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上海工商名人录近两千人，宁波籍人士占了四分之一，“宁波帮”势力鼎盛----叶澄衷、朱葆三、黄楚九、项松茂、虞洽卿等宁波人的名字在上海商界如雷贯耳。
宁波人是一个性喜漂流的族群。来自喧闹小城镇的宁波人尽管善于打江山，但依旧保持一点骨子里的小农意识，成为生活在传统和现代双重价值体系中的人。
宁波方言对于上海语言也大有影响，本是宁波方言中的第一人称“阿拉”，取代了上海方言中的第一人称“我”。而上海人喜欢在称谓前加“阿”字，如“阿舅”、“阿婆”、“阿姐”等，也是受宁波称谓的影响。
至于宁波菜，似乎比宁波人还要出名。状元楼、鸿运楼是沪上久负盛名的宁帮菜馆；上海人喜食的黄泥螺、鳗鱼、苔条饼及水磨年糕，原是宁波习俗。
很多上海人嗜好宁波菜，只要是吃得惯的，少有不上瘾的。比方醉虾，把烈酒和调料倒进装了活虾的玻璃缸，盖上盖儿，还不能马上吃，得等一会儿，等到虾半死不活了，才动筷子，牙咬到虾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虾的生动，这样的虾堪称美味一绝。有人认为，这是宁波人用来专门练北方人胆量的。
宁波人是一个不大好对付的族群，因为太会算计，特别是绍兴来的，上海人有个说法，称他们是“绍兴师爷”。
宁波人现在成了一个形容词，从某种意义上解释，还隐约带点贬义，通常指计较、门槛精、老谋深算、自以为是、自私等等。宁波人多是不肯吃亏，也不大会吃亏的那种人，喜欢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恰恰在很多方面符合上述概念的“上海人”性格。
现在的上海人实际上很赞同宁波人的世故，这种人多一些，可能这个城市就更文明些，不过，也可能让别的地方的人更嫌弃上海人。
过客“小广东
上海人习惯把广东人叫做“小广东”，可能是因为广东人身形多半不高大的缘故。不过，上海人对于“小广东”，一点不敢轻视。
在洋人来上海之前，晋商、徽商最早在上海登台亮相，晋商以票号逞威，徽商则在盐业、典当、茶叶、木材四大行业中占尽优势。开埠初期，粤商挟外贸之长进军上海，后来宁波商人也逐步崛起在沪上。
山西人被人认为是最单纯的商人，他们刻苦节俭，注重枝微末节，又因为太过单纯，不够深谋远虑，终于逐渐衰微；徽州人的善贾，从其“徽州算盘”的别称中便可见—斑。和山西人的鄙视读书相反，徽商则“贾而好儒”，出了很多儒商，但安徽人赚了钱后，就有点满足现状，不愿意扩展事业，大多打道回府，广置田宅，编修族谱，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
所以，明清时期蓬勃的晋商和徽商算是旧路子的商界领袖，而后来居上的粤商和甬商算是近代商界之首。
和稳扎稳打的宁波人不同，广东人更加果敢决断，敢为天下先。广东人是绝对的现实主义，对商机的掌握超人一等，即使在战乱期间，广东人却多在南洋做生意，或去海外发达，然后再回来发展。以前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永安、先施、大新、新新，就是粤籍华侨家族的，稳占上海滩头号大马路的半壁江山。
在上海的广东人是外来族群中最有过客心态的，他们都是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人，还有各种海外关系，随时准备到别处开辟新的天地。
尽管广东人的海外关系保障了他们的经济来源，但在逼仄的小巷弄堂里，也常常成为众矢之的。别人家的亲戚来自宁波、苏北的乡下，穿着蓝布衣服，拎着粗糙的编织袋；他们的亲朋好友则乘小车来，穿笔挺西装，拄着一根雕龙头的手杖，身边跟着一个妙龄少女，小车还开不进狭窄的弄堂。
这时，躲在一边诚惶诚恐的广东人，只好在邻居的指指点点下，快步上前迎接客人。广东人大多不事张扬，这样的场景对于事先毫不知情，喜欢蜚短流长说闲话的隔壁邻居来说，无疑是某种刺激。
在上海的市井生活中，广东人算远道来的，没什么人员基础，又常出头，故而一遇风吹草动，被人整得也凶。
所谓有“海外关系”，在革命时代是很要命的。也因为“外边有人”，广东人常会想着要离开，他们是标准地“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的那一类，总想着将来的事，想着要移动。
广东人因为不安于室，拙于深耕，使他们在上海外贸、买办行业中的优势很快就被宁波人超越了。
虽然广东人在上海的商界不及从前显赫了，但多少影响了这座城市的生活态度，譬如他们对于吃得近乎苛刻的讲究，又譬如他们动不动就要搬出一套有关养颜保健的哲学，他们加了枸杞、洋参，用慢火炖出来的乳鸽汤，不知让多少邻居又妒又恨。
总之，广东人在上海人眼里一贯生活得很滋润，他们对于生活的孜孜不倦，也许是令上海人艳羡的。
在上海的广东人喜欢独善其身，缺少热络往来，在城市各个角落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从某方面来说，广东人在上海还是广东人，并没有成为上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