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潜伏》剧照。
另一种关于上瘾的迷思便是，成瘾是一种个人选择，是人的主动失德（事实上，“成瘾是一种脑部疾病”的提出，正是为了回应当时人们对成瘾者的道德化指责）。早在公元6世纪，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就归纳出“七宗罪”，分别是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及色欲。而后，但丁在《神曲》中根据恶行的严重性将其排序，“暴食”被排在第二。但丁对“暴食”的解释是“过分贪图逸乐”，或可解释为“耽溺”/“沉迷”，其中包括酗酒、滥用药物等成瘾性行为。
事实上，有关上瘾即失德的迷思既拥有漫长的文化传统，也经历过不同的变形。例如，在十八世纪，曾签署过《独立宣言》的美国医生本杰明·拉什将酗酒称为一种“意志疾病”，这一观念的流行直接推动了一百年前的美国禁酒运动。
1919年，美国政府通过了第18条修正案：禁酒令。
但是，没有任何严肃的成瘾问题研究证明过成瘾者一定存在性格或道德上的缺陷。当人们指摘成瘾者是主动选择堕入深渊的时候，往往并非基于事实，而是由政治与文化偏见所带来的刻板印象。人们倾向给成瘾者贴上以下标签：“犯罪倾向、懒惰、暴力、自私、狡诈和爱说谎”。同样的标签也被用以描述弱势群体与外来者。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美国，毒品泛滥的问题时常被毫无根据地归罪于非裔美国人。“人们对可卡因成瘾的黑人的恐惧，正好出现在私刑泛滥的高峰时期，那时候法定种族隔离和选举法的目的都是要剥夺黑人的政治和社会权利。”美国历史学家、毒品政策学家戴维·马斯托（David F. Musto）曾这样说道。
时至今日，失控与失德这两种迷思仍然弥散于人们对于成瘾者的认知中，并与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相咬合。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成瘾者的形象既清晰又模糊。清晰来自于刻板化、道德化的描摹，在各类流行的影视作品中，成瘾者除了病理化的面貌之外，便是人生触底的咎由自取。模糊则来自我们对于成瘾如何产生、又如何被环境与文化塑造的漠视与无知。
成瘾之路：
追寻快乐，还是逃避痛苦？
如何理解成瘾？我们不妨从爱情成瘾说起。在著名的婚恋专家、学者海伦·费舍尔看来，浪漫爱情正是一种瘾。在《我们为何结婚》一书中，她曾提及一项实验：
神经科学家安德烈亚斯·巴特尔斯和赛米尔·泽奇将幸福恋人的大脑同因刚刚注射可卡因或类鸦片毒品而变得亢奋的瘾君子的大脑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大脑奖励系统的不少相同区域都变得十分活跃。
此外，我的同事在重新分析了从十七名相亲相爱的男女身上采集来的数据之后（这些数据未经发布），发现伏隔核区域的活性有所提高。伏隔核是大脑的一片分区，对应所有上瘾状态——包括对海洛因、可卡因、尼古丁、酒精、安非他命、类鸦片，甚至是赌博、性和食物的渴望。
费舍尔发现，幸福的恋人会表现出成瘾者的所有行为特征。例如，恋人们会颠倒是非，改变日常习惯，迎合对方；为了让对方对自己留下印象，他们常常会做一些不恰当、危险且极端的事，甚至性情都会大变。
当然，费舍尔关于爱情成瘾的表述，更多可被当做积极上瘾的例子（除非是遇到极端情况），但究其根本，成瘾，正如它的拉丁词根，即是一种“被奴役、被束缚”的关系。无论是爱情成瘾的恋人，还是深受成瘾问题折磨的成瘾者，成瘾之路并非一朝一夕完成，也并非不可被改变。
英剧《伦敦生活》（第二季）剧照。
另一项来自加拿大心理学家、成瘾问题研究者布鲁斯·亚历山大（Bruce K. Alexander）的“老鼠公园”（The Rat Park Study）实验或许能让我们更为真切地理解人为何成瘾。上世纪70年代，医学界关于成瘾问题的研究结论大多来自一项老鼠实验：实验人员把一只老鼠放进笼子，并给它两瓶水，一瓶是普通的水，另一瓶则是掺有海洛因或可卡因的水。结果是老鼠每次都会选择毒品水，并很快因为过量饮用而死亡。
然而，亚历山大教授却认为这一实验少了“环境”这一重要影响因子。于是，他建造了一个被他称之为“老鼠公园”的笼子，里面有老鼠喜欢的彩球、奶酪、玩具隧道，同时，它们还拥有同伴。研究人员也在笼子里放了两个杯子，分别装着普通水和毒品水。出人意料的是：这一回，老鼠们基本不喝毒品水。它们当中也没有出现因过量服用毒品水致死的现象。
这一发现既为人们指出了成瘾并非单纯的物质所致，也为后来的学者开创了从社会文化与心理学角度研究成瘾问题之路。
“老鼠公园”实验的发生环境模拟。
在今天，当我们追问为什么人会上瘾时，包含着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样的人容易上瘾？二是上瘾的机制是什么？很多时候，这两个问题具有强关联性。
社会上经常会有一种观点，成瘾者之所以上瘾，无非是想要快乐（在众多关于成瘾问题的探讨文章中，多巴胺理论最多被提及，也常常被片面化理解）。但问题是，如果追求快乐是人的本能，为什么许多成瘾者在后期早已感受不到快乐，还会强迫性地继续？
发展心理学家、《疯狂成瘾者》作者马克·刘易斯（Marc Lewis）曾对此提出，成瘾首先意味着对现实的转移和逃避。也就是说，成瘾者之所以成瘾，是因为他们感觉糟糕，而不是因为他们单纯追求快乐，或是对快乐没有自制力。
许多研究精神创伤与成瘾关系的结果发现，成瘾者上瘾程度越严重，童年经历过的精神创伤也就越极端。在《我们为什么上瘾》一书中，迈雅·萨拉维茨结合自身经历与研究数据结果多次强调，有至少2/3的成瘾者童年期都经历过至少一次严重精神创伤。使用物质，只是他们学会应对创伤的方式之一。
前文提到的心理学家布鲁斯·亚历山大也持有类似观点。他在《成瘾的全球化：一项有关心灵贫困的研究》（The Globalisation Of Addiction：A Study In Poverty Of The Spirit）一书中指出，成瘾是个体对“错位”（dislocation）的适应。它是一种生存型策略，甚至是创造性的反应，在一段时间之内，它可以帮助个体减少“错位”以及无法与周遭环境及社会文化进行心理统合的痛苦。无论这种成瘾是否使用药物，都是一种自我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