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秋天，我用电刨子加工木料的时候，右手的手掌心被刮掉了一块肉。医生给我做了植皮手术，从大腿上取下来一块皮缝在了手心上，我是手也疼，腿也疼。
和我住在一个病房的老太太提前出院了，老太太刚走，刘师傅给我介绍的对象玉杰来看我了。玉杰走了以后，早晨出院那个老太太的女儿来找我了。
她对我说：
“刘哥，我妈让我来叫你，让你到我家去吃饭。”
住院的这几天，我和那个老太太在一个病房，她女儿在护理她，老太太和我说过，女儿在九台大修厂上班，在工厂里做车工学徒。我和那个女孩儿不熟悉，也没有说过几句话，那女孩儿挺矜持的。
我知道那女孩儿姓曹，我跟着她来到了她家里，她家就在县医院的附近，县医院在九台东大桥的河南，他家住在东大桥的河北岸。小南河在九台县城里通过，我家住在西大桥那边，她家住在东大桥附近。
她家住的是房产的公房，曹女孩儿的父亲去世了，她妈妈带着她和三个弟弟生活。老太太为了招待我特意包的水饺，在那个年月，平常的时候很难吃到水饺的。
我带着玉杰给我带来的一大包水果，来到了曹女孩儿家里，虽然我是第一次来，和老太太也没有认识几天。但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我脱鞋上炕，坐在她家的炕头上，饺子已经包好了，曹女孩儿到外屋用大锅烧水，煮水饺。
老太太和女儿都相中我了，我对曹女孩儿的印象也挺好，她和我年龄一般大，是工厂的正式工人。在那个年代，年轻人有技术，有一技之长，就有社会地位了。
在那个年代，技术工人非常吃香，在当时有这样一句话“车钳铣，没法比，铆电焊，将就干，要翻沙，就回家。”车工是技术工人的首选，在当时是最牛逼的。
在那个年代，木匠比车工还要牛逼，那些个工种只有在工厂里才能发挥作用，木匠带着工具到哪里都可以干活赚钱。年轻人当木匠，有很多人羡慕，有很多人尊敬，自己的身价也觉得很高。
我还没有出院呢，忠子的手指也被电刨子碰伤了，右手的大拇指尖被刮掉了一块。忠子也没有住院，他家就在县医院的附近，我跟着忠子到他家去玩，我俩是同学，下乡在一个集体户，我俩无话不谈。
我和忠子说了，曹女孩儿要和我搞对象这件事情，忠子非常支持，他认为曹女孩儿有正式工作，有技术，是我处对象的首选。他认为一个女孩子有了正式工作，生活就有了保障，让我不要三心二意。
从那以后到了礼拜天，曹女孩就来找我，我俩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就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我和她在一起，两个人都有话题，她还给我加工了好几种干木匠活用的工具，她车工的技术也很好。
我手上的伤好了以后，留下一块疤，也没有落下残疾。我白天去上班，晚上在家里做家具，雅琴每天过来陪着我干活。到了冬天以后，市场上有人买家具了，我以前加工的半成品开始组装了。
我做出来炕琴，刷上了紫檀色的油漆，门上面镶上我自己画的玻璃砖，用手推车拉着，我和雅琴到铁道北大市场去卖货。一件炕琴能卖80元钱，除去成本以后，赚的钱我和雅琴三七分成。
还有一个月就到1970年的春节了，这一年的毕业生也到了上山下乡去集体户的时候了。和一年前一样，学校也催，街道也催，一些应届毕业生都要上山下乡到农村。
这一天，西头张大叔和张大婶儿带着女儿“三丫”到我家来了，他家大儿子“来喜”是个盲人。二儿子“三猪”在武斗结束以后，第二年入伍当兵去了。“三丫”是1969年的初中毕业生，按照政策，是要上山下乡当知青的。
“三丫”如果和我结婚，把户口迁移到我家的户口本上，就不用下乡当知青了。西头张大叔和我爸的关系很好，经常来我家和我爸在一起喝点儿小酒，张大婶儿和我妈也能聊得来，都是关内沧州老乡。
“三丫”的个子长得挺高的，他家人都是大高个儿，“三丫”的身高有1m75左右。这女孩儿长得也太快了，她体重有130斤左右，我的身高才1米63，体重不到100斤。
我和“三丫”站在一起，她比我高出来半个头，这女孩儿长得又高又大，说话也大声大气，就像个男孩子一样。张大叔老两口提出了我和“三丫”的婚事，我妈我爸都同意了，说让我俩处一处。
我和圆圆好多天没在一起了，她是1970年初中毕业，两年多没有上学，她现在抓紧时间学习，准备考上高中。这一天我下班以后，听我大妹妹说：
“圆圆姐病了。”
我急忙跑到她家里，圆圆感觉到浑身发冷，她在发高烧，她大姐和二姐都已经结婚了，她爸爸和她妈妈都没有在家。她几个弟弟年龄小，遇到这种情况，吓得在旁边哭起来，我用手一摸她的额头，感觉到很烫，圆圆在发高烧。
雅琴住在我家的后院，她没有下乡属于待业青年，知道我这个点儿要下班了，雅琴来到我家的后窗跟前来找我。她趴在窗户问：
“我哥下班了没有？”
我妹妹说：
“我哥去圆圆家了，圆圆姐病了，我哥去看她了。”
雅琴听到我去圆圆家，她非常不高兴，就跑到圆圆家来找我。圆圆的头很烫，我找了一条毛巾用凉水浸透了，敷在圆圆的额头上。
我问圆圆：
“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舒服的一些？”
这时候雅琴跑到了圆圆家里，她推开门看到的这一切，雅琴大声喊：
“哥！快点回家去吃饭，吃完饭以后，咱俩去电影院看电影。”
圆圆听到雅琴的喊叫声，生气的用被子盖住了头，也不再搭理我。我从圆圆家回到家里，吃过晚饭以后，雅琴找我来了。
雅琴每天晚上都过来陪着我干木匠活儿，和我一起做家具，挣了钱以后我俩三七分成。
雅琴说：
“哥！今天晚上咱们不干活儿了，咱俩去看电影，电影院上映南斯拉夫的电影，这部片子非常好。”
这时候是冬天，天黑的非常早，这几天九台电影院上映南斯拉夫电影“桥”，这部电影吸引了很多人。到市场卖的家具以后，我和雅琴手中都有零花钱了，我在“朱老蒯”家里买了一些瓜子带着。
我俩买票以后进场看电影，电影院的长条板凳上，坐着一对一对的年轻人。在那个年代，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搞对象，在公开的场合上，在马路上，都是偷偷摸摸的。只有在电影院里面，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个人才会挨的这么近。
“桥”这一部电影，现在我只记得是游击队去炸桥，其他的内容我都忘记了，但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我还记得很清楚。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你一定把我来埋葬。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上，插上一朵美丽的鲜花，当人们再次走过，啊朋友再见，再见吧！”
1968年的农历是“己酉”鸡年，这一年也是桃花年，我的八字在这一年有可能是“犯桃花”。
在1969年春节之前，我哥来找我了，我嫂子又提起我和她三妹的婚事，到处都是“烂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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