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 猪 颂
广东仲马律师事务所 万信成
家里养的两头白猪差不多又此起彼伏地嚎了一夜。猪如此声嘶力竭地叫，无非喊冷喊饿！
两白猪的叫声伴随着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搅得人心烦意乱。正值数九寒冬，呼嘨的寒风摇得木结构的老屋似乎都在晃动，夜晚传来几声瓦片坠地的声音。老屋该有上百年历史了，由于年久无力维修，歪得十分明显。祖母、大伯母、我们一家七口、二伯母一家六口就挤在这老屋子里。每遇暴风雪，父母就担心，老房子会不会倒塌。
“汪（方言，即叫）*的！”父亲早起去喂猪食，看着猪槽里并没吃完的猪食，操起搅拌棍，给那两头瘦骨嶙峋的猪各一下。
“以前那头黑猪吃了就睡，从来不叫！哪象这两头猪。喂上这样的猪真是背时！”父亲骂完，拿起农具，勿勿忙忙地到生产队出工去了。
这大约是一九七零年或稍后一点家里日复一日的冬日生活图景。
我本应于一九七零年春天七岁上学。老师都上门来通知了。可是家里凑不出学费（记得上学后二年级每学期书本费5毛，杂费2元。一年级费用多少、怎么交的印象全无。想必是二哥带我去报名代交，故没有印象。而二年级经常被老师逼收学、杂费，故印象深刻），又没书包，在家拖延了一年，继续做全职猪倌。
我对黑猪印象全无，只从一家人的无限怀念、唠叨中，知道家里曾经养的黑猪与现在这两头白猪很不一样。
父母、姐姐、大哥到生产队出工去了，二哥常常要旷课、请假去挑猪草。我就得帮着切猪草、喂猪食。所谓猪食，无非一些野菜、野草。
看到有人来喂食，猪往往停止了嚎叫抗议，冲向猪槽。人说马瘦毛长，猪又何尝不是如此？那两头白猪，一身毛呈暴炸型，倒象刺猬；两头猪都肚皮干瘪，走起来肚皮还能晃来荡去，大有生育过度的母猪之态。
两头白猪通常都是争着拱了拱切细的满槽野菜，竟不肯吃，齐齐地瞪着我。我照例拿起搅拌棍，将两头猪赶开，将准备好的一瓢糠倒进猪槽，快速搅拌。一瓢糠拌匀，在满槽猪食中，星星点点。糠本应是喂猪的主食，但养猪哪里喂得起糠？所以糠倒成了猪食的调味品。
虽有糠调味，猪的胃口并不见好。两头白猪总是在猪槽里拱来拱去，无非想挑出糠来吃。但是糠在野草中，如星星一般散落，猪的大嘴巴又如何分拣得出来？也许是为了分拣，也许是为了抗议，猪们常常将猪食拱出槽外。这样的结果，往往招来又一顿棍棒。
这两头猪就这样：拱一拱，看一看，再叫一叫。当然，猪也是扛不住饿的。饿极了，也只能强咽那些野菜了。
可是猪们并不总是这么挑三拣四，在猪食里找糠。譬如喂给红薯藤、胡萝卜樱等，猪们就狼吞虎咽，不吵不叫。猪们抗议，无非吃得不好，其主食大多数时候只能是野草、水草。
当然，并非所有的野草、水草都能喂猪。能喂猪的也只是野草、水草中的一小部分。就学前，我也常常跟着二哥去挑猪草；上学读书了，放学后的主要劳动，也是挖猪草。猪能吃什么野菜，我上学前就学会了分辩。冬天里常挑的猪草有地米菜、兔耳朵、刺芥……；水边的有野芹菜；夏天里有艾蒿、枸树叶、洋姜叶、榔树叶、马齿苋、八哥草……；水塘里的虾穗草、扁担草、浮荇草、浮萍等都是猪的主食。当然，这都是当地人习惯的叫法，这些野草学名叫什么，我是不知道的。
猪能把这样的野草当作美食，从而大快朵颐吗？有些野菜味是极苦的。譬如刺芥，我就亲自尝过。读一年级时学校举行吃忆苦饭活动，以刺芥拌糠煮了喂同学。我才知道刺芥真的是比黄连还苦。我是迫于政治压力在老师眼皮底下硬着头皮连菜带汁咽下的。猪不肯吃，能怪得了猪吗？
可是家里以前养的那头黑猪却不是这样的。给它喂的也无非这些野草。父母亲、姐姐、哥哥们常常说：
“黑猪嘴不刁，不拘好歹，吃了就睡，不吵不闹！”
猪不肯吃，当然不可能长得快。为了解决猪胃口不好的问题，父亲想尽了办法。改善猪食不可能，哪里供得起猪吃糠？只能从猪身上找原因。父亲不知从哪听来的偏方，据说猪不肯吃野菜，是因为口中有“娇牙”——猪吃食咬合时，“娇牙”会导致猪口腔庝痛，所以猪嘴刁。父亲决定自兼猪的牙医，折断或拨掉猪口腔边上的“娇牙”。为此，父亲还征询过做医生的侄子的意见。
于是父亲将两头白猪分别按倒，撬开猪的嘴巴，在*猪似的嚎叫声中，用钳子将猪们的所谓“娇牙”扳断。
猪的娇牙没了，但猪的食欲并没增加。对那些野草，照例的翻翻拱拱、百般挑剔，饿极了才吃那么一点。
外科手术不能令猪改善食欲、强健肠胃，只能求助内科。有次父亲赶集，买回一包白色粉末的东西，据说能治的厌食症。但猪服了后，胃口毫无改善。
猪是一家人的生存希望。所以一家人的工余时间、学余时间，都围绕猪打转。在我上学前后（1971年春），生产队里每年年底分红，一个工分似乎持续几年都只值三毛多钱。一个强劳动力，在生产队里干一天只能拿一个工分，所获三毛多钱。而当时粮站凭票供应的大米，每斤一毛三分四，也就是说，一个强劳动力，干一天连自己都难以养活，何况老幼！所以，我们队里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农户都是“超支”户。
所谓“超支”，就是倒欠生产队的钱。平时生产队分的粮食、柴禾，乃至一片树叶都要算钱；预支买米的生活款，更是要还的。年终结算，如果一户劳动力所挣全部工分，按工值计算，小于上述款项，就形成了对生产队的超支即欠款。也就是说，干一年，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记忆中，我们家似乎没有出现超支。其原因一是家里劳动力多，二是平时买米，生产队不给我家预支生活款。当时发的粮票，系本县流通，当月有效。如果无钱买米，粮票失效后，即使再筹到钱，也买不到米，一家人只能坐着等死。所以，每月都得为买米钱发愁。靠在生产队挣的工分是活不下去的！当时家里的三大自救措施：养猪、夏天割草晒干冬天出售、出售自留地的蔬菜。所以养猪成了一家人生存下去的三大指望之一。
父母、姐姐、大哥，都在生产队里出工，哪来闲功夫养猪？用父母的话说，只能偷工摸夫、起早贪黑。生产队中午、下午放工让社员回家吃饭。我们家除一人做饭外，其余人争分夺秒，割草的割草、挑猪草的挑猪草、切菜的切菜、种自留地的种自留地，总之不能有一人片刻闲着。
一家人辛勤伺弄，除了那头黑猪外，养得并不顺利。黑猪卖掉后，接着养的一头白猪，同现养的这两头白猪一个德性：挑食、饿了叫唤、不长个，更不长膘。养到一年多，百十来斤，卖到食品站。食品站以三级价收购。当时食品站收购农户自养的生猪，按重量、肥瘦分等级。肥胖、重达150斤以上者，为一级；150斤以下、130斤以上者为二级，130斤以下者为三级。级别不同，单价不同。一级单价最高，依次递减。
一家人辛勤劳动一年收获如此，总归有些失望：“黑猪仅仅喂了八个月，就卖了一个二级！”一家人免不了边叹气边怀念那头黑猪来。
要想长得快长得肥，猪必须能吃，黑猪就很能吃。但猪吃得多不多，无论人怎么勤劳，是无奈其何的，猪根本不听人哄。父亲在调动猪多吃的积极性上，煞费苦心。喂一头猪不行，养两头猪如何？姐姐、大哥都上工了；二哥虽没下学，读小学三、四年级时常常旷课去挑猪草，倒象专职养猪的；二哥五年级没读完，就辍学了，主要劳动也是挑猪草。我在上学前，就能帮点小忙。一家人全力以赴，是能够挖野菜养两头猪的。父亲的另一想法是这样：猪同人差不多，有了竞争，就有危机。养两头猪，猪会争食，食欲会旺盛，猪就有长快长肥的希望。而且两头猪收益肯定大过一头猪，一举两得，何乐不为?这样的想法理论上没错，但猪也并不因此而肥。但父亲在猪之间设置的竞争机制并没完全失效。当猪食为红薯藤、菜叶等美味佳肴时，两头猪互相挤来扛去，争得不亦乐乎；但当猪食为野草时，两头猪就不干了，又叫又嚷，向主人示威，与绝食无异。
为了养两头猪，家里还为此倒过大霉。父亲卖了此前养的那头白猪后，回家途中在集市上看到有人出售两头小猪仔，可能价钱便宜吧。父亲咬了咬牙，以还没捂热的卖猪款的一半（卖头三级猪可得四十余元），买了两头小猪崽。可捉回家后发现是两头病猪，父亲被人骗了！两头小猪仔开始还略能进食，最后甚至喂面条也不吃。一家人痛心疾首无可奈何地看着满载希望的两个小猪崽狠心地死去。
“明显是病猪，看起来有气无力，眼睁睁地还买回来。还一买两头，背不背时？”母亲为此没少埋怨，以致晚年，还不时絮絮叨叨地提起此段旧事，犹有余痛。每当母亲抱怨时，父亲总是无言以对。他内心之难受、之自责，可以想见。
母亲的埋怨并非全无道理。她的意思就象现在人所说的投资理念，鸡蛋不能放同一篮子里。即使父亲没生就一双火眼金睛，不具有识别病猪崽、防骗防坑的本事，但从稳妥的角度，买一头回来试试，损失也就没有那么惨重。
这件事又成了父亲不精明、憨、苕的又一证据，没少引来人嘲笑。当然，那些笑人者，未必好到哪里去。但他们无钱买米，可去生产队预支生活款，反正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还可以在生产队偷点补贴家用。我们家不偷当然也不能偷，预支生活款又没门。每当粮票快过期失效时，父亲就殷勤地上队长家门，但总是陪着笑脸进去、脸色凝重地出来。一家人常常困坐愁城，没办法就去找舅妈（舅妈所在的生产队工价略高、且舅父系中学教师，有工资收入。）、姑妈（姑妈所在生产队工价略高，姑父是医生，有工资收入）借钱周转，等卖猪后偿还。但借的次数多了，又怎能老是腆颜开口？
我人到中年，回首前尘，检讨此事，觉得父亲一点不笨，我们家没有超支就是证明。人往往越困顿越倒霉，所谓喝凉水都塞牙、屋漏偏遇连夜雨。因为生活困窘，就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就更输不起。小小失误，可能招来无法承受之重。而那些生活裕如的人，即使吃亏了、失误了，但并不影响其生活。做生意、判断行情、防骗防坑，谁又能料事如神？
父亲养两头猪的计划虽然受到了惨重的挫折，但并没有放弃。无论是养两头猪还是一头猪，猪能吃是关键。只要买到象黑猪一样天赋异秉者，是不愁养不好的。于是父亲跟母亲经常商量，什么样的猪会跟黑猪一样能吃好养？于是，黑猪的一举一动、一叫一嚎，乃至黑猪的成长过程，成了父母亲反复回忆的内容。研究来研究去，比照黑猪，得出的结论是：买前一定要看一看小猪崽吃食姿式，是不是狼吞虎咽、奋勇争先？猪崽的条子（身材）长不长？身形修长的猪，即使喂不肥，骨头也能压秤（即有重量）。说来说去，就是从猪的外形、动作去预测猪的肠胃，从而判断猪能不能吃、善不善吃。买猪崽似乎也要象选美，主要考察猪的外貌、仪态，以貎取猪了。
但那时的猪崽，基本都是生产队繁殖的，挑选范围有限；而且父亲要出工，终日劳碌，也不会有充裕时间挑来拣去，卖主也不会让买主长期考察，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买猪崽无非象买彩票，全凭运气。家里养的那头黑猪，不过是家里中了一次六合彩。
尽管家里再也没有碰上黑猪那样的模范，但猪还得养。开篇说的那两头白猪吵吵嚷嚷，养到一年余，也不可能再有啥长进。照例，在出栏前，得让猪饱餐一顿，届时食品站过秤，会重一点。
为了猪们最后的午餐，家里花上血本，将蔬菜杂以粮食、糠，煮熟了给猪吃。一家人小心翼翼，避免在猪们面前，言及卖、*等字眼，以防猪听到了难过、不吃。不知这两头白猪是否真的知道了它即将到来的命运，对罕见的美食，兴致并不高。在将它们赶往收购站途中，两猪又是拉屎又是拉尿。而食品收购站，并不考虑这一实情，照例要“扒食水”——在猪的总重量中，扣减猪吃的食物五到十斤，实为变相、公然克扣。说起这事，父亲又念起黑猪的好来：“黑猪在路上，就没拉屎拉尿！”
两头白猪瘦骨嶙峋，不入收购人员法眼；加之重量也达不到三级猪标准，即120市斤，被就近的收购站拒收。家里等米下锅，只能拉去五里外的区政府（现在叫镇）所在的集镇上的收购站碰碰运气，也被拒收；又听人说县城的收购站执行标准不严，用板车拉到20里外的县城，还是被拒。如此三过食品收购站而不入，父母忧心如焚。同村好心人得到消息，家北边的、十来里外的刘家巷子的集镇上的食品收购站不拣肥瘦、不嫌弃这种不入流（三级）的猪。大哥忐忑不安地先赶一头猪到了刘家巷。大约每家食品收购站有自己的业务范围，大哥虚报自己是附近生产队的，办事员审视良久，收下了。隔日将另一头猪牵去，收购人员满腹狐疑地问，刚卖一头，为啥又来卖一头？但最终还是收下了。父母提起的心终于落下，似乎有种盗贼得手后的侥幸心理。
黑猪是一家人曾经的福星，它的事迹在我们家传颂了很久。但自此后家里养猪似乎再也没有碰上这样的优良分子。家里生活慢慢喘过气来，还是集体农庄解散之后。我常常想，我家处江汉膏膄之地；父母之勤劳，超出了常人。除了大天灾、战乱，正常年景，一家人不应为衣食发愁，更不应有断炊之忧。思来想去，穷根就在集体农庄。当其时，生活好坏，全靠生产队。虽然我队分红工价常常三毛多，但周边生产队，也有四毛、五毛，高的有七毛、一元左右的，为人艳羡。也就是说，好的生产队，庄农的工价竟比我队的高出百分之一百五十、甚至翻倍。但社员是没有选择的。如果一个队队长无能或由于其他原因（如人多地少、土地肥瘠等），整个生产队不行，庄农就有喝西北风之虞了。而在有一定自由、有一定选择权利的情况下，即使苦力，市场也会有一个平均的均衡工价。如果工价太低，劳力者就可以不干，去找工价高的雇主，生活就不可能捉襟见肘了。父母这一辈，在他们的青壮年时期，生活得如此艰辛，归根结底，不是因为买不到模范黑猪，而是缺少些许人身自由、些许选择权利！这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福星。
作者万信成
作者简介：万信成，湖北天门人，1963年3月10日（阴历）出生。1982年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86年执教于武汉广播电视大学。1992年调入中国农业银行顺德支行。2003年投身律师行业，执业于广东佛山。平生三易饭碗，书剑无成。曾在《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长江日报》发表杂文随笔多篇，并在地方报纸写过与法律有关的专栏。如今寄迹岭表，就食他乡，但萦绕脑际的，多荆风楚水。闲余弄墨，以娱同好。后之览者，或将无感于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