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化体系，都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民族社会的历史积淀。这些文化体系中，包括了各个时期人文、习俗和民族的思维方式。一般来说，文化分为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三个层面。中华文化的根基有许多方面，有历史和传承、精神和环境，多样严密的宗法结构等。任何民族的文化体系都是许多部分紧密相联的有机体，有主有次，有根有脉，有源有流，即有表象特征，也有深层面的规律。
根，意思就像《老子》所说：“是谓深根、固柢。”基，《齐民要术》说：“于墙基之所，方整深耕。”根基就是基础，就是根性、来源、缘由，就像《朱子语类》说的：“譬如为台观须是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是《易经》、《道德经》；中国人礼仪源头是《周礼》，中国人向往诗和远方，中国人的理想和神往天地的大道在于《诗经》《楚辞》。
中国中医的根基源自中华文化。中医文化，是中医的思维方式、历史传统和具有重大影响、作用的人物以及著作、事件，是中医历史上有关人体生命和防病治病理论形成发展的规律和社会印记。同时，中医文化又是一种生命文化。要求从生命角度研究人的社会存在，生命健康的深层规律探索，是中医文化的主旋律。
中医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各种学科知识营养，总体上深刻溶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具象来说，概有汉字、文脉、语法、行文借重的赋文、宗依的诗词风韵，这些方面的相融相通，共同造就，烘托出中医文化的灿烂辉煌，综合起来，足以说明中医是中华文化中的最逸丽、最艶光、最淑质的奇葩。
民族文化的基石——汉字
中华民族有多种文字体系，汉民族文化和中医文化的主体渊源是汉字。文字是民族文化的基石，文化传播最重要载体就是文字，中国汉字的产生是构成中国学术最深厚的根基。3600多年前，甲骨文出土，是在河南安阳小屯出土的殷墟文字，到了西周时期，仍在使用。但任何文化形态都是逐渐发展的。距今已经有9000多年历史的贾湖遗址，出土过更加久远的古文字，还有在浙江嘉兴平湖出土的良渚文字，都比甲骨文早千年甚或更长。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2400年前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说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东汉以前的“古训”，肯定也有文字记载，孔子说：“信而好古”。中医在夏商周甚至更前的年代已经萌生、成熟。因为远古时期就有名医僦贷季。僦贷季可能是神农氏时代的名医。所以《素问·移精变气》说：“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
张怀《文字论》说：“文字者，总而为言。若分而为义，则文者祖父，字者子孙。”中国人自古有不朽意识，即使死亡，也希望事迹永载，于是在甲骨文之后，皇族把一些事件铸在青铜器上，这便是金文。以后文字镌刻在石头上，这就是勒铭、立碑、石鼓文。中医药也有相同的举措，如龙门石窟石刻药方，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医文、医方，大都刻于隋唐，是否更早，尚有讨论。但这些都是目前发现较早的方药记载。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里程碑，是文化流传下来的前提。没有汉文字便没有五千年不断的华夏文明，汉字是文明的最原始的细胞，是民族文化重要的基因，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参天大树的树根。
绳其赓续——文脉
文脉，是文章行文的脉络。 明朝徐渭在 《奉答冯宗师书》说：“如入此一段，则大梗文脉矣。”在语言学范畴内，文脉应当是一定空间内的历史范畴，有上延下伸的广泛内容，或可解释为“一种文化的脉络”。
《诗经》说：“昭兹来许，绳其祖武。”《礼记·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起源，都是后人踏着祖先足迹前进的。一般来说，文法是文章的书写规则，文字、词语、短句、句子经过编排而组成的语句。文脉、文法和语法都有密切联系，但也有同有异。中国最早的图书是《尚书》，约成书于商代中后期或西周，记载了上古历史文件，其中誓、命、训、诰的文字古奥迂涩，许多都是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但也有少数文字是舒朗的。《尚书》的行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就是对《尚书》文脉的继承发展。其所收录的文献文脉体裁，对春秋战国时期《内经》撰著提供了重要写作参考。
如《尚书》王曰：“旨哉！说。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闻于行。”拜稽首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王忱不艰，允协于先王成德，惟说不言有厥咎。”形式多是对话。而《内经》当中的许多部分，也是以黄帝与伯高、少师、少俞等几位臣子的问答，许多行文属于散文，也有的段落出现韵律和韵文。这种问答文体，《左传》、《淮南子》中也有，而且论体、注体、术体、式体、格言体、诠释体和序体，也就是后世称之为的“七体”，都是受论辩体和赋体影响而产生的问答式文体。
《素问·上古天真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素问·生气通天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文献，其中韵语文字也较多。成书于东汉的《伤寒论》,亦有以四字骈体连缀成文的篇章。张仲景行文简朴,遒劲典雅,文采斐然,即便是一般文化水平的人也能领会理解其论述，程门雪先生曾谓：“伤寒论以条文方式,做为全书的体例,文字虽然古奥,但朴实可信,多为古代的白话文”。
古代汉语并不讲求严密的语言规范,而是充分利用上下文的语言环境,使行文简洁异常,许多地方一词多义,词的具体含义常需根据上下文的联系,根据文气、声气等来判定,这就是所谓的“意合法”。早于《伤寒论》成书的《论语》，其体裁是孔门弟子的“直录”，“盖虑其铺张润色，或致反失其真，记录忠实，理所当然”（蒋伯潜）。《论语》的全篇通过记录的形式来传达孔子的思想主张，运用了大量比喻、对偶、反证等笔法，语言特征是“语长文简”，“多含蓄较深之意义”，其“记言之处”，“已颇有较丰富之文字与情感可资表章者”（柳存仁）。这一点，《伤寒论》多有所摹效。
汉朝主张“通经致用”，最看重的就是《洪范》和《禹贡》。司马迁写《史记·夏本纪》，班固写《汉书·地理志》，都把《禹贡》全文抄了过来。古人认为用天人感应理论治理国家，水患就会消失。《禹贡》重视浚川、治水，所论九条水系，其治后九州河川皆与海通，再无壅决。《素问》借用说：“其来如水之流者，此谓太过，病在外;如鸟之喙者，此谓不及，病在中。”“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经水，人有经脉。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
《尚书》说：“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做任何事情，只有事先有所准备，才能不用担心产生祸患。这一点，《内经》发挥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比如渴而穿井，斗而筹锥，不亦晚乎。”《尚书》并记有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中华传统文化著名的“十六字心传”。“中”字，《至真要大论》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六微旨大论》说：“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这是由空间上下而言中。《汉书》也说：“以通解结，反之于平”。中医治病的最终目的在于平衡，平衡阴阳、平衡寒热、平衡虚实。中医之中，本义是中和之中，中平之中。《灵枢》也把“人之常平”的状态总结为“血和”“卫气和”“志意和”“寒温和”等。气血和，则经脉通利，脏腑安和，肢节得养；志意和，则情志调畅，精神安宁，心境平和；寒温和，则人对气候变化及饮食温凉能够适应，进而避免邪气的侵犯。“和”即健康，“不和”则为疾病。可见，“和”与“不和”，是《内经》判断生命活动常与变的关键。《内经》的“中”、“和”，从内涵，到时空现象，多是借寓了《尚书》的意思，取义说“平”说“和”，其涵颇深。
先秦时期的写作专论《文心雕龙》说：“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刘勰说的这种文法，在中医经典著作中体现的是内容与体式复杂多变，朴拙的言辞所传达出至奥意义，正如麻在未织成布以前，虽然没有布贵重，但经过加工后，就变成了光彩而珍贵的东西一样，焕然而新。
中医经典的写作结构，是医学基础理论和多学科知识的综合。尤其是《内经》，“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吕复语)。风格虽然多样，但可读性极强。有简有繁，散文韵味极浓，且不乏形象比喻，很容易激发读者审美联想，强调体悟和比较。《伤寒论》的写作笔法和《内经》一样，深受三代两汉时期古典文体“陈言务去，文以载道”（《周敦颐《通书·文辞》》）的影响，总体上毫无华饰，章简意丰，质朴而且简练。
汉语言的结构方式——语法
汉语言语法是语言组合的规律。汉语言语法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名词往往没有格的变化，动词也不分人称、时态。还有一个特点是省略，不影响句子整体意思的词往往被省略。其基本法则集中的表现在组合和聚合两方面。从表面上看，语法是线性排列的，但语法结构却是有层次性的。体用相连，内外融通，结构严密，相互制约，有一定规则，不能随心所欲。但是，语法是在发展变化的，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旧的成份被逐渐淘汰，新的因素不断产生。
上古时期，相传黄帝时有“万国”，夏朝时还有三千国，周初分封八百诸侯，《礼记》上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秦朝重新统一之后，进一步规范了文字，以小篆作为正式官方文字。《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里的“雅言”，就是有一定语法规则的共同语言。
《内经》里许多内容把相类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从而揭示其共性的特征，以“类”代“象”，多用会意的语言结构。还有许多地方是对话、问答，许多疑问句、词的用法，基本是秉承了西汉和春秋的文章风格，有的地方，很像荀子、吕尚、陆贾、贾谊等人的语言习惯，时时运用大段的比喻，使所述之理深入浅出，语句多用对偶，排比句式很多，朗朗上口，语句铿锵，语法特点与说辞无异。但客观来说，与文史政论等比较，中医经典的论述，更多了一份从容、大度、雍贵和达观。
语言是思维的承担者，汉语语词对事物抽象语义往往带有具象性，中医文献明显有这方面的特征。除此以外，让人印象更深的是中医文献的词类活用，达到了至高水准。许多重言词叠字叠音的运用十分绚丽，如“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又如“阳明所谓洒洒振寒者，阳明者午也，五月盛阳之阴也，阳盛而阴气加之，故洒洒振寒也”（《脉解论》）。“瞿瞿”、“洒洒”这些叠字叠音语法结构，王力先生说：是“汉语言中最形象化的成分。”钱超尘先生也多次谈到这种语法现象。中医经典许多的这种表述，简直就是刘勰所说的：“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的语法高峰。
“言而无文，行而不远”——修辞
修辞的本意是修饰文辞。就是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利用多种语言手段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易经》说：“修辞立其诚”。“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而无文，行而不远”（《左传》）。 文章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很远。中医经典《内经》的修辞非常丰富，这也是中医文献文采斐然，传之弥久的原因。古代汉语言的词汇大多由单音词构成，合成词、同义词和反义词的使用也相当频繁，《内经》的音韵特点就很明显，如《四气调神大论》说：“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予而勿夺，赏而勿罚”。“生”、“荣”、“庭”、“形”在韵之“耕”部，可相押；“*”、“夺”、“罚”在韵之“月”部，亦可相押。
韵的概念来自于诗歌。中国上古时并无韵的概念，所以顾炎武说：“考自汉魏以上之书并无言韵者，知此字必起于晋宋以下也”。就是说，上古有押韵的现象，但是并未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归纳。后来人们注意到诗歌韵文同声押韵能形成韵律美的音韵，逐渐出现了韵的概念。押韵的意思，就是句子中相对应位置的字，收声相同。一般来说，语词的平韵和仄韵需泾渭分明，词调中规定哪一句用平韵，就不能用仄韵；规定用仄韵的，就不能用平韵。
深入分析《内经》有诸多的修辞方法，作者尤善用比喻。如《平人气象论》说“死脾脉来，锐坚如乌之喙，如鸟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这是明喻。《伤寒论》中比喻更多：“项背强几几”“淅淅恶风”“蒸蒸发热”等等。另如《灵枢》“口鼻者气之门户”，隐喻气出自于鼻孔，如同人出入于门户一样。还多用比拟，如“肝恶风、心恶热、肺恶寒，肾恶燥，脾恶湿”，以“恶”说五脏的性能特点。
其他的还有夸张、层递、联珠、回环、避复、错综、合叙等等，至于设问，更是为多。如引用、讳饰、省略、自释、复用，尤其是举隅，也是生动而且常见。张仲景《伤寒论》中的三字对、四字对、五字对对偶明显，仲景还善用“对举法”，通过运用“对举”，使各类病证的病机、证候、方证等的异同罗列，往往能使通篇所论主题一目了然。
通过对古典医著修辞的研究，可以更为准确地理解所指含义，如《生气通天论》说，“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緛短，小筋驰长。緛短为拘，驰长为痿。”王冰注说：“大筋受热则缩而短，小筋得湿则引而长”，意义仍让人难以理解。张景岳解释说：“此《内经》言之筋病之概，乃举隅之谈，以启人之反耳。非谓大筋必无驰长，小筋必无緛短也”。《论语》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復也。”举隅的目的是使触类而通，可见，研究修辞，对理解经典本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赋体物而浏亮”——参赋
参，《荀子·劝学》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参赋，就是参考、参酌的意思。钱穆先生说过，治学之要，在探得其中义谛，借一句佛家用语，就是要“活参”而勿“死参”。赋这种文体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和诗有密切联系。赋和诗的区别，陆机在《文赋》里分析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诗多用来抒发主观感情，宜华丽、细腻；赋多用来描绘客观事物，宜爽朗通畅。
一般说来，赋体讲究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性质。以“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为手段，偏重于写景抒情。往往多用于铺陈叙事，赋须押韵。《内经》里大量的行文，四六骈句，对杖成韵，都是使用“铺陈说”，虽然比兴技巧不一定抒情浓郁，但是铺陈排列的风格非常明显。孟庆云先生说过：“《内经》里的问答体裁是受到论辩体和赋体影响而产生的应用文体。《内经》行文中每多见韵语，就是受赋影响的明证。”如《内经》说：“人有精、气、津、液、四支、九窍、五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节，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虚实。今夫子乃言有余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生之乎？”许多如是篇章，段段如赋，即“铺陈”，又比兴，而且“颂”和“赋”相融，韵律和谐，韵文甚多。
另如《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臣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圣之先务；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黄帝之御极也，以理身绪，余治天下；坐于明堂之上，临观八极，考建五常。以谓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荡，内有喜怒之交侵。”通篇极宜朗诵。中医经典的许多行文，包括《伤寒论》，2000多年前的赋颂水平，确实达到高峰。《汉书·王褒传》载，当时太子生病，令王褒等“朝夕诵读奇文”。太子尤其喜欢王褒的《甘泉赋》和《洞箫颂》，其实，如果朗诵中医经典篇章，亦不失于有益的“奇文”。
“诗之为言承也”——诗性
《尚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诗是一种凝练的语言形式，要求有节奏和韵律，需要按照一定的音节、声调和韵律，以充沛情感、丰富意象来表现事物。诗歌是文化的一端。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古今不管是什么体裁的作品，诗歌都是主流正脉。不学诗，无以言。一切语言的内核都是诗。汉语言就是一种最富有诗意的语言，因为最适合情兴和意境的生发，若干汉字组合在一起往往能展现出象征、含蓄的魅力。
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诗之为言承也”。是担负、担任，也有继续、接续的含义。如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说：“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就担任、接续这一点来说，中医经典表现的尤为突出。“情在诗外，状溢目前”，“言约旨远”，如《举痛论》: “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以诗的语言，描述藏腑功能。又如《内经》谓：“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这里单音词、双音词，弹性组合，韵巧推排。 还如《脉经》：“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弦紧浮芤，展转相类，在心易了，指下难明。”中医著作中还有许多歌诀，药性、汤头等，都是字词叠加，言不尽意，而言有尽意无穷，充足的诗性意境。这一点，与汉语言抽象思维，注重形象交互相织，使语言更富有内涵气质密切相关。
中国的汉语言，虽然缺少词形变化，但四声的区别，词和词的连接往往不是形连而是意连，其间的关系非常灵活。很多时候，逻辑连接词需要读者来填充，因而形成诗歌富于灵动的效果。中医经典的词类活用，也使许多论述富于包蕴、多义，给读者留下许多自由想象的空间，这些都属于诗性的联想和意象。
朱鼎在《玉镜台记·庆赏》中说：“只见万种奇葩呈艶丽，十分春色在枝头。”中医文化和民族文化相辅相成，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文化衍生的春色奇葩，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卢祥之 作者为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医养结合分会首席专家、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级顾问、儒医文化研究会会长）
来源： 光明网中医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