相对完善，依法规范人们的行为以及经济社会生活，事决于法，法治已是活生生的实践，成为治国之具。虽然，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和统治者个人价值偏好的影响，秦律重义务、轻权利，除害有余、兴利不足，工具理性发达，但统治者的治世理念和法治思想，是极其宝贵的。
这样的立法原则、精神以及相对系统、合理、进步的法律制度，不可能会出现“失期，法皆斩”的极端野蛮原始的法律规定。
问题之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真实意思。对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名言，历来有多种解释。洪世涤在《陈胜吴广》一书中翻译为：“那些帝王将相难道都是天生的贵种吗？”并发挥道：“冲破了帝王将相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等级制度束缚，断然否定了封建统治者一再鼓吹的帝王将相是天生贵种的骗人鬼话。”现在一般翻译为：“难道帝王将相都是天生的吗？“
我以为，“冲破了帝王将相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等级制度束缚，断然否定了封建统治者一再鼓吹的帝王将相是天生贵种的骗人鬼话”，是一种不符合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过度解读。
受社会条件和时代的限制，农民战争确实存在“皇权主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或只反坏皇帝不反好皇帝。从陈胜领导起义之初抬出扶苏、项燕以增强号召力，可以看出他并没有阶级意识，“好贵族”在心目中的地位仍是很重的。陈胜的意思应该很明确，就是说王侯将相不是天生的，他们能当，我们也能当，不存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意思。封建社会的农民不可能有脱离社会条件的阶级觉悟，为实现农民阶级翻身做主而奋斗。这不必拔高，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及其短暂得胜利或者成功后的表现，已经证实。陈胜也是如此，称王后开始骄傲和贪图享受，逐渐脱离劳动群众。他对“殿屋帷帐”感兴趣，还把来看望他的一位穷友*掉，就因为这位穷朋友太随便，还讲起陈胜的往事，陈胜认为影响了自己的威信。穷友被斩首，吓得一起来的穷朋友连夜逃走。陈胜对戍卒说的“苟富贵，勿相忘”，早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他的岳父来看他，他也傲慢无礼，岳父大怒而去。对部下更是任意*戮，以图提高威权，其结果是众叛亲离。
农民起义军领袖为反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代表民众的意愿，广泛吸纳对现政权严重不满和仅满足于当兵吃粮填饱肚子的农民，形成对抗地主阶级的武装组织，朝廷称之为贼寇，现代人谓之曰农民起义军。他们不喜约束，不治生计，仇官仇富，善于破坏，渴望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他们只知道革帝王、权贵和地主、富人的命，取而代之，而不去解决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他们处境拂逆则显游民性，处境安顺则显贵族性，一旦革命取得成功，他们自己也就贵族化、地主化了，于是，新的革命因素在酝酿在生长在扩大，直至爆发新的革命。秦始皇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
经济的必然性决定了农民起义军不可能超出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不反对封建制度；农民起义的目的是打倒地主，而非打倒地主阶级。因此，即使农民起义成功，也不可能改变封建生产方式，只不过是农民军的首领成为皇帝、功臣成为大地主，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换句话说，只不过是极少数农民代替旧地主成了继续压迫剥削绝大多人的新地主。
其实，“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陈胜哀王孙，感慨秦之残暴，还剩下多少贵族的子孙后代。李开元认为，陈胜，字涉，字号是雅称也是尊称，一般贵族出身的人才会有字号，因此，陈胜不是一般的平民，应该是贵族后代，头脑中残留着贵族精英意识。从起义之初，以扶苏、项燕之名发动百姓，也可以看出陈胜不存在着以平民社会替代贵族社会的思想。《陈涉列传》中陈涉曰：“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他领导农民起义是为了一部分人能过上贵族一样的生活，如此，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解释为哀王孙，应该更贴近陈胜等人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