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全世界的刑侦人员都是困扰。葛建业是美国北德克萨斯州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教授，他所在的实验室是全美唯一有资格访问联邦调查局（FBI）犯罪分子DNA信息库的科研实验室，长期关注全世界不同国家法医学技术发展。葛建业告诉本刊，即使是各国在建设了犯罪分子DNA信息库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除非犯罪分子再次犯罪并被采集到DNA信息，发现与过去某起悬案中被害人身上的DNA信息相同，否则很难侦破悬案。
葛建业解释称，这是因为之前全世界的DNA数据库建设主要针对常染色体的短串联重复序列（Short Tandem Repeats，以下简称STR）,它实际上记录的是每个人常染色体DNA螺旋上特定的十几到20个位点信息上碱基对的重复排列情况。这是一种人人特异的编码信息，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还有一小部分出现变异的情况。FBI的一份统计显示，当取16个位点信息时，出现重复的概率约为十亿分之一。
不过唯一性同时也意味着，除非能够将全社会每个成员的DNA信息都进行录入，否则这套系统就无法保证100%的可用性。常染色体的STR相似度伴随着亲疏远近迅速衰减，父子之间只有50%相同，祖孙之间只剩25%，而且相似度并不单纯反映亲疏关系，甚至不指向任何确定的性征。“事实上，假如试图寻找犯罪嫌疑人而把DNA相似度设定为30%，有可能筛选出来自天南海北的海量信息，几乎不具有使用价值。”葛建业说。
所以学界想到了利用男性的Y染色体遗传信息来做文章。“这其中包含了几条最基本的常识。首先，人体一共有23对染色体，其中22对为常染色体，1对为性染色体。女性的性染色体为XX，男性的性染色体为XY，所以Y染色体为男性独有，且来自于父系，如果不发生突变，那么祖孙几代的Y染色体应该是一致的，理论上一个家族几十人采集一个人的数据就够了；第二点是，世界各国统计的罪犯性别比例，男性罪犯普遍在九成左右，占绝大多数。”葛建业说。
但是这一学界的设想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推广。“这中间牵扯到一些法律问题，无论是中国或西方，建设DNA库是需要立法来授权的。因为常染色体STR可以精准指向到每一个人，建设目的是用来打击罪犯没有问题，但西方最保守的一些国家可能会限制采集的范围，比如说他只采集罪犯的DNA信息，或者只采集流动人口，采集非法移民，就针对犯罪概率最高的这个群体。但是Y-STR不一样，他指向的是一个族群，而非具体的人。比如麻某犯了罪，但是可能警方找上的是麻某的三叔，在西方，这就会牵扯很多伦理和权利问题。”葛建业对本刊说。
Y-STR技术在中国率先被推向应用。林恩正告诉本刊，国内最早的应用应该是在河南。他听到的说法是，因为河南当时大量出现流动作案团伙和家族式作案团伙，有刑侦专家向河南省公安厅推荐了这一技术，“现在河南应该已经有一个超过500万规模的Y库。”林恩正说。葛建业向本刊简单计算了一下，河南有1亿人口，男性约有5000万，如果按祖孙三代男性1：3：5计算，几乎已经覆盖全部家庭。在南医大*人案告破之前，这项技术的高光时刻是发现了高承勇是白银案的凶手。据甘肃省公安厅通报，2015年3月，在高承勇案重启侦察之后，其家族的一名男性因其他犯罪在公安机关数据库内留下了DNA样本，和之前白银案凶手的DNA-Y数据重合，确定为同一家系。随后，警方启动家系排查，对其家族上下直系男性挨个筛排分析，包括已经掌握的凶手大致年龄等，最后发现此人的远房侄子高承勇，有时间空间的可能，具备作案条件，就此确定其为重大嫌疑人。
白银案*人凶手高承勇被捕现场
高承勇被捕时，周围亲属和邻居的反应同样是“不可思议”，“他平时完全就是一个沉默的好人”。
Y库的作用
葛建业告诉本刊，在白银案之后，各地市纷纷仿效建立Y库，公安部也开始召集有关专家讨论，他也曾联合国内多家法医机构的学者发文，专门探讨Y库建设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这种讨论最终在2018年转化为决策。当年公安部正式公布了一个Y库建设的“三年规划”，要求各地用3年时间建成自己的Y库。
北京博晟思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彭建胜也从这一年开始承接各地政府的一些Y库建设项目，公司去年处理了68万份样本。彭建胜说这个数字在行业内并不算高，行业一些头部公司处理的年样本量可以达到数百万。而且2020年是Y库建设“三年规划”的收官之年，预计需要处理的数据量会更多。
建设这样一个数据库投入的人力和物力非常巨大。彭建胜告诉本刊，与常染色体DNA库只需要不断扩容不同，Y库的建设是类似于民族学调查家庭关系的做法，标准的采集流程是选择一个大家族内关系相对较远的两个分支，各采集一份信息，如果有领养、收养或者基因突变的情况，再单独采集一份信息。基层的民警要完全了解辖区内的家庭组织网络，才能去做采集的工作。在帮助地方建设Y库的时候，他们经常能听到来自基层民警工作压力大的抱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