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这本书我很早就看完了，但是需要鼓起勇气才能讲，这本书正是欧文·亚隆的《生命的礼物》。我曾经讲解过一本书，叫作《存在主义心理学的邀请》，其中就提到了欧文·亚隆，他是存在主义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还写过很多本以死亡为主题的书，比如《直视骄阳》《当尼采哭泣》《诊疗椅上的谎言》等，这些都是欧文·亚隆的著作。当他的人生真正直面死亡的时候，就是他和他的妻子即将分别的时候，他们合写了这本书——《生命的礼物》。什么是生命的礼物？很多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欧文·亚隆的妻子是他生命的礼物，或者他们相互为对方生命的礼物。但实际上，生命的礼物指的就是死亡本身。
这是存在主义心理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死亡的参与，没有一个死亡的界限在那儿等着我们的话，我们这一生当中的所作所为都会变得毫无意义。我们的爱，我们的追求、理想、财富和事业，全部都会变得毫无意义。所以，死亡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份礼物。
2019年的时候，欧文·亚隆的妻子——87岁的玛丽莲被诊断得了多发性骨髓瘤，这时候她就跟亚隆提议，自己心里有一本书，希望两个人一起把它写出来。所以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是他们两个人以一人写一章的方式完成的，一直写到玛丽莲去世。这本书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如果生命没有多少遗憾，面对死亡会更容易一些”，这既是存在主义心理学的重要主题，也是尼采哲学的主题之一。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很多次不禁流下眼泪，所以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安慰。
开篇是欧文·亚隆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他的心脏每分钟只跳动30次，在他把这件事告诉妻子以后，妻子让他赶紧去医院。到医院检查后，医生说亚隆必须赶紧做手术，要在他体内植入一个心脏起搏器，因为他的心脏现在每分钟只跳动30次，他随时随地可能失去生命，装上起搏器以后，他的心脏就能固定地每分钟跳动70次。医生告诉他这个起搏器可以使用12年，所以亚隆的生命在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的状态下可以存续12年。他觉得这很荒谬，自己的人生竟然被一个这么准确的数字所限定，但是他觉得这也有好处，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将会怎么死亡，只要起搏器停止运作他就会死亡，所以他觉得死亡给自己的压力似乎并不大了。
但是在陪他看病的过程当中，玛丽莲突然失语了，持续5分钟无法说出一句话，这是典型的中风的症状。为什么她会中风呢？因为她已经接受了两周的化疗，这是化疗所带来的伴生性症状之一。所以欧文·亚隆写道：
我的爱妻玛丽莲，从我15岁起，她就是我生命中最为挚爱的人，此刻身患重病，而我自己，也命悬一线。
然而奇怪的是，我很镇定，甚至称得上是心如止水。……
每天早上，我和玛丽莲都会在后院小坐。后院周围绿树成荫，我们牵着手紧挨着对方，回忆过往，细数走过的地方：夏威夷的两年，当时我在服役，住在美丽的凯卢阿海滩；我们俩休学术假，在伦敦待了一年；此外，在牛津附近待过六个月，在巴黎也待了几个月，在塞舌尔还住了好一段时间，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都曾小住过。
沉浸于往日美好时光，玛丽莲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欧文，此生我无怨无悔。”
在欧文15岁、玛丽莲14岁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相识了，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分开过。
我问她感觉怎么样。
也像往常一样，她直白地回答我说：“非常难受。说不出的难受。我感觉自己被掏空了，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难受。如果不是因为你，我真的不想再活着了……我不想再活着了……对不起我老是说这些。我知道我已经念叨了太多遍。”
化疗的痛苦是一个人难以承受的，所以87岁高龄的玛丽莲告诉亚隆：“不行你就让我走吧”，因为这的确是太痛苦了。亚隆也很纠结，他当然希望爱人能够留在身边，他也想告诉玛丽莲，如果她走了，自己也能够活下来，但是他不能够忍受的是，玛丽莲是为了他而承受这么大的痛苦继续活着的。两个人其实想得都很明白，但是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一切没有那么容易。玛丽莲也记录了她成为病人的过程，她写道：
死亡之路无坦途。如果拒绝治疗，我将会很快死于多发性骨髓瘤，但会很痛苦。在加州，在医生的帮助下无痛苦地死亡是合法的，当我接近终点时，我可以要求医生帮助我结束生命。
……
对我们而言幸运的是，四个孩子——伊芙、里德、维克多和本恩——都住在加州，其中三个就在旧金山湾区，另一个在圣迭戈。
他们算是儿孙满堂，连孙子辈大多也已开始工作了，只有最小的儿子本恩的三个孩子还未成年。有时候会有人来探访玛丽莲，她会把探访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即使是时间稍微长一点的电话，也会让她觉得非常疲惫。趁着她还能够回复邮件，能够见朋友，面临死亡的玛丽莲还是愿意做这些事情的，她说：
我住在舒适而美好的家里，被爱我的人所环绕；今后还有一线希望可以减少化疗的剂量和频率，到那时我就能过上半正常的生活了，虽然我现在对此并不乐观。我在努力让自己接受作为一个病人的生活，或至少是作为一个“康复中的人”的生活。
人会很快地接受现状：当我们特别惧怕疾病的时候，疾病一样还是会来临，但是当疾病来临以后，我们就希望能够抓住空隙喘口气，能够有一段时间不那么恶心，能够有一段时间不那么疼痛。所以，他们要求医生减少化疗的剂量和频率。
欧文在这段时间里开始回顾自己的人生，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会做很多这样的思考和准备。他翻了一下自己的通讯录，发现自己年轻时最好的三个朋友都去世了，毕竟他已经88岁了。他们四个人曾在医学院里一起学习，一起旷课，一起做学术研究、讨论问题。在发现三个好朋友全都过世以后，他又想起了很多过去的老朋友，于是他上网去搜他们的名字，结果搜到的经常是一通讣告。
在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段子，虽然听上去非常黑色幽默，但是它也道出了人生的悲凉：一个人这一辈子不要交太多的朋友，而应该有更多的敌人，如果敌人多的话，到了晚年，你每天都能够听到好消息；如果朋友多的话，听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让你心碎的消息。从欧文·亚隆的感受来讲，他就会觉得：“这么多年来，我能够一直活到现在，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是幸运还是孤独？”有一次，他在给一位患者做治疗的时候，来访者说：“好吧，咱们的治疗也结束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生命中的一切皆是虚幻。”于是欧文·亚隆就把自己已经去世的这些朋友的故事告诉了来访者，以此来给对方进行心理安慰和治疗。
玛丽莲曾经考虑过是否要住养老院，住养老院是需要有经济能力的，他们家的条件足以支撑。但是他们选择不住养老院，主要原因是情感方面的。玛丽莲想到自己走了以后，家里的东西要怎么办，这些东西对对她而言都是有珍贵记忆的宝贝，但对于别人来讲就是一堆破烂。她说：
谁会想要这些物件呢？我们喜欢这些承载了自己人生记忆的东西，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孩子会想要它们。当我们离开人世后，东西背后的故事，最终也将随风消散。好吧，也许不会完全消失。我们仍旧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些物件。
他们也会继承父母的物件，但是到了孙子那一辈呢？再往后一点点呢？最终一切还是会消散的。不过他们最大的麻烦是怎么处理藏书，作为两位教授，他们有三四千本藏书。
每隔几个月，我们都会送几箱书给当地图书馆或其他非营利组织，但相比家里每个房间中满墙的藏书，这些捐赠微不足道。
而且欧文·亚隆有一个爱好，他从年轻时就开始收集狄更斯的作品。西方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特别爱读狄更斯的作品。不只是每个作品都有一本，他甚至收藏了各个时期的不同版本，所以家里摆放了各种各样精美版本的狄更斯作品。
至于剩下的书，要送掉都很困难。我们的摄影师儿子里德会要所有的艺术类书吗？我们的心理学家儿子维克多会要欧文的心理治疗书吗？会有人要我的德语书或者那些研究女性的书吗？很幸运，我的好友玛丽-皮尔·乌略亚在斯坦福大学法语系工作，她答应会拿走我的一大堆法语藏书。有几个书商会到家里来挑一些有转售价值的书，但剩下的那些宝贵藏书恐怕最后都要飘散于风中了。
这对我们是一种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积攒很多东西，但是到最后会发现处理它们变成了一件麻烦事。我原来在北大的旧书摊上经常能够买到很多老教授的藏书，我在心里边默默地说“败家子”，觉得有人把老教授有藏书票、签章的这些藏书拿出来，放在旧书摊上卖很可惜。但是后来想想，有可能这个所谓的“败家子”也已经八九十岁了，人生中的一切最终都会飘散。所以，虽然书中讲的是亚隆夫妇的离别，但是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很大的冲击。
欧文在88岁的时候决定退休，告别他的心理咨询生涯。一个原因是玛丽莲需要照顾，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在不断下降，他经常忘记与来访者约好的时间。因为欧文·亚隆是心理治疗领域中的专家，很多来访者甚至从欧洲过来找他做咨询，但是由于记忆力不断衰退，他经常会忘记预定的时间，所以他非常艰难地做出一个决定——停止做心理咨询，跟自己的事业进行告别。
接下来到了整个治疗最重要的阶段，他们发现低剂量的化疗是无效的，而高剂量化疗的副作用是难以承受的。玛丽莲很幽默，她说：“我们俩真是完美的一对。”欧文·亚隆的大脑在退化，记忆力在下降，她的大脑很好，但是她患有癌症，身体不行，所以他俩真是完美的一对。她每次到医院去注射万珂。她唯一挂念的是三个没有长大的孙辈，她觉得不能够看到这些孩子成长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但是身处家庭聚会中时她已觉得非常美好，四个孩子都在身边陪伴，在困境当中偶尔也能够感受到间歇性的美好。
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自己出现了睑腺炎的症状，他们觉得这很有可能是化疗的副作用，上网查询后发现睑腺炎果然就是万珂的副作用之一，所以化疗的痛苦是无处不在的。医生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法——免疫球蛋白疗法。但是对免疫球蛋白疗法能耐受副作用的患者中，只有三分之二的患者有效，如果玛丽莲不幸属于剩下三分之一的患者，那就完全无效了，而且同时也放弃了化疗，这就意味着生命宣告结束。这时候玛丽莲问医生她是否可以选择安乐死，她非常坦然地跟医生讨论安乐死的流程。
欧文坐在旁边惊呆了，他说：
我呆坐一旁，心神恍惚，同时玛丽莲的直率和无畏又令我钦佩不已。我们面前可走的路越来越少，我们就这样开始闲谈般、敞开来讨论玛丽莲的临终问题。会谈结束离开，我内心惊愕迷茫，不知所措。
那天余下的时光里我们俩一直在一起：我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让她离开我的视线，寸步不离，握住她的手不放。……我爱慕她的一切——她如此高雅、美丽、善良和睿智。……我们也有过分歧、争吵，有过轻率之举，但我们彼此总是坦诚相待，永远，永远把我们的关系放在第一位。
……想象着生活里再也没有玛丽莲，我无比恐惧，脑海中闪过随她一起去的想法。
欧文·亚隆是专门应对心理问题，尤其是与死亡相关的心理问题的学者、治疗师，甚至连他都产生过自*的想法。但是有两个原因让他不能这么做，第一个原因是他还有这么多孩子和孙子，所以他不能这么做；第二个原因是有那么多因为他而建立信仰的患者，他缓解了那么多患者关于死亡的痛苦，而他如果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对所有患者而言都将是一场幻灭，他的理论也将被彻底颠覆。所以他知道自己不能简单草率地做出选择。
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读书来找方法，所以他通过阅读大量书籍来缓解自己的焦虑和痛苦。他选择读自己写的一本关于死亡的书——《直视骄阳》。《直视骄阳》的开篇是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死亡最可怕的不是失去未来，而是失去过去。事实上，遗忘本身便是一种不断在生命中上演的死亡形式。”
这段话在我心里立刻激起了涟漪，尤其在我越发意识到自己的健忘、很多重要记忆正在消散褪色之际，它就显得更加贴切。
米兰·昆德拉认为，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在这个过程当中，欧文·亚隆在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梦。心理学家非常重视梦境，因为梦境代表着潜意识的浮现。在他的梦中，玛丽莲去世了，然后他也去世了，他想要和玛丽莲葬在一个双人棺木里，不允许把他们分开葬。醒来以后，他就把这个梦告诉了玛丽莲，玛丽莲笑他说，自己曾研究过死亡（玛丽莲和儿子联合写过一本关于墓葬文化的书），根本就没有双人棺木这回事，但是他梦到了一副双人棺木。
欧文·亚隆写道：
我妻子的病意味着，她几乎肯定会先我而去，但我的死期也不会隔得太远。奇怪的是，我对自己的死并不感到害怕，我的恐惧源自对生命里再也没有玛丽莲的想法。是的，很多研究告诉我们（其中一些还是我自己的研究），哀伤并不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一旦我们经历了一整年的时间，度过四季，度过逝者的生日、忌日，以及各种节假日，整整12个月，然后，我们的痛苦会慢慢消退。两年后，几乎所有人都可以从哀伤里走出来，重新回到生活中去。这是我以前写的，但是现在，我不确定这个理论是否会适用于我。
根据这几年的进展，欧文·亚隆前段时间刚刚过了92岁的生日，他已经逐渐地走了出来，并且开始参加很多社会活动，比如发布新书等，所以这个理论应该还是靠谱的。
玛丽莲决定给自己一生当中的朋友们群发邮件，告诉大家她即将告别人世，而且如果免疫球蛋白治疗无效，她就会采取安乐死的方法。她觉得这个邮件发得有点唐突，可能会打扰别人的生活，但是让她感到温暖的是，很多朋友们都回信支持她，还有很多朋友来看望她。在8月的时候，有过一段短暂的喘息，免疫球蛋白的治疗似乎起到了一点作用。伊壁鸠鲁的理论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伊壁鸠鲁有一个著名论述，过去我也经常讲，他指出我们不会遇到死亡，因为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死亡没有来，当死亡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了，所以如果我们走了以后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么肯定就遇不到死亡。伊壁鸠鲁的理论在这个时候也发挥了作用，给欧文·亚隆和玛丽莲带来了安慰。
欧文·亚隆说：
今天我没有被死亡焦虑过度困扰……有时候，在某个瞬间，我心头会闪过一丝怨念，因为她享有先于我离世的特权。先走看上去容易多了。
我寸步不离她的身侧。入睡时，我会握着她的手。……在这最后的几个月里，我几乎每个小时都会离开我的办公室，走过120英尺长的小径，回屋去看她。……当我临近死亡时，玛丽莲已经不在了，没有她相伴左右，没有人握住我的手。当然，我的四个孩子和八个孙辈以及许多朋友都会来陪我，但他们都无力穿透我深邃的孤寂。
只有玛丽莲才能够安慰他的死亡，但是在那个时候玛丽莲已经不在了。玛丽莲在8月的时候，正式地向欧文提出自己要选择安乐死。欧文当然还想极力地挽留她，他的出发点其实只有一个：虽然受了这么多的苦，但至少你还活着，你还活着这件事不是就很重要吗？这对所有想要挽留亲人的人而言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玛丽莲说：
欧文，在过去的这九个月里，我已经接纳死亡了。毕竟，我87岁了，已经拥有了一个精彩的人生。如果我只有40、50或60岁，这会是一个悲剧。然而现在，死亡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无论我是三个月或是更长时间以后死去，我想我都能接受。当然，我会为离开心爱的人而哀伤，尤其是你。
他们俩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是否要不计一切代价地活着。其实欧文·亚隆也不能够这么决绝。
每周他们都会到医院接受免疫球蛋白的治疗。有一天，在玛丽莲输液的时候，欧文·亚隆自己步行去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他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想到斯坦福图书馆里看期刊。我们知道老人家年纪大了以后真的会产生很多不便和痛苦，首先是迷路，他在斯坦福生活了一辈子，结果现在他找不到图书馆了，在找图书馆的路上迷失了方向，后来靠别人把他带到图书馆；第二个不便是他找不到任何纸质刊物了，图书馆已经完全变成电子化阅读的空间，他去问工作人员纸刊在哪儿，人家告诉他某处地方的楼下可以看纸刊，老人又步履蹒跚地跑到楼下去找。在找纸刊的过程中，他在书架之间走来走去，他不知道需要锁住书架滚轮，那个书架是可以前后移动的，有提示牌提醒读者需要小心，（若未锁住滚轮）书架移动会挤到人。他突然发现那些书架朝他移动了过来，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没有锁住滚轮，差点就被书架挤压，于是他赶紧逃离了图书馆。所以人到了八九十岁晚年的时候，他说去趟图书馆都惊魂未定，已经没法再自己去图书馆了。
医生在周四要宣布免疫球蛋白是否有效，这就相当于宣判一个人的生命是否将要终结，所以他们就等待着。在等待的过程中还经历了一些差错，最后医生的答案是谨慎乐观，也就是不好说。玛丽莲生前曾经组织过一个读书会，这个读书会的成员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平时大家一起讨论一些书籍，其中有一个朋友叫艾弗瑞。有一天艾弗瑞到玛丽莲家来看望她，正说着话，突然门一打开，一群朋友走了进来。原来艾弗瑞把读书会里经常参加活动的好朋友都叫来跟玛丽莲告别，大家以信件的形式记述了玛丽莲对自己的影响，比如其中一封信上写道：“你可能不知道，自从我们相遇后，你对我有多么重要！”另一封信写：“你为我打开了何其丰富的世界啊！”还有一封写：“能认识你，我感到特别荣幸！”在这短短一小时的会面过程中，虽然玛丽莲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但是即便如此，她也欣然接受。
这是美好的一天，是我会在余生中永远珍藏的一天，无论我的余生还有多长或多短。
朋友们都在准备跟她告别。
欧文退休了以后经常会感受到淡淡的忧伤，他跟自己的事业告别了，而他这一辈子都在做心理咨询的工作，这正是他忧伤的来源，他再也没法参与到患者的生活中去了。他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心理医生的工作是多么复杂。曾经有一个叫作菲利斯的老人来找他做咨询，这是一位83岁的女士，她向欧文讲述了自己和她妈妈的故事。她的妈妈对她很不好，甚至可以说非常糟糕，这导致她年纪很小时就离家出走了，甚至做了一段时间的妓女，最后成了医院里的麻醉师。等到她长大了以后，有一天，她接到姐姐打来的电话，得知妈妈快不行了，希望她能回去陪陪妈妈。她想，妈妈都快要死了，就还是去了她妈妈的床边陪着妈妈。她说自己是麻醉师，所以一辈子见过很多人离世，当她看到妈妈马上就要咽气时，她知道妈妈最后只剩几下呼吸就要咽气了，就在那一刻，她断掉了妈妈的氧气。这件事是她内心的纠结所在。
于是她来找欧文·亚隆咨询，问欧文自己是不是一个*人犯。她很清楚妈妈真的要死了，最多还剩一两口气，但是在妈妈断气之前，她主动关掉了妈妈的氧气，她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出于恨还是怜悯。她确实也很挣扎，很可怜，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83岁的老人家来找心理咨询师问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欧文·亚隆是怎么回答的呢？
“让我来告诉你我在想什么……”
菲利斯目光灼灼地望向我，仿佛她的生命有赖于我要说的话语。
“我在想着那个小女孩，那个无助的、受虐待的、柔弱的女孩子，那个任由命运和他人摆布的女孩子。你成为目睹母亲最后时刻的人，这真是个悲剧，在那个时刻里，你重新拿回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理解。”虽然一个小时的咨询还剩下二十分钟。菲利斯拿起她的东西，把支票放在桌上，唇语道“谢谢你”便离开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或有过她的消息。
他之所以会在此时想到这件事，是因为他的爱人想要选择安乐死，所以他在此刻理解了菲利斯所做的事，有可能是出于怜悯和同情。不出所料，没过多久，医生告诉欧文他们，免疫球蛋白治疗是无效的。当疗法无效的宣判出来的时候，就意味着玛丽莲已经被宣告了死亡。玛丽莲说：
死亡这个想法并没有吓着我。除了“复归于宇宙”之外，我不相信还有来世，我能接受死后便将不复存在的观念。我的身体最终会分解，化为尘埃。……
当感到生命即将落幕时，我该如何与朋友们道别呢？……
我与朋友们一起喝下午茶，并用这样的方式与他们道别。我已经这样开始见了几位亲密好友了。在未来几个星期里，我会安排和其他几位朋友说再见。……
我想到应该为每个孩子准备一个盒子，里面放一些在将来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可能会感兴趣的东西。
玛丽莲打算准备一些东西，孩子们会翻开说“这是咱们的祖母留下来的”。她还有两个月左右的生命。于是他们安排了一系列的家庭聚会，因为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将会有维克多的六十大寿、三个儿媳妇的生日等，玛丽莲非常幽默地给这次活动起了一个名字叫作“四个生日和一个葬礼”，这个名字是效仿一部叫《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的英国电影。玛丽莲调侃自己的死亡：
嗯，到目前为止，我比较平静。在经历了十个月的煎熬之后，知道我的痛苦即将结束，真的是种解脱。奇怪的是，我觉得至此，一生中犯下的任何罪过或错误悉数“得以偿还”。
这是玛丽莲的视角。但是从欧文的视角看到的就不是这些。欧文非常惊诧于玛丽莲竟然如此淡然地面对死亡，而他每天内心当中所遭受的是强烈的冲击，因为玛丽莲的生命在倒计时，他跟他的妻子马上就要告别。有一天，孩子们都到家里来了。
“孩子们在哪里？”我问。是啊，孩子们！我女儿64岁，儿子50岁。（我的另外两个儿子分别是62岁和59岁。）“哦，”玛丽莲平静地说，“他们在殡仪馆安排葬礼，然后他们将参观陵园，看看我们的墓地，我们将会被安葬在妈妈的旁边。”
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竟然哭了起来，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好一会儿。玛丽莲搂住我，我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在抽泣之间，我说：“你怎么可以如此轻描淡写地谈论这件事？想到你将要死去，想到我将在一个没有你的世界里继续生活，就让我痛苦不已。”
她把我拉向她，说：“欧文，别忘了，我已经在痛苦中煎熬了10个月。我反反复复地对你说，我真的受够了这般生活了。我迎接死亡，我希望再也没有疼痛和恶心，再也没有化疗脑和这种持续的疲劳和恐惧感。请理解我。相信我——我敢说如果你这几个月一直生活在我的状态中，你一定会有同样的感觉。我现在活着只是为了你，一想到要离开你，我就伤心欲绝。但是欧文，是时候了。拜托，你得让我走。”
……
我们俩相拥而泣。
加州的法律规定，一个人要接受安乐死，至少要有两个医生签字，而且要由患者本人来吃药进行，不是打针，而是有一大堆的药片，都需要患者一一吃下去。所以如果患者本人没有足够的体力或者清醒的意识，他甚至都做不到这一点。亚隆夫妇去寻找愿意为他们签字的医生，有的医生没操作过，不愿意答应，但是有的医生已经签过上百份这样的文件了，很有经验，可以引领他们。药片就放在他们家的冰箱里做准备，欧文有时候听到孩子们和玛丽莲讨论她走了以后欧文的生活要怎么安排。孤独不是最大的问题，安全才是。他们讨论要不要让爸爸搬到一个小公寓，因为走楼梯时很容易摔跤，要不要把家里的燃气整个换成电灶具，因为害怕他不小心点火把房子给烧了。所有人都对他的记忆力有着深深的担心和怀疑。
有一天，欧文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个想法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假如反过来呢？假如是我先走，而玛丽莲活着，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玛丽莲会不会非常痛苦？他今天所遭受的痛苦是在替玛丽莲承受，痛苦就一下子有了意义。所以有时候生命中的意义需要我们这样去寻找。
11月的某天，欧文听到玛丽莲跟自己的女儿伊芙在有说有笑地讨论着什么问题，他探头过去一看，原来她们在讨论玛丽莲的那些首饰都会给谁。分配遗产这件事竟然能够讨论得那么开心。而且她真的开始送书给别人，玛丽莲把她所有的法文书籍全部捐赠给了斯坦福的图书馆，然后面对着这个空荡荡的书架，她表现得平静如常。欧文觉得“怎么可能，这是我一辈子的书，我怎么能够送给别人”。他在不断地反思，为什么两个人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但是到最后要告别的时候，两个人的状态竟然完全不一样。
他就回忆起童年时代，他们俩都是犹太人，但他们所生活的街区有着很大区别：欧文所在的街区非常混乱，每天都有安全问题，因此他时常生活在焦虑和恐惧当中；而玛丽莲所生活的街区很安全，她的家庭也非常稳定，所以童年时的安全感决定了她可以非常淡定地面对生活的变故。欧文经过反思，觉得是自己童年时的安全感不足，这使得他没法像玛丽莲一样坦然地去面对死亡。
最终死亡降临了。
玛丽莲的死已经在地平线上可见，……她喝格雷伯爵茶，当我看到只剩下两个茶包时，想去杂货店再买一些，但是买多少呢？家里并没有其他人喝茶。一盒有二十包茶，担心她再活不过几天，但我还是买了两盒，四十个茶包——恳求奇迹发生，让她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再长一些。
早上醒来，她抱怨背疼，一动就感到剧痛，几乎动弹不得。……
现在很显然，玛丽莲将无法与家人一起共度感恩节了。她的疼痛持续加剧，以至于临终关怀人员每个小时都会给她注射小剂量的吗啡，让她更舒适些。……
玛丽莲经常失禁，女儿和最小的儿子本恩每天帮她清理换洗衣物。每当这时，我便走出房间：我想保留我记忆里美丽的、未受玷污的玛丽莲。其他时刻，我则寸步不离，整天待在她身边，我仍然没有放弃希望，期待我们还能最后再说几句话。
下午晚些时候，她突然睁开眼睛，转向我说道：“是时候了。欧文，是时候了，够了，欧文，够了，让我走吧！”
“需要我请P医生来吗？”我用颤抖的声音问。她用力点了点头。
医生来了以后发现玛丽莲没法自己吃药，因为她打了太多的吗啡，所以就要求限制她的吗啡量，这会导致疼痛加剧，但是只有限制吗啡量，让她清醒以后，她才能够自己喝下药物。
第二天早晨，玛丽莲早上6点醒来，非常不安，再次恳求P医生来帮助她结束生命。……玛丽莲早先曾要求过，她走时，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要在场。三个孩子前一天就住在家里，但另一个在马林县他自己的家中，有一小时车程。当儿子从马林县赶来后，P医生靠在玛丽莲身边，凑近她的耳朵问：“你想要什么？”
“不想活了，到此为止。”
……
我们扶玛丽莲从床上坐起身来。她把吸管放进嘴里，喝完第一杯（他们把药磨成粉做成了冲剂）。P医生随即把第二杯递到她唇边。虽然玛丽莲虚弱得说不出话来，但她还是一口气喝完了第二杯。她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深深地呼吸。床边是P医生、护士、我们的四个孩子，还有我。
我的头靠着玛丽莲的头，注意力全都放在她的呼吸上。我感受着她每个细微的动静，默默数着她微弱的呼吸，数到第14次时，呼吸停止。我俯下身，亲吻她的额头。她的身体已冷：死亡降临。我的玛丽莲，我最爱的玛丽莲，永别了。
……
冰凉一吻，伴我余生。
……
玛丽莲被殡仪馆的人带走后，我仍然处在震惊状态。……我告诉自己：记住这一幕，记住发生的一切，记住经过我脑海的一切，这样我就能在书中留下这最后的时刻。我一再地听到自己的喃喃自语：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隔天会举行葬礼。虽然被一大家子人所围绕着，我却感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玛丽莲去世那天，我流着泪爬上楼，回到卧室独自待了大半日，想借由观察自己的内心活动来缓解悲伤，当我爬上家中通往卧室的楼梯，独自在卧室里度过玛丽莲死亡日的大部分时间的时候，我默默地哭泣，试图通过观察我的心智活动来减轻痛苦。然而即便这样，某些想法依然挥之不去，想推开的那些场景不断地侵入，让我生动而强烈地体验到那份执着的心念。
欧文曾经为很多强迫症的患者做过咨询，他在这个时候体会到的就是强迫性想法，你不想要这个念头来，但这个念头不断地侵入。他知道要平静，要与当下连接，要默念“自在”，等等，但是很难。
几个小时后，入夜就寝时，我感到自己脱离了现实，感到不自在和不真切。今晚是我没有玛丽莲的第一夜，这也只是我余生所有漫漫长夜中的第一晚。……一反常态，这晚我竟沉沉地睡了九个小时。醒来时，我意识到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我睡了十二个小时——这是我记忆中最长、最深的睡眠。
在葬礼的过程当中，由于玛丽莲已经在病床上躺了这么长时间，所以她的子女们、朋友们其实都已经接受了她的死，但是欧文还是不太能接受，他说：
我整个人如坠雾中，像塑像一般呆坐着。我只能隐约想起所有来宾，在深沟前排着队，当祈祷声响起，每个人拿起铲子把泥土撒在棺木上。我在其他葬礼上记得这个传统，但在这天，我整个人吓呆了，把泥土撒到玛丽莲的棺木上，我根本做不到。所以我只是坐在那里，坠入迷雾，直到每个人都做完为止。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留意到我没有参与埋葬玛丽莲，如果他们留意到了，我希望他们把这归因于我没有拐杖完全站不稳。不久之后，我随孩子们一起回了家。
……聚会上所有其他的细节都消失了。有一件事我确信：我不是一个称职的主持人，没有四处去照顾客人们；事实上，我不记得自己离开过椅子。
西方的葬礼在仪式结束之后，大家就要参加一个冷餐会，一起聊天，有时候气氛还挺轻松欢快的，但是欧文就一个人呆坐在椅子上很长的时间。
直到下周，玛丽莲去世一个月，我才独自度过了第一个周末。当我回顾玛丽莲的葬礼时，我纳闷为什么在葬礼那天我感到如此麻木和平静。也许这源于在她临终时，我寸步未离，没有留下什么遗憾。我就那样守着她，数着她最后一口呼吸。最后一个留在她冰冷脸颊上的吻，那才意味着真正的道别时分。
这是欧文和玛丽莲整个告别的过程。在没有玛丽莲的生活里，欧文还是很自律的，他为了能够让自己尽快地走出悲伤，每天坚持散步45分钟，然后留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写这本书，因为这是他跟玛丽莲要一起完成的一部作品；他还花好几个小时，跟自己的老朋友通电话。但是只要他闲下来，脑海当中就会反复地回放玛丽莲死亡前最后的36个小时。每次看电视发现有趣的节目时，他就老派地想录下来，给玛丽莲看，后来一想，玛丽莲已经不在了。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位女士，她要找玛丽莲。欧文在电话里告诉她，玛丽莲已经去世了，那个朋友失声痛哭了起来。这些细节，我相信每一个有过丧亲经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家族又聚在了一起。
孩子们正在讨论晚餐吃什么，饭后做什么，在那个瞬间我突然僵住了：我能听到他们在说话，可是动弹不得，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石雕。孩子们越来越担心：“爸，你还好吗？爸，你怎么了？”
然后，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泪流满面，艰难地说出以下的话：“她不在这儿，哪里都不在。玛丽莲永远、永远也不会知道今晚这里发生的一切了。”我的孩子们似乎很震惊，他们从没见我哭过。
在圣诞节的晚上，他说女儿做的主菜是北京烤鸭，这其实是一个幽默，因为他们吃的是外卖。他说如果玛丽莲在的话，他们是不可能在圣诞节的晚上叫外卖的，因为女主人走了。欧文在家里经常会睹物思人，毕竟这么大一个房间里到处都是他们生活的痕迹，无论看到什么东西都能够使他想起和玛丽莲的生活，尤其是照片，只要看到照片欧文就会难过，不看照片又觉得思念。所以他就把玛丽莲的照片面朝墙翻过去，想看的时候转过来看一眼。
我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想要和玛丽莲分享。听说社区里我们40多年来常去的药店刚刚关张了，我想象着跟玛丽莲说这个消息时，她脸上失望的表情。还有，我们两个最年长的儿子，多年来一直拒绝跟对方下棋，而今年圣诞他们一团和气地下棋了。还有，之前一直不想学打皮纳克尔纸牌的那个儿子，现在正在学，还开始跟我和兄弟一起玩了。下棋、打牌这些小事都表示我们一家人更加和睦了。哦，我是多么希望能把这些都告诉玛丽莲啊！她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心理学家能够非常准确地描述自己的内心，他说自己每天生活在一种非现实感当中，总是感觉似乎她还在。然后下一个阶段他开始变得麻木，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感到无所谓。他主要的疗愈方式是读自己写的书，比如《叔本华的治疗》。在读自己年轻时候写的书时，欧文·亚隆觉得写得非常准确，他很佩服自己当年把对于死亡的洞察写得那么准确，能够给自己带来强而有效的疗愈和平静。玛丽莲去世63天以后，欧文·亚隆写道：
玛丽莲去世已经九个星期了，我在处理哀伤方面没有什么进展。如果从治疗师的角度来评估自己，我会这么说：欧文·D.亚隆，明显抑郁，行动迟缓，麻木恍惚，常伴有绝望感，体重减轻，生活无趣，难享独处，总的来说，在接受他妻子的死亡方面，没有什么进展。病人自述这种糟糕的处境至少要持续一年，感觉极度孤单；在理性上，病人知道应该要与外界保持接触，但是极少主动与外界联系。兴趣减退，没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强烈愿望。食欲减退，大部分时候对食物无动于衷，常吃速冻食品。病人过去喜欢看网球，但最近只在电视转播上看了几场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其偶像费德勒输球后，他就不再看了。病人认识的年轻球员没几个，对了解他们的兴趣也不大。
我觉得这是他的幽默，他在用自己给自己诊断的方法，写下这些文字。
最终，我很可能会死于突发冠心病；而且必须得承认，对这种结局，我大体上是欣然接受的。
在玛丽莲去世88天以后，亚隆决定走出去。他去参加了一场社区的聚会，然后参加了读书会。当他和外界的接触变多以后，他发现自己想玛丽莲的次数少了一些，但是他还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他一个人还住这么大的房子是否合适，大房子要上下楼梯也不安全，再加上需要照顾的方方面面又多，而且充满了回忆，要不要搬到城里的小房子去居住？这是一个让他纠结的问题。他们有两辆车，玛丽莲一辆车，他一辆车，要不要卖掉一部车？但是当他想到要把玛丽莲的车子卖掉时，他的内心又会变得非常痛苦。在玛丽莲去世110天后，他感到脖子疼，便去戴了一个颈托。之后，新冠爆发了，他惊叹玛丽莲怎么会想到整个世界都会停摆，几十亿人会待在家里边哪儿都不去，虽然他们的人生很漫长，但也从来没有经历过。
书的最后，他给玛丽莲写了一封信：
“这并不是结束”——自从有记录的历史以来，人类就紧紧抓住这个想法不放。我们每个人都害怕死亡，都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应付这种恐惧。玛丽莲，我清楚地记得你一再重复的话语，“一个对自己的生命毫无遗憾的87岁老妇人的死，不是悲剧”。有个理念萦绕我心——你活得越充实，便死得越坦然。对我而言，这便是真理。
……还记得萨特在他自传中的话，你曾念给我听：“我正悄悄地走向尽头……可以肯定的是，我的最后一次心跳将铭刻在我作品的最后一页，死亡将只能带走一个死人而已。”
……
我将以纳博科夫自传《说吧，记忆》中流传千古的卷首语作为本书的结语：“摇篮在深渊之上轻摇，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是两团永恒黑暗之间，一道短暂的光隙。”那景象既令人震撼又令人平静。我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从中获得了慰藉。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两位老人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合著的这本书当中，找到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慰藉，因为毕竟死亡是生命最好的礼物。谢谢大家，我们下本书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