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堂吉诃德沉思录》中译本出版之际，奥尔特加研究者、西班牙马德里康普斯顿大学思想史教授哈维尔·萨摩拉·波尼亚（Javier Zamora Bonilla）撰写书评。他主编有《奥尔特加全集》等书。本文为独家首发。
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20世纪西班牙哲学家、思想家、文艺批评家、随笔作家。代表作有《大众的反叛》《堂吉诃德沉思录》《艺术的去人性化》等。
撰文｜[西班牙]哈维尔·萨摩拉·波尼亚
翻译｜蔡潇洁
《堂吉诃德沉思录》，[西班牙]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 著，王军、蔡潇洁 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4月。
在新旧世纪之交诊断欧洲现代文化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堂吉诃德沉思录》于1914年7月末问世。这是他的第一本书。几天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于奥尔特加来说，一战是从几十年前就开始的西方危机的症候，而非原因。在他看来，“大战”，按照当时人们的说法，对当时的所有领域都意味根本性的剧变：政治、经济、文化、人们理解生命的方式等。
在《堂吉诃德沉思录》中，这位20世纪西班牙最知名的思想家对这场自19世纪末即初露端倪，被法国人称为“世纪末”危机的西方文化危机的起因进行了勾勒。在哲学视野下，弗里德里希·尼采是这段被西方社会和科学文化理念质疑的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符号。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称“那是一段令人惴惴不安的岁月”；奥地利诗人胡戈·冯·霍夫曼史塔说“那是一段前途未卜的日子”；而同为奥地利人的斯蒂芬·茨威格则坦言它终结了“昨日世界”。
《堂吉诃德沉思录》（Meditaciones del Quijote）西语书封。
奥尔特加认为，欧洲现代文化从15世纪以来以科学为主要特征，但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在理解人的因素方面存在不足，无法理解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命，无法认识每一个“我”在其所处的“环境”，在他的世界中具有的意义，也无法回应现代性本身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如所谓的“社会弊端”和无产阶级恶劣的生存状况，这种状况是在工业快速转型和从农业社会到第三产业和大城市激增的大众社会过渡过程中产生的。我们这个世界，对于很多已经不再赞同欧洲理性主义现代性“信条”的知识分子们而言，已经出了问题。
奥尔特加在《堂吉诃德沉思录》中提出，需要将建立在概念基础之上的欧洲北部理性主义文化与基于印象与感觉的地中海文化整合起来，构成一个唯一的欧洲文化。奥尔特加通过塞万提斯的伟大作品《堂吉诃德》，以象征性的方式提出了西班牙对促成整体性的西方文化可以做出的贡献。在所谓的“塞万提斯模式”，在如何看待现实，如何“接近事物”的“塞万提斯方法”中，奥尔特加找到了一种比笛卡尔和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所提倡的科学方式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理解生命。
所有人，不仅具有生命，而且是历史性的
在《我们时代的主题》（1923）等若干部后来发表的作品中，奥尔特加认为应当要超越哲学的唯心主义，并提出了不同于抽象的理性主义的生命理性。所有人，不仅具有生命，而且是历史性的，生命理性就是从这个基础上阐发的。
在《堂吉诃德沉思录》中，奥尔特加通过解读塞万提斯，发现了一种人类学，可以理解处于不同环境中的每一个体。真正的英雄气质不是像堂吉诃德那样的疯狂游侠骑士出门寻找冒险，而是在于每一个人对自己的道路的坚持。生命中处处有“十字路口”，每一个个体都需要在岔路口做出自己的选择。堂吉诃德有很多次都让他的那匹瘦马驽骍难得随便选一条路，因为他觉得在任何地方都能建功立业。奥尔特加建议我们每一个人，每个个体都握住自己命运的缰绳，走自己想走的路，发挥自己真正的天赋，并且坚定地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尽管我们可能永远也到无法到达巅峰。奥尔特加非常塞万提斯式地说：“旅途要好过客栈，生命的过程比抵达一个家一般安稳的所在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