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峄山碑》徐铉摹本）
邹县石为宋元祐八年张文仲据徐摹重刻，元代刘之美复据张本重刻，石今残存。
郑刻称为“长安本”或者“陕本”；邹县张刻为“邹县本”，这算好的，其余还有翻刻本很多种，但诸本皆出自徐摹，原石文字与二世加刻诏书书风完全一致，如果同出李斯手笔，前后相距十年，李斯书风难道无丝毫变更？
更何况，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时，丞相是王绾，李斯是“卿”。到二世加刻诏书，才开始有“丞相臣斯”之类的话，所以，二世诏书肯定不是秦始皇原刻，不能混同。
不管怎样，《峄山碑》原碑是不见了，据《封氏闻见记》称：“石为魏太武帝推倒，邑人聚薪其下，野火焚之。”杜甫也有诗记载“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李潮八分小篆歌》），可见，唐代杜甫常见的《峄山碑》摹本，质量已经“失真”了。
（徐铉画像）
学过《说文解字》的，都知道徐弦是文字学大家，自是精于篆法，但限于时代，他的字形笔势均是唐代李阳冰开创的“玉箸篆”，如果我们拿峄山碑拓本的字与《琅邪刻石》相较，无论是结体之工，形势之方正，还是线条的精细圆整、用笔的板滞僵直，都可见妍美有余，古质不足。
简言之，《峄山碑》现存拓本的字，“太精美了”，其图案化程度之高，显然为秦汉篆法所无，大朴未雕状态下的醇古之气和自然生动全然不见。这显然，不够“古”。
同样，“徐摹本”问题，还存在于《泰山刻石》。《泰山刻石》又名《封泰山碑》，石四面刻，三面刻始皇之文，一面刻二世诏书及从臣名字。石初置泰顶之玉女池，后移入碧霞元君祠，到明初仅余二世诏书二十九字，清乾隆年又遭遇火焚，后蒋因培访得，仅存十字，移置山下岱庙，到清宣统年间，已只余九字。
《泰山刻石》传世最早的帖本是宋人的一百四十六残本，拓本最早的明安国旧藏北宋拓本，两个版本，一个字一百六十五，一个字只有五十三。容庚（就是编《金文编》的那位）指出它们并非原石拓本，裘锡圭先生则考证其为宋人摹刻，明拓本二十九字本也是宋人摹刻。这两位是文字学家，书法见解或许不过关，但何绍基在《东周草堂金石跋》中为二十九字本又作跋称：
“秦相易古籀为小篆，遒肃有余而浑噩之意远矣。用法深刻，盖亦流露于书律，此二十九字古拓可珍，然欲溯源周前，尚不如两京篆势宽展圆厚之有味。斫雕为朴，破觚为圆，理固然耳。”显然，何大师已经察觉二十九字拓本意味淡薄，尚不及两汉篆势。
（何绍基像）
比较一下，《泰山刻石》只余九字，现存的二十九字拓本是宋人摹刻，注意，这里的宋人摹刻，是依照原石摹刻。虽然依然线条板滞僵直，不脱唐人习气，但比徐铉摹本的《峄山刻石》则近于原貌了许多。因此，我们建议，临《泰山》二十九字或九字要好于《峄山》。当然，缺点也有，二十九字的样本显然太少了。
（《泰山刻石》拓本局部）
或许还有可以借鉴的，就是《琅邪刻石》，虽然原石三面文字皆已不存，毕竟北面补刻的残文十三行还有拓本，石存中国历史博物馆，但可惜原石残泐颇为严重。但相较其他各石，它算唯一幸运的，其他各石，早已毁火的毁火，沦水的沦水，再也无处可寻了。
细审《琅邪》十三行，字形笔势依然隐约可辨，所以古今学者均以此为秦刻诸石拓本中最为可信的版本。如果要精细地推研李斯书法，只有此石可以做为研究资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