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系列是一套本本精彩的书辑，其中特别精彩的在笔者看来应有江绍原先生的“小品”结集——《民俗与迷信》。据编者陈泳超交代，“大家小书”原拟重印《发须爪——关于他们的迷信》，但编者以为“选编江绍原的小品系列更有意思”。这无疑是一个更具备学术品味和更能撩起读者阅读兴味的决定，因为“小品以展示事项为主，每一事项视其需要给予长短不一的解说，便把道理讲明白了，而事项本身及其蕴涵的正邪之理，却依然是‘活泼泼地鸢飞鱼跃的气象’”。若进一步说，正由于“小品以展示事项为主”，所以其解说就不是一次能够完全讲明白的，可以不断地深入去做，亦可不断地多方面地去做，《民俗与迷信》中收录的“胡大人还阳”系列小品就是个可以持续讨论的对象。
这批小品原发表在1928—1929年的《贡献》杂志，陈泳超在《民俗与迷信》中已搜罗得基本齐备。但有两点仍可进行更多努力，一个是对小品中所列各“事项”的史源的考索。另一个是对江绍原讨论对象的厘清。在考索和厘清之后，笔者试图讨论的问题是：瘟疫传言如何映射一个日后被认定的学术精英与国民革命这样一场政治大变动的联结。
一
“胡大人还阳”一事最初出现在《贡献》第三卷第五期（1928年7月15日）“应时小品”（213）中，江绍原介绍了6月29日《新闻报》中提及上海最近的“怪传单”说：
各界注意今年的瘟疫。北京胡大人死了三日还阳说：今年人要死大半。五月初十日瘟神下界，六月人要死八分。若有不信者，身得大病，口吐鲜血而亡。倘有虚言者，男盗女娼，有仁人君子缮传一张，可保一身之灾。能传十张，可全家无灾，即有灵验。
又湖北省之人，在北京做官后，回家演说本年之灾。人要死无算，若有不信，至后请看有妖怪出世，半夜叫门，切不可答应，五月之后十一、二、三日，不可煮饭。十三日过午开火烧饭，须用破法，朱砂三分，袋在身边，可除妖怪。此日天下红雨，三六九吉利。
法租界卢家湾康悌路口福记米号郁载庭印送。此信由北京都姜堂王老太太送，板存法界八仙桥鼎新里五弄四号。
除了《新闻报》的消息，6月25日江绍原在杭州已见到过几字之差的用铅笔抄录的类似传单，是二房东太太的婆家人从浙江长安镇带来的，由此江绍原启动了他做“小品”惯用的研究方式，希望“有人赶紧调查一下，并通信告诉我”！
之后在《贡献》第三卷第七期中江绍原记录了《时事新报》（7月2日）和《社会医报》第二十二期（7月7日）中的瘟疫传言。到《贡献》第三卷第九期和第四卷第一期、第三期出版时江绍原的呼吁如过去几年一样得到了各方呼应。8月2日周作人从北京来信，告知《语丝》第一百三十四期（1927年6月4日）上有开封人士写信给他，说有类似传单，区别在“胡大人”变成了“胡进士”。也有人告诉江绍原传单有的来自于梳头婆，有的发现于尼姑庵。重庆的徐匀揭示了“胡大人官衔”的时髦化，因为在当地传单中说“胡大人”是在农工部做总务科长兼训练秘书长。上海东唐家弄的周柏堂将所得传单寄给了江绍原。松江后冈镇的华泽之则写信来认为“胡大人”传单在他那里的流布，某药店老板“很有功”，因为要替自己店里的朱砂谋销路。
如果说截至《贡献》第四卷第三期还多是“胡大人”传言的信息交流和依据这些信息的学术讨论，那么到《贡献》第四卷第四期，这个讨论就开始带上了政治意味。江绍原在当期小品中开头就说：“今年三月廿九日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栏中，载有陈德徵先生的《短简致江绍原先生》，蒙旁人寄了一份给我看，吓得我不敢则声。数日前叶德均先生来函，道及《觉悟》栏中署名振振的《民风丛话》，曾谭起‘北京胡大人’。赵景深先生也知道丛话于我有用，便寄了一卷来。”
江绍原这段话提到了两篇文章，先来看第一篇陈德徵文。陈德徵在目前的研究脉络中因胡适而被人关注，因为他是“人权论战”中的著名“反派”，属于“国民党御用文人”。这个概括当然大致是不错的，但此人其实有远比今人认知中复杂得多的经历和思想，退一步说，即使为了更好地理解胡适，也应该更多地理解陈德徵（此处不及展开）。这里需要厘清江绍原提及的文章具体是什么？因为就笔者目力所及的江绍原研究似乎对此并不在意。
江绍原和陈德徵的“交手”据上文源于《民国日报·觉悟》（以下简称《觉悟》）上陈氏的一封公开信（笔者按：江绍原写错了信发表的时间，为3月28日，而非3月29日），而这封公开信的发表则和江氏在《贡献》第二卷第三期中的一段“剌人闲话”有关。这段“闲话”见于江绍原与徐调孚谈论“收惊、叫喜”的信里，说：
为小儿叫魂的风俗，不但汉族有，满洲人和苗人也都有。我所看见的关于此题的一点文献，均钞出在小品中发表过，但这些条小品，先生在上海是不会知道的，因为它们都登在十五、十六两年北京出版的《国民晚报》上面（据说《国民晚报》是国民党员办的）。鄙人因为向来表同情于该党的革命运动，所以那时候肯借他们报发表小品。不料我南下之后，屡次把小品送登粤、沪、杭的党报而屡次被拒。迷信捐，他们是要抽的；迷信研究，他们是完全漠不关心的，其愚可及哉？
对这段“闲话”，陈德徵提出了四点向江绍原声明：
（一）先生南下，不知在何年何月何日？如果在二月一日以前，那么，上海号称党报者，只有敝小报（《民国日报》）一家，先生在二月一日以前投寄沪地党报发表的小品文字，似乎有寄给敝小报的嫌疑，虽然先生大作肯不肯借敝小报发表，还是一个绝大疑问，而敝小报则不得不声明：在二月一日以前，上海的党报没有收到江绍原先生关于“迷信研究”的巨著！
（二）二月一日以后，上海党报除了敝小报之外，又有《中央日报》，先生之巨著是否曾投寄《中央日报》，我不是《中央日报》的记者，不敢瞎说。但二月一日起直至今日，不中用的党报如敝小报者，并未接着江绍原先生关于“迷信研究”的巨著，那是我可以负责声明的。
（三）上海的党报，如《民国日报》者，对于一切有研究性质的文字向未有拒绝登载的事实，况如先生之大作，为时人所争读者，敝小报尤其欢迎刊登，怕只怕先生鄙视小报，不屑借敝小报发表，以损先生令誉，至于敝小报，那真是天天希望刊载先生之大作，以光篇幅呢！
（四）国民党有没有抽“迷信捐”，这关于财政部的事用不着我声明。我只要声明上海的党报是从未抽过捐，更谈不到抽迷信捐。如果说上海党报对于“迷信研究”完全漠不关心，我要负责向江先生声明：上海《民国日报》的当局从未存过这样的心思。
结合江绍原的“闲话”与陈德徵的声明看：第一，江绍原有没有向粤、沪、杭的《民国日报》《中央日报》投过稿？如果投过稿，结果如何？这些是事实问题，需要通过史料发掘来验证。据目前所见材料，江绍原自云向广州《民国日报》投过稿，被拒。不过1928年7月前后江绍原的小品曾发表在上海出版的国民党刊物《革命评论》之上。到1930年，杭州《民国日报》的《民俗周刊》他是主持者。第二，江绍原对“革命行动”在何种意义上表同情，如何表同情亦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梳理的问题。第三，江绍原“南下”后发生了什么导致他对“党报”、“迷信捐”等的恶感，这些都非能简单回答之事，需要做更深入分析。
再来看第二篇署名“振振”的文章。“振振”是张振之的笔名，亦属于“国民党御用文人”之界，“人权论战”中有驳斥胡适的大作面世，因此也属于一个若无胡适，就不配拥有姓名之人（他的经历、言论其实颇多有趣之处，另考）。张氏被江绍原提及的文章发表在《觉悟》（1928年9月15日）。在复述了传单的内容后，张文提供了关于“胡大人还阳”传言发酵的更多细节，同时也为后面两人的交锋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值得稍多录于此：
……这是今年五月间，流行于两湖方面的妖言。当时，公安局方面之布告取缔这种妖言：
“为布告事：照得妖言惑众，为宵小不二法门；而禁邪辟谣，乃本局唯一责任。比年以来，政局变迁，共匪肆虐，群盗如毛，棘地荆天，已演成恐怖时代，而地方一般流氓地痞，动辄利用时机造谣生事。核其用意，不使人人自危不止。言念及此，殊堪痛恨！
近由本局接得传单一纸，预言本年瘟灾，一则曰某日将有瘟神下界，再则曰某日将有妖怪出世。假鬼语以惑人，借迷信以欺世。当此青天白日之下，岂容若辈鬼蜮，施其伎俩？近查鄂西一带，神匪猖獗，非若辈潜伏武汉散布邪说，乘间思逞；即系共匪另换手段，别有用意。亟应严切查禁，以安人心。除分令所属严拿散发此项传单人，以便根究外，为此布告，仰各商民人等，一律知悉。倘敢为其所惑，自相惊扰，代发传单者，即以抗命论！切切此布！”
关于这一个妖言惑众的传单。自然暗地散发得不少，所以这传单的内容也变成大同小异……
不久，这个谣言又传到广州市了，如香港《华字日报》六月二十二日所载：
“妖言惑众，本干法禁；而今日广州市之一般社会，尤其是妇女界，则竟为妖言所包围，不可究诘。在此科学昌明时代，尚有此怪象，诚足令人惊异！在最近广州市中，有几种神话印刷品，最为流行，而以所谓‘刘伯温救劫碑’一类为尤多。文中谎言，无非借兵灾疠疫，死人若干；及如何如何可以祈祷免祸以惑人，末则劝人代为出资，广事宣传，可祛哭难之一片荒诞语。
查传布神话者，最先原为一湖北人，嗣为武汉公安局严厉查禁，遂展传而流传于广州。至其中有无另具作用，虽未可知，而一般无知愚民则已受其催眠；驯至家家户户，香花膜拜，竞相出资，代为印刷宣传。故近日市内时见少年妇女，沿街派送该项神话印刷品，俨与宣传员无异。而一般投机印务局，遂藉为谋利机会，预先制定待沽，每千售银二、三元不等，靡不利市三倍。而广州、佛山、江门、肇庆、梧州一带，瞬息都遍。在此谣言濒漫中，其怪象亦有足述者。如公安局毗连之南朝街，竟有神棍在此搭棚供奉观音，镇魇灾祸，招聚无知妇女，不分昼夜，烧香膜拜，哄闹异常。
又同时市北之三元里亦演迎神怪剧，由该乡民团局，派出武装团兵数十名，携枪实弹，至英德帽峰山迎一木偶回乡供奉；因而哄动市中男女，千百成群，前往参神求财，怪象百出。同时又喧传惠爱路城隍庙内，有神遗下锦匣在该庙内，无论何人，不得开视；因之亦暄动无数男女，前往该庙参观锦匣，但结果仍是虚无乌有。而神话流行，人心浮动，其愚诚可哂！”
读这个妖言，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妖言的出发点“北京”……
二、妖言的流布是由“北京”一直到广州。中国的交通实在太不便利，而这个妖言的搭客，直捷地从北京为起点，依着京汉线而至两湖，靠着尚未告成的粤汉线而直达中国极南的广州市：这条妖言的路线简直贯通了中国的南北。
三、妖言的宣传中，渗进“演说”“传单”这一类新式方法；而且用连环式的宣传法……
这个妖言的作用，这是很可以了然的。因为五六月间的北京是胡匪治下的北京，一切的反动势力都集中于“北京”，像“张天师”这般人是“张大元帅”的高等顾问，这个妖言，也许是他们所玩的法宝。当时，京津路战云弥漫，妖气自然敌不过*气，所以从比较平静而荒僻的京汉线流窜到广东了。
对张振之的分析，江绍原表示不敢轻易相信“京津路……妖气自然敌不过*气”一句，同时认为“师帅二张”为该传单散布的主动者，需要更多证据确认。江氏又注意到张振之所用材料大多取自汉口、长沙、成都、广州各处的报纸，而北方及津浦沿线各省的报纸，一次也不曾用过。由此江氏质疑“他是读过北方各省的报纸而不曾在上面发现北京胡大人传单的踪迹呢，还是并没看北方报而随便断定此传单是搭京汉车，而不是从津浦路南下的呢？这是很重要的。”
11月23、24日张振之在《觉悟》作长文反驳江绍原，其中特别对“胡大人”传言的政治作用做说明：
我以为这个传单的政治作用的意义是非常显然的，至于“师帅主动”是假定中的假定，用不着深究。传单之含有政治作用有几点可以看出：
一，传单上劈头二字就是“北京”，北京是一切反动势力的根据地，而尤其是政治反动势力之根据地，在湖北方面替胡大人做宣传员的也是“北京做官回家”的“官”，这岂不是很值得我们注意吗？
二，胡大人的“胡”字亦堪研究，因为胡字本为汉人对北方夷狄之总称，在民族革命的时候，汉人尝指满人为胡……我想这一个“胡大人”一定是满清仁兄大人，自从打烂了龙庭宝座，暗底里运动复辟而化身的一个精灵，至少是带有复辟臭味的人，以此为号召的工具，不然何苦这样大规模的宣传呢？退一步说，就是“胡大人”与“满清仁兄大人”无干，但是妖言之所以能惑众，是由于人民生活之失保障与政治之失安定，说不定反动分子利用宣传此种妖言以有所企图，岂不是对于政治更有关系呢？至于说到张大帅与妖言的关系，并非全无根据，因为妖言留布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炸死，说个笑话，就是张作霖炸死了，他的诸葛亮式的锦囊计依然可以实行，亦无妨于妖言之流布呵！
对张振之的反驳，《贡献》第五卷第一期上江绍原的回应是：
我的见解不幸和振振先生的不很同。在南京、汉口、广州或任何地方始创的谣言，便不能“劈头二字就是北京”吗？当人民生活失了保障，政治失了安定，而且又有旁种困难逼来时而发生的谣言，便不能四方八面的传布开去，恍似背后有个抱有政治作用的主动者吗？“反动分子利用宣传此种谣言以有所企图”的可能，我是承认的，但利用与始创究竟有别，。所以胡大人传单究竟是否在北京的某种人物造出来摇惑人心的，我认为仍为持研究之点。
总之，我以为与其见了胡大人传单便只知道慨叹北京的腐败和疑心师帅二张或其他反动分子的阴谋，远不如仔细访问这传单在各省各地出现的时日，channel，影响等等。惟有这种访问调查所得到的材料，能使我们多少看出那传单的来历、意义和政治上各种“反动”分子对于此事应负几分责任。
在同期《贡献》上，又有叶德均从淮安来信，说在家中废物堆里找出一块木板，正是关于胡进士传单的木刻板子，希望来沪时将木板送给江绍原。对于叶氏的好意，江绍原的答语更是充满了“政治明喻”：
承允许把那块版片送给我，照理应该说一声感何如之！因为这宗我所谓“文化垃圾”，我此刻的确很想收藏点。不过呢，现在正有人疑心那北京胡大人传单若不是张学良委员的老子会同张天师所“玩的法宝”，便是和他们二位一样有“反动”臭味的人们散布出来的。那么，我接受了胡进士传单版片之后，倘若有个把冤家对头向革命机关给我一告发，说我是张委员的封翁从阴间派来的捣乱分子，既然有版为证，试问那时我怎么狡辩呢？刑讯我可受不了，招了又得吃卫生丸，与种种文化垃圾，永远分首。到了地府，不奉张元帅、胡进士、胡大人那批人为君、为师、为官，就不免被他们当做共党，绑出去再*一回倘若乖乖的投降了他们呢，郭松龄、杨宇霆、徐志摩的情人林长民，以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们，难道肯让我逍遥自在？
一面担心吃阴间张元帅的“卫生丸”，一面又害怕容不得自己逍遥自在的“烈士”们，显然“胡大人”传言的“政治化”不仅反映着社会的动荡不安，大概也反映着江绍原内心的动荡不安。江氏“谨严与游戏混合”的独特文字半掩半开了一道窗户，让我们去思考他这样一个“学术精英”在革命时期的心理变动与思想嬗蜕。
二
从后设的眼光看江绍原，其出身、留学经历和归国后的发展无疑都属于精英阶层，可视为中国建设一个“学术社会”的中坚。他们当然在各方面和由高小生、中学生、师范生构成的边缘知识青年有所不同。但这种种“不同”不应该让我们忽视其实这批人在革命大变局下的心境也是纷乱的，有着诸多不满意和不满足。不过这种纷乱、不满意和不满足却不宜用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来处理，如激进革命与渐进改革，自由主义与集权政府或个人主义与党化政治。江绍原的心理变动与思想嬗蜕是一个至少从“五四”开始的复杂过程，这个复杂过程中包含有两组彼此交织、互起作用的矛盾，一个是高远革命理想与现实政治展开的矛盾，另一个是宏大学术事业与个人实际生活的矛盾。前一对矛盾属于思想史，后一对矛盾表现于生活史。
从高远革命理想与现实政治展开的矛盾看，江绍原是典型的“五四”青年，新潮社的重要成员，“火烧赵家楼”的主力。因此同傅斯年等相似，在李大钊和俄国革命胜利消息的影响下，“自然而然地对革命怀有如玫瑰般的憧憬”。在他们看来俄国革命就应该代替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法国革命。
更值得注意的是和傅斯年相比，江绍原的思想中世界主义的倾向更为持久强烈，同时受胡适点滴改革理念的影响没那么大。这个特点决定了：
第一，江绍原思考问题一直基本以世界、人类为单位，在以比较宗教学为专攻后更是如此。1924年即1919年过去五年后他仍强调说：“除开我自己之外，我总要爱一件旁的东西。爱国既然没我的份儿，我就爱人类、爱世界。批评我不爱国的人，莫忘记我的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啊。”这里需要指出他所爱的那个世界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的世界，而是一个经过“社会大革命”之后有“美与真理”的世界。这从他对泰戈尔的理解中能得到证明：“泰氏诚然以诗人自居，但是他所谓诗人不是歌功颂德的无聊人，不是唱歌逗笑的人鸟儿，不是教训人的道德家，而是人们的一个伴侣，用他的诗歌感动人的心，使人们在家庭、国家、社会、职业之中，处处勇猛无畏，处处得到自由与欢喜，处处亲证世界究竟不是恶的、苦的，处处看见美与真理是真实的。”正是基于这种“五四”青年范围无所不包，希望变化世界的“大革命”的憧憬，对于同时而起的国家主义的革命也好，民族主义的革命也罢，对江绍原来说都是“小”革命，不彻底的革命，甚至压根称不上“革命”。
第二，若要为这无所不包、变化世界的“大革命”找一个模版，江绍原依然认为是俄国革命。因为“它所解放出来的人的权力是不曾有过先例的”，“它的重要不仅是在俄国本身，而是有关于全世界的”，所以江氏对俄国革命会有持续性的认同。1925年10月，江绍原在给徐志摩的公开信中就直接说“中国人如不先扑灭自己的黄色帝国主义（或云黄龙帝国主义），便没有道德的权利去打倒什么白色的，赤色的帝国主义。”到1928年9月也就是前述的“胡大人”传言发酵的同时，江绍原在他的“小品”中直接地比较起了孙中山与列宁，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
还有几句我久已想说的话……为什么俄国有关于列宁的神话和民间故事，而中国没有关于中山的？为什么列宁在俄国民众心目中成为好友、豪杰、救主，而中山于中国民众始终是个“总理”、“总统”、“革命的党头儿”？为什么列宁墓有无数的人去朝拜，而中山墓还没造好就发生了摄取童男女魂灵的谣言？
你固然可以说中国人民是个朴实而并不特别富于想象力的民族，说国民党对于民众的宣传工夫还没做到家，说中国民众的知识太低和太迷信。但这些都是极肤浅几乎可说是搪塞的话。真正的理由是：
列宁和中山不是一样的伟人。
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是一样的革命。
究竟是何处“不一样”呢？1929年8月江绍原在他翻译的小说《新俄大学生日记》中给出了答案：
（新俄）的青年大学生——它将来的主人翁、主人婆——之生活思想，信仰感情，必尤其该受我们的注意……新俄的国内现状和国际地位无论怎样，旁国人对于新俄的态度也无论如何，它总算是近代第一个企图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和创造一种新典型的文明的大国家。我个人对于社会主义倾心已久，所以我对于这个国家的大学生——将来接下去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之一切方面，自然是极其关心……为欲供给其他相信社会主义的中国苦青年一本叙述实情和奋兴精神的好书，我便在百忙之中腾出将近两个月的功夫把它译出了，信仰和我不同的人如果肯读它，当然也可以得到不少的见识和愉快……《大学生日记》不但给你许多单独的（关于苏俄各种人物的）不可磨灭的印象，而且可以给你一个完整的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便是受过主义的熏陶的新俄无产青年之处境虽劣，而具有饱满的奋斗精神。“我的精力却是有出路的，科学——社会主义——奋斗”（一月廿九日）。“我愿望我能够继续这奋斗——不过仇敌要是个更厉害的才好。但是何必担心思——更厉害的仇敌一定还有的是呢”（一月三十日）。“我止不住自己一个人低声说道：前进啊，俄罗斯，前进啊！”（一月三十一日）。忝为同球（地球）、同路（社会主义路）人，与有荣焉！
江绍原的话说明在他的“学术”外衣之下其政治思想的激烈程度。这种“社会主义”思想里其实既有Communism，又有Anarchism，亦有Nihilism，是一种期盼“以非常规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既存状态”的革命憧憬。它因鄙视三民主义的改造力而不见容于国民党，因立足世界、人类而隔绝于中国青年党，又因江氏自己的阶级身份和严酷的政治形势而疏离于中国共产党与无政府主义团体。所以1927—1929年间现实政治的展开一定是让江氏感到冰冷、痛苦且格格不入的。那么江氏的“学术”外衣是否能让他感到一些暖意呢？答案也并非确定。
江绍原回国后的几年间，在旁人看来可谓是一帆风顺，既拥有美国博士学位和北京大学教职，又得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名人的助力和支持，在舆论界也声名鹊起，是《语丝》和《晨报副刊》的重要作者。按照叶圣陶的说法“江绍原君一年来的工作，见于北京出版的几种刊物，想来注意的人一定不少。他从线装书里、从稗官野史里，也从当代人的相互交谈里，研究各个新鲜有味的题目”。
但江氏自己却未必如此认为。1925年1月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即说：“我从前很自命不凡，如今才知道自己并没什么用处。”差不多同时在《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活动中也交了“白卷”，他给主办方的回复颇直白：“我不相信现在有哪十部左右的书能给中国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需智识’。你们所能征求到的，不过是一些‘海内外名流硕彦及中学大学教员’爱读书的书目而已。”这大概和1925年2月江氏将要离开北大的心境有关，但亦可见旁人观感与自我认知之间常有不小的落差。
同时江绍原在舆论界的持续“高光”也带来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效应，他开始面对“海上青年”的笔端挑衅，潘汉年就直接在《幻洲》中点了江氏的名：
我希望它（《语丝》）恢复原初的胎儿气，少登一些江某，刘某的无聊文字！江绍原是始终弄不好的，除非把根本的劣根性取消。什么发、血、裤子、帽子……这类过去的野蛮风俗，没有“考据”追究的必要，与现代人的生活，与未来社会的文明，无论如何发生不出什么影响！即使你毕尽研究宗教学之力，凑成一部洋洋乎大著，也不过等于康有为的《大同书》！至于要凑起整万满千的字数，印一个单行本来骗几个钱呢，我倒也不反对他，钱，谁都要的。好在岂明先生也肯替他大做其鸟序，难道还怕北新老板不肯付印吗？假如要在《语丝》上按期发表，似乎不伦，徒然污辱《语丝》的本来面目！（这里要补说几句，最初几期也曾有江与周的礼部文件，研究女裤的心理，但是那时候的文章是有力的，不是无聊的胡诌！自从在《晨报副刊》发表了发、血……之类的文字就每况愈下，到他与晨附绝了缘，拼命的在《语丝》上发表的更属无聊而发臭！）
对“海上青年”的挑衅，江绍原显然是在意的，否则他就不会在《吐沫》一文的按语中特别去说：“前闻《幻洲》上有人喝我的倒彩：江某人下野以来，文章无复有生气了。但愿此信刊布后，我能挽回我几分‘文名’，庶几乎捧我者也肯不害臊的说道：江某人下野以来，文章愈加虎虎有生气了。”
以上还只是些一个青年偶然的自我否定和青年之间的文字争胜，时间进入1927年后，江绍原开始面对非常实际的生活困境。此年4月江绍原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担任“英文系主任”。大概是因为此行由鲁迅介绍，江氏被人认为“鲁迅派”。尴尬的是江绍原又与同在中大的傅斯年，鲁迅死敌顾颉刚为北大同学，新潮社社友，如是这“鲁迅派”就又非敲定，而是“预防”。据鲁迅说：“他之被谥为‘鲁迅派’，我早有所闻，其实他们是知道他并不是的。所以用此流言者，乃激将法，防其入于‘鲁迅派’也”。
之后，江绍原曾因鲁迅离开中大而思“同去”，但终究未走。9月末又一学年开始，江氏感到愈加不如意。因为江绍原心系的是做“迷信研究”，但在中大他必须任课十二小时，其中一半必须是英文系的，以致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抱怨说：“他们老不使我能专心作自己的研究，并教我自己愿教的书，如何是好。汪敬熙、顾吉冈都能自由，而我总是受支配，尤令我不平”。终于到10月江绍原顾虑辞职不准，于21日不辞而别，离粤返杭，招致了当时中大主持人朱家骅的异常不满。
在杭州的江绍原失去了大学教职，一时间又入别校无望；虽然有被聘为南京大学院编译的可能，但也一时无下文；同时在浙江人士的眼里，他从“鲁迅派”变为了“北大派”，这意味着江氏需要面对“北大的光荣”已过去的情势；处于旧官僚与新官僚的夹缝当中，因为“彼辈暗中有打倒北大派的口号”。在无工作，少奥援的情况下，从1927年底开始，江绍原基本要靠卖文为生，这段岁月对他来说一面是革命进程的延续，一面则是每一个具体日子不好过的延续。1927年12月江氏在一篇文章中已直接说：“我要替自己登一个广告：我国人关于出天花及种痘的迷信，近来我搜集了一些，无论什么定期出版品，如果先肯寄一笔钱来让我吃碗饱饭，我可以将积存的材料组织成一篇长文章送去发表”大致同时，鲁迅给江氏的信也说明了他生活的不如意：
先生所研究的宗教学，恐怕暂时要变成聊以自娱的东西。无论“打倒宗教”或“扶起宗教”时，都没有别人会研究。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版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以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现在是专要人的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
这种不如意大致持续到了1929年秋季江绍原当上了教育部“特约编辑员”，又重回了北大任教。这在当年5月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可以看得明白：“绍原的信，吞吞吐吐，其意思盖想他的译稿，由我为之设法出售，或给北新，或登《奔流》，而又要装腔作势，不肯自己开口。”
此时鲁迅笔下的江绍原虽可能因为二人的微妙关系而有些“失真”，但大致不远。这种“吞吞吐吐”植根于江氏卖文的境遇，反映于他闪烁的文字，悄然改变的是其人生的态度和思想的走向。革命的时期终将会过去，江绍原亦是个“如此固执的人”！到1930年初，在江氏的执着坚持下，他所期盼的宏大学术事业出现了转机：
诸位先生必可以立刻看出，我的这件工作需要什么助力和设备。我需要各种科学家及迷信研究者时常通信予以切实的指教。我并需要本国的各种典籍俗书和风俗品物，科学界的新旧书报，以及近代东西洋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等方面的刊物。所以让我在这里第一，恳切请求各方面的学者不断的赐以教言。第二，征求一个大学或其他学术机关之表同情于此种工作并能慨然与以研究便利者。述迷信，谈科学的通信，我一律竭诚欢迎；较大的地方的大学或研究机关如能每年指定国币三千乃至四千元为图书及风俗品物的购买费，我愿前去承允其事，用大部的精力驻校工作，求于三四年内编成一部大的、分类的、解释的中国迷信通览，备中等学校的生徒、教师以及其他的人用为研究迷信的文库。这部迷信通览当然也是一部破除迷信通览，通俗的科学知识大纲和合理生活指南。”
不过学术的曙光并不代表着一切都会恢复。至少“五四”青年的光彩是黯淡了，一个追寻主义之人对真革命的憧憬渐渐也无迹可寻了，留下的是一个“民俗学家”江绍原（当然也有“历史学家”傅斯年）。也是在1930年初，鲁迅写下了一段话，既是预言，又无比真实：
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绍原于上月寄我两张《大公报》副刊，其中是一篇《美国批评家薛尔曼评传》，说他后来思想转变，与友为敌，终于掉在海里淹死了。这也是现今北平式的小玩意，的确只改了一个P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