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操迟到检讨书2000字,早操迟到检讨书3000字大学生

首页 > 大全 > 作者:YD1662022-12-22 01: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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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元在孤军营中阅读报纸,了解前线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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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军营敬赠谢团长纪念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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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孤军工务社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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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元和他著名的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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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刺

1941年4月24日早晨六点,位于上海胶州花园旁的“孤军营”,突然陷入了空前的混乱。这本是被租界当局软禁在此的“四行孤军”每日里举行晨操的时间,但他们的团长谢晋元此刻却正躺在血泊之中,已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他们的团副上官志标,也身中五刀受了重伤。

行凶者不是外人,正是孤军营的士兵。公共租界警务当局调查后开出的拘捕名单上有十个人:郝精诚(亦作郝鼎诚)、张国纯(亦作张国顺)、尤耀亮、张文清、周少山、张保生、黄云清、曹明忠、张福忠、蒋少卿。租界法庭的最终判决是:郝精诚、张国纯、尤耀亮死刑,张文清、周少山、张福忠无期徒刑,张保生、蒋少卿有期徒刑九年,黄云清、曹明忠查实无罪释放。

在孤军战士章渭源的回忆里,郝精诚是刺*行动的主要谋划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一天到晚穿着件棉大衣,常在团长门前溜达”,还时常去谢团长平日散步之地的条椅上看书。这种棉大衣不离身的行为曾引起众人好奇,但被郝以“打摆子”搪塞了过去。对事发当天的情况,章是这样叙述的:

“谢团长按例率领全营官兵跑步早操。郝精诚仍穿大衣,跑了一圈,他掉队了。谢团长看见走来责问原因,这时队伍正好向相反的方向跑去。张文清、尤耀亮(曾违反纪律被团长呵斥过)、张国顺等先后掉队。也向郝精诚处走来,郝精诚乘脱大衣之机抽出三棱尖刺,不等谢团长开口,凶器已及身,谢团长猝不及防。胸部被刺两下,拔出时凶器转了百八十度弯血如喷泉。当即倒地,奄奄一息。跑步官兵见状,赶来抢救,已是太晚。一时秩序大乱,没了主张,只知恸哭。帮凶们却高喊未死。郝精诚又转来向太阳穴、喉管、对心连捅三下要害,即时死去。”

《申报》记者采访孤军营士兵后对案发情形的还原,与章的叙述大体相同,惟细节上有一些区别。比如,章渭源说凶手郝精诚、张文清、尤耀亮与张国顺四人是在跑步中故意掉队,而《申报》却说这些凶手当天缺席了晨操,谢晋元遂一面命部队跑步,一面派人前往宿舍传四人前来接受当面申斥。四人到来后,其中一人突然拿出凶器向谢发难,“其余三人亦一趋而前帮同凶手”,当场将谢*害。对照郝精诚的供词——“是晨早操,我因迟到,团长又严词诘责,且用军棍责罚,我实在气他不过,故将预藏之刺刀拔出,向之乱戳,不知有几刀”,可以知道《申报》的说法更切近实情。郝精诚供认自己用的凶器是刀子,租界警方也称自郝身上搜出的凶器是刀子,也可知章渭源说郝的凶器是一种三棱尖刺并不准确。

孤军营中的生活

租界法庭非公开审理后公布的审讯材料,有一种将这场刺*的动机归为孤军内部矛盾的倾向。郝精诚说,之所以在当天掏刀子*害谢晋元,是因为自己进入孤军营后,“受团长种种之待遇不良,食不充饥,鞭挞频加,所有外界之捐款亦不公开,曾以匿名信函请团长改良待遇,但团长非惟不允,且将我禁闭二月,致气愤异常”。另一凶手张国纯不承认自己参与*害谢晋元,只承认拿刀子刺伤了团副上官志标。他说,自己“因私吃饭食与班长打架,被团长以藤棍痛打,但我既食军粮应受军法,毫无怨恨在心,是团长被刺我未动手”,“当时团长遇刺,上官团副前来救护,而我适身带利刃,因其平日虐待士兵,大部分下属均对团副不满,一时气忿将其戳伤,惟并无*死之心”。

郝精诚的供词,与上官志标提供的证言有一些共通之处。上官志标说,“前年被告郝精诚因书写匿名信函破坏团长名誉,曾被谢团长禁闭一月有余,谢团长被刺之前二三天,郝又因窃食厨房饭食被负责人觉察,讵郝不服反加殴打,因此又遭团长以藤条鞭之,被告即怀恨于心,遽尔行刺”。由此可知谢晋元确曾处罚过郝精诚。

不过,郝精诚写匿名信指控谢晋元不公开上海市民给孤军的捐款,却并非事实。郝大约是受了错误信息的误导。1938-1939年间,是孤军声望最如日中天的时刻,上海市内的一些不良分子遂假冒孤军名义接受捐款,此类信息传入孤军营后即不免引起一些议论。为杜绝这种问题,谢晋元于1938年11月份在《申报》上刊登过一则启事,内称:“四行仓库孤军之团长谢晋元,顷以外间颇有假借四行孤军名义在外募款,特在申报登载广告,请外界不可为此辈假冒名义所欺,因四行仓库孤军并不接受各方捐款”。

然而,各界对孤军的爱护,并不因谢的告示而终止,仍时常有人前来捐款捐物。为示公开透明,击破流言,谢晋元遂又决定,对内设置一个推举出来的十人小组来管理款项物资的使用,对外不定期将收到的捐助款项物资公开在《申报》上,供社会各界监督。如1939年4月,孤军营在《申报》上公布了一份清单,是“自去年十一月份至本年四月十六日止”收到的“各界之捐款及物品”。清单分“慰劳现金”与“捐赠物品”两大类。前者详列了十三项捐款,有具体的捐赠者、捐赠日期,款项也具体到了几分钱。后者因物品种类繁多无法一一刊载,但详列了所有捐赠者的名单。 1940年初,谢晋元又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说“鉴于以往种种”,孤军营谢绝所有外界募捐,只有“公私团体自动捐助、直送达本营、由余亲笔出具收条及按期公布鸣谢者”例外。直送到营,是为了让所有孤军将士亲眼见证;出具收条并在报上公开鸣谢,是为了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而所谓“鉴于以往种种”,大约即是指包括郝精诚匿名信在内的种种流言。

至于郝精诚所谓的受了斥责临时起意,张国纯所谓的本无意*害谢晋元,恐怕只能解读为一种脱罪之词。事发后,租界警方在郝精诚、张国纯、张文清三人身上,各抄得一把尖刀,在尤耀亮身上抄得一根铁棍。这四人恰是刺*谢晋元的主凶。四名主凶案发时均随身携带凶器,再结合张文清的供词——“刀一柄系于隔夜十时半由张国纯交我,嘱行刺团长”;张福忠的供词——“数月前郝精诚即有刺*团长之心,经我力阻劝其不可犯上,此次事变我毫不知悉”,可以确认这是一起早有蓄谋的行动,绝非一时激愤临时起意。

按众凶手的辩解,他们之所以集体身藏凶器,是为了逃出孤军营。周少山说自己不知道有*害谢团长的计划,只承认“与张国纯谈起,欲逃出铁丝网,脱离孤军营之事”,且说自己将刀子交给张国纯,是为了在逃跑时做断后之用。张国纯则说,“因在孤军营待遇太苦,(我)曾与周少山、张保生、张福忠等商议,私自出走,深恐受阻,乃密藏利器于身”。

对将士们来说,孤军营确实是一种时刻令人感到屈辱的存在。部队奉命退入租界,原本“系徇上海领事团之决议”,且“奉到最高长官之命令而行”。孰料退入之后,即被租界工部局缴械并加以软禁。工部局的解释是基于租界利益必须维持中立,既不能应允日军的要求将孤军“引渡”,也不能应允孤军的要求将他们释放。这种解释看似有理,实则在法律与事实层面均经不起推敲。谢晋元在给工部局的抗议信中说得明白,按国际法,孤军既非俘虏也非犯人,租界当局称孤军营为“留禁营”,也恰可说明此点。《申报》也曾指出,淞沪会战初期“有一部分日兵退入租界”,工部局既没有缴他们的械也没有软禁他们。租界当局回复谢晋元“目前我们无能为力”,则显示他们软禁孤军的实质是为了回避日军的压力。

除了干涉孤军悬旗、白俄兵无故打死打伤营内士兵等重大恶性事件,日常管制中的种种琐事,也时常勾起孤军将士的愤慨。如守大门的罗宋卫兵殴打营内士兵,仅因该士兵将前来慰问的学生送出营时,顺手将营门关上。上海地方团体的两名代表来营询问孤军在日常用品方面有何欠缺,正谈话间却被卫兵强行拖了出去。又设置有最多二十五名访客入营慰问的苛刻限制,某校女生三十余名来访,卫兵竟也是多一名都不肯通融。表演团体入内慰问,表演内容也要事先检查,不许含有鼓动性质的内容。

1939年三、四月间,在被软禁了18个月后,孤军营终于发生了士兵出走事件。第一次是在午夜,走失1人;第二次时间不详,走失3人。租界当局随即加强了对孤军营的管控,包括加高铁丝网,对通往足球场的小门实施早晚六点钟开关的限制,对前来慰问者搜身并出入点数,生病士兵一律送巡捕医院以防逃逸等。

以动制禁

谢晋元颇能理解士兵不愿长久困居孤军营的心情。但作为孤军领袖,他又不得不表态反对武力暴动和深夜出走。1939年前后,上海的一些地方有力人士入孤军营接洽,还提出过一种“化整为零”的办法,以难民假装访客入营慰问,将孤军壮士一批批悄悄置换出去。如此,战士可以重回前线,难民也可得一个栖身之地。该方案也被谢否决了。章渭源后来回忆说,谢的否决得到了全体官兵的服从,但服从并不意味着同意:“孤军营全体官兵对谢团长关于替换出境与否的问题,保持沉默,少数人却另有想法,理由是与其被软禁在营内坐以待毙,蹉跎岁月,还不如混出上海到达游击区,重振旗鼓再上前线抗日,不是也有深刻的意义吗。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理由再充足也只有埋在心底。”

谢晋元实际上处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之中。他自己也亟欲恢复自由,但同时又不想做有损“革命军人人格”和“国家民族之荣誉”的事情。他不希望被人指摘孤军壮士以无辜难民换取自由,也不想让孤军与租界武装发生武力冲突——那是日军所乐见之事。纠结之中,谢也曾考虑过各种跳出铁丝网的方案,只是“每次向上级报告,总得不到批准”,谢以服从命令为军人的天职,只能将此类方案一一按下。他可以做的,只有不断向租界当局抗议,以及努力改善孤军营内枯燥的软禁生活。

具体措施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展各种文体娱乐项目,以篮球最受欢迎,三百余人中常有五六十人参与,营中组织有5支球队,分别称作孤军、攻击、斥候、突击与冲锋。来营慰问的学生和社会团体,也常组织篮球队与孤军球队进行友谊赛对抗。1945年出版的《谢晋元日记钞》,收录了161则谢在孤军营期间所写的日记,其中66则涉及营内的体育运动,并记载了孤军篮球队与上海各界篮球队的22场比赛。

二是开展工艺生产让士兵有事情可做,以增加收入提升生活水准,同时也让士兵们掌握一技之长,待抗战结束可以顺利回归社会。这项事业始于1939年下半年。最先启动的织袜业,在上海企业家荣德生、吴昆生、卫聚贤等人的帮助下,孤军营得以优惠价格购入棉纱和织袜机,并请来袜厂师傅传授技术,开始生产长短筒袜。1941年初的《申报》曾刊文报道称,“孤军牌”线袜、毛袜、肥皂、木器及藤器,在上海的销路颇佳,“几已遍及全沪各大团体机关,出品优良众口交誉”。具体生产情形如下:

“营内士兵目前每人每日工作四小时,工场每日开工八小时,分两班进行。孤军工业共分三组:(一)织袜组。去年孤军士兵以织袜者人数最多,占全营人数三分之一,现有新式袜机约百架,每日生产大小各式袜子约数十打,去年销数约一千五百余打,内以三十二支双线袜销路最广。(二)肥皂组。参与肥皂工作者占全营十分之一,规模次于织袜组,产量则倍之、去年皂销三万余块。(三)藤器与木器组。人数较少。”

“显系别具肺腑”

租界法庭审判结束后,代理团长雷雄通过《正言报》驳斥了租界当局披露的凶犯供词,称“团长生前最注意士兵之营养”,这一点只要“一视我士兵之体格即可明了”,所谓待遇不良、饮食不饱皆属捏造。而且孤军营内的经济账目一向公开,不但按月公布明细,内部还设有“经济委员会”进行监督,所谓外界捐款不公开云云实在是“荒谬绝伦”。雷雄最后说,“该四名叛兵之犯上作乱行为,显系别具肺腑矣”,暗指他们可能已被日军收买。营内的三名班长余长寿、李锦堂与曹明忠,也有类似的怀疑,理由是孤军营的武器均已被租界方面收缴,连菜刀都要登记,而郝精诚使用的凶器“经过电镀,闪闪发光,根本不是营内之物”。他们认为,可能有人特意自营外进入将凶器带给了郝。与郝交往较多的士兵张应禄则说,郝在孤军营三年“有几次升迁”,因有中学程度的文化,谢晋元“待他不错,叫他帮孤军剧团做下手”,“谋害团长的匕首是外面剧团运道具时带进来的,白俄兵没在意,我们看见了也没有想得这么深”。张应禄还提到,1940年汪伪派人来收买孤军被谢晋元拒绝后,郝开始在营中和一些谈得来的人宣传“平均法”,“鼓吹‘不要任何头头’,自己管自己,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然而,无论孤军将士如何深怀疑虑,已成孤岛的公共租界是无力招惹日军的。警方既不会循着凶器的来源做更深的追查,法庭也不会将日军与汪伪牵涉进来。但法国驻沪领事馆警务处撰写的情报资料里,既然载有“据说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利用留禁营举行足球和体育比赛的机会,成功地收买了四个士兵去*害谢晋元,每人赏金一万元” 这样的内容,而谢晋元的日记里也有“查刘玉龙为前华捕,现已为汉奸,不时来营打足球”这样的记载,可知日军与汪伪入营收买凶手,并非发自臆想的不可能之事。对日军来说,软禁中的孤军是一种如鲠在喉般的存在。他们读书看报锻炼身体,举行“精神升旗”,从事生产自力更生,时常与前来探视慰问的民众做报告交流,事迹更频频见诸上海报端,实际上已经成了上海沦陷区民众的一种精神寄托。这是日军最初不许租界当局释放孤军时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如今,既无可能漠视租界释放孤军,又无可能漠视孤军继续维持一种精神象征般的存在,威逼孤军领袖谢晋元屈服或将之*害,就成了日军与汪伪最后的手段。

谢晋元的遇刺举国震动,主动前往孤军营灵堂致祭者多达十余万人,出殡之日又有逾4万上海民众前来送行。但谢的死,也确实给孤军带来了巨大的震荡。章渭源回忆说,孤军的人心自此“有些涣散”。士兵党荣杰“借修汽车之名爬上车背攀上围墙,越过墙头的铁丝网,跳在胶州路上走了”,篮球队员傅东生“乘电工修理围墙上的电灯之机,爬上梯子,跳到胶州公园,也混入游客中走了”,另一名士兵和道生,也“穿着便衣混入来宾中乘黄昏时出营了”。

流离岁月

八个月之后,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次日,上海日军进入公共租界。孤军的命运随之急转直下,他们先是拒绝了汪伪的收编,然后在12月底被全副武装的日军严密监管了起来,切断了所有与外界的联系。约一个星期后,日军以武力强制孤军迁移,在一个细雪纷飞的日子里,用十多辆卡车将之转移到了上海郊区,切断了他们与市内民众多年来在精神上的互相支撑。再后来,孤军又被转移至位于宝山县月浦镇、设有高压电网的集中营内关押,在这里,汪伪的收编游说再度失败。1942年麦苗高长、油菜盛开黄花的季节,孤军被转移至“龙游民习艺所”修挖铁路两侧的壕沟。或许是担忧抗日组织的秘密接近,孤军又被转移到了控制更严密的南京老虎桥监狱,继而将之作为苦力分散使用。少量由监狱留用,大部分被分别押往孝陵卫、光华门、杭州、芜湖裕溪口以及南泽的新几内亚。许多人死于疾病和繁重的劳役。

孝陵卫的部分孤军在1942年底趁电网未通电的机会逃出,千里跋涉回到了重庆。 在裕溪口挖煤的孤军,也在原代团长雷雄等人的策划下,“发动大家抢夺了七名押队敌兵的全部武器——一挺轻机枪和六支步枪。带领百余俘虏(其中有90名孤军),逃出虎口”。国内其他地区的孤军,也多有成功逃脱者。唯一毫无逃脱机会的,是那些被运往南洋新几内亚的孤军。孤军田际钿回忆说,他们在南洋被逼“砍树、打石头、烧石灰、运煤”,日军“稍不如意就鞭抽拳打……如果反抗,就要被刺刀刺死”。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战胜利。同月,原孤军团副上官志标奉命来到上海,收容安置那些流离无依的孤军旧部。上官志标在《申报》上刊文说,“今抗战胜利,志标奉命来沪,希吾营同志见报后,即速来申报到,俾得早日相聚,共商进行。通讯处为古拔路四三号。”及至该年8月31日,自南京、芜湖等地前来上海报到归队的孤军士兵已有百余人。

局势变幻,让孤军们的命运,从时代的视野里消失了。但当他们的身影重新归来时,那些苦难与坚忍,鲜血与眼泪,终于将历史造就成了神话传奇。

文|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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