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发现的铭文砖
同样的指代也发生在这块墓砖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张学锋教授说，出土该墓砖的墓葬，并非著名的武宁王墓，而是附近的一座高等级墓葬，其墓主可能是武宁王之后的某一位百济王，其营建年代相当于南朝萧梁时期。根据《梁书》《南书》等文献和相关出土文物推断，一些来自萧梁、擅长营建陵墓的工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抵达百济，营建了熊津百济王室陵园内的数座重要墓葬。也许是了纪念这次难忘的经历，一位不知名的工匠在亲手烧制的一块墓砖上刻下了“造此是建业人也”的文字。
可能有人会问，萧梁时期，南京的正式名称是“建康”，为何刻的不是“造此是建康人也”呢？“这是因为，南朝时民间依然有不少人习惯将‘建康’称为‘建业’，这也被很多出土文物所证明，这就好比今天的南京人自称来自‘金陵’。”参与过“百济历史遗址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评审论证会的张学锋教授说。
百济墓葬里，那些六朝“舶来品”
百济国，朝鲜三国时代（公元前57年—公元668年）的三个政权之一，统治区域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先后定都慰礼城（今韩国首尔）、熊津城（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市）、泗沘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2015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熊津百济王室陵园内，有着30多座墓葬，既有浓郁朝鲜半岛风格的积石墓，也有以武宁王墓为代表的中国南朝风格墓葬。
武宁王墓墓室内景
武宁王，即《梁书》中所记载的“百济王余隆”。朝鲜《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中称他为“斯麻王”，“武宁”是他的谥号。他是百济国第25代王，公元501年至523年在位，相当于萧梁永元三年至普通四年。
“武宁王墓1971年发掘，墓葬的形制和大量出土文物证明，这座墓葬是南朝陵墓制度影响百济的有力证明。“王志高教授与著名考古学者、南京博物院罗宗真研究员合著的《六朝文物》中如此描绘武宁王墓：这是一座带有长甬道的“凸”字形单室券顶砖室墓，墓前有斜坡墓道和砖砌排水沟，墓壁用“四顺一丁”和“三顺一丁”组砖砌筑，墓室后部设砖砌棺床，棺床前部以一排砖锁口，墓室侧壁和后壁对称设置直棂假窗，假窗上有桃形灯龛，墓砖为模印莲花纹和网纹等，这是南京地区较为典型的南朝王侯墓葬形式和结构。
武宁王墓墓壁
武宁王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也让中国的六朝考古学者感到熟悉和“亲切”。盘口壶、六系罐、盏等青瓷器，五铢铁钱和梁简文帝《望月诗》中描绘的“七子镜”，以及铜盏、铜托银盏、铜熨斗，大多是从中国输入的“舶来品”。甬道中的镇墓石兽是模仿南朝墓中的石穷奇。随葬的石质墓志和买地券用汉字书写，文中写道：“宁东大将军百济斯麻王，年六十二岁，癸卯年五月丙戌朔七日壬辰崩”。“宁东大将军”是梁武帝授予这位百济国王的官职。
“武宁王墓的修建，肯定有中国工匠参与其中。”王志高介绍，同在这一陵区的茅山六号坟中发现的一块铭文砖，上有“梁官瓦为师矣”铭文，也为中国工匠参加百济王墓葬建设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东晋青瓷羊形烛台，韩国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石棺墓中发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器物。
除了武宁王墓，韩国发掘的其他一些百济古坟和遗址，亦出土了不少南朝风格的青瓷器，主要有鸡首壶、盘口壶，四系罐、砚、盏、六系罐、莲花尊、钱纹罐、高足盘等，特别是江原道原城郡法泉里石棺墓中发现的一件东晋青瓷羊形烛台，其造型和南京象山7号墓中的同类器物相似度极高。1979年，韩国扶余市发掘的定林寺遗址，其寺名不但与南朝建康的钟山定林寺同名，遗址上出土的大量单瓣莲花纹瓦当，和南京发现的同类器物也非常相像。
六朝画作中，1500年前的百济人
朝鲜半岛的百济文物、百济墓葬与同时期六朝文物、六朝陵墓频频“撞脸”，生动说明了六朝政权和百济之间密切交往的历史。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由于新罗与中国北方政权结交，对百济造成了军事压力。百济转而与中国南方的政权——东晋及后来的南朝发展外交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