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的主要论著有《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多复变数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典型群》（与万哲先合作）、《高等数学引论》、《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二阶两个自变数两个未知函数的常系数线性偏微分方程组》、《优选学》、《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HuaLoo—Keng，SelectedPapers》（Springer—Ver-lag，1983）。
华罗庚一生都是在磨难中挣扎。他常说他的一生中曾遭遇三大劫难。首先是在他童年时，家贫，失学，患重病，腿残废。第二次劫难是抗日战争期间，孤立闭塞，资料图书缺乏。第三次劫难是“文化大革命”，家被查抄，手稿散失，禁止他去图书馆，将他的助手与学生分配到外地等。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要坚持工作，做出成就，需付出何等努力，需怎样坚强的毅力是可想而知的。
早在四十年代，华罗庚已是世界数论界的领袖数学家之一，但他不满足，不停步，宁肯另起炉灶，离开数论，去研究他不熟悉的代数与复分析，这又需要何等的毅力与勇气！
华罗庚善于用几句形象化的语言将深刻的道理说出来，这些话言简意深，富于哲理，令人难忘。早在五十年代他就提出：“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华罗庚虽然聪明过人，但从不提及自己的天分，而把比聪明重要得多的“勤奋”与“积累”作为成功的钥匙，反复教育年轻人，要他们学数学做到“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经常锻炼自己。五十年代中期，针对当时数学研究所有些青年做出一些成果后产生自满情绪，或在同一水平上不断写论文的倾向，华罗庚及时提出：“要有速度，还要有加速度”。所谓“速度”就是要出成果，所谓“加速度”就是成果的质量要不断提高。“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而某些部门也急于求成，频繁地要求报成绩、评奖金等，采取了一些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做法，这导致了学风败坏，突出地表现在粗制滥造，争名夺利，任意吹嘘上。1978年他在中国数学会成都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提出：“早发表，晚评价。”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努力在我，评价在人。”这不仅体现了他对年轻科学工作者的爱护和关怀，实际上也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学术界不良学风的批评，以及他对科学发展及评价科学工作的看法。科学工作要经过历史检验才能逐步确定其真实价值，这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华罗庚从不隐讳自己的弱点，只要能求得学问，他宁肯暴露弱点。在他古稀之年去英国访问时，他把成语“不要班门弄斧”改成“弄斧必到班门”来鼓励自己。华罗庚每到一个大学，是讲别人专长的东西，从而得到帮助呢，还是讲别人不专长的，把讲学变成形式主义走过场？华罗庚必定选择前者，也就是“弄斧必到班门”。早在五十年代，华罗庚在《数论导引》的序言里就把搞数学比作下棋，号召大家找高手下，即与大数学家较量。中国象棋有个规则，那就是“观棋不语真君子，举手无悔大丈夫”。1981年，在淮南煤矿的一次演讲中，华罗庚指出：“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点。”意思是当你见到别人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说。另一方面，当你发现自己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修正。这才是“君子”与“丈夫”。针对一些人遇到困难就退缩，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华罗庚在给金坛中学写的条幅中写道：“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说到了黄河心更坚。”人老了，精力要衰退，这是自然规律。华罗庚深知年龄是不饶人的。1979年在英国时，他指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这也可以说是他以最大的决心向自己的衰老作抗衡的“决心书”，以此鞭策他自己。在华罗庚第二次心肌梗塞发病时，在医院中仍坚持工作，他指出：“我的哲学不是生命尽量延长，而是尽量多做工作。”
总之，华罗庚的一切论述都贯穿一个总的精神，就是不断拼搏，不断奋进。
华罗庚从小就爱国爱民，胸怀大志。抗战刚开始，出于民族大义，他即放弃留在英国继续做研究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中国昆明。抗日战争时期，他见后方贪官奸商横行，十分气愤，毅然写道：“寄旅昆明日，金瓯半缺时，狐虎满街走，鹰鹳扑地飞。”当他得知闻一多被暗*的消息后，心中交织着强烈的爱和恨，他写道：“乌云低垂泊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宁沪道上闻噩耗，魔掌竟敢*一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华罗庚就毅然放弃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终身教授职务，携全家回到北京。在归国途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1950年2月），信中写道：“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该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
华罗庚在1951年又写道：“从前帝国主义者不但在经济上剥削我们，政治上奴役我们，使我们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同时，又从文化上——透过他们所办的教会、学校、医院和所谓慈善机关——来打击我们民族的自信。”“实际上，我们祖国伟大人民在人类史上，有过无比的睿智和成就。”“请读者用客观的态度，公正的立场，自己判断，自己分析，看看我们是否是如帝国主义所说的‘劣等民族’”。
这些话字里行间充分反映了华罗庚热爱祖国、忧国忧民的心情，他为了振兴中华而毅然回归祖国。
1957年，华罗庚遭到错误批判。当时，中国数学界大搞“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运动。华罗庚目睹中国数学界遭到的破坏与损失，痛心疾首。1963年，他借写《高等数学引论》的序言为题，加以发挥地写道：“它既是急就章，又是拖沓篇，1958年匆匆上马。”“错误百出，疵谬迭见。”“紧紧松松，赶赶拖拖，因而详略不一，前后不贯，轻重失调，呼应不周等毛病在所难免的了。”
1964年，他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向前走了3里路，发现错了，不要紧，后退3里，便到原来的出发点了；但时间却不能退回到原来出发的时间，而是花了双倍时间，时乎时乎不再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眼见着国家遭难，人民受害，他更是百感交集，悲愤万分。1969年，他的恩师熊庆来遭迫害致死，他都不能去悼念。1978年，熊庆来得到平反后，华罗庚写道：“恶莫恶于除根计，痛莫痛于不敢啼，尸体已入焚化间，谁是？翻遍盖面布，方得见遗容一面，骨架一层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