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芳
编者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本版将刊发系列文章，对这些思想进行阐释和解读，请广大读者关注。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这是孔子在参加鲁国的蜡祭仪式后感叹其徒有礼仪形式，失去了“大道”的实质，而后向学生言偃描绘的上古时期大道流行的社会景象。“大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道统，是人认识到万事万物对立又统一的自然规律，明了天地万物本来为一体关系的真相，所以胸怀对待任何事物都如同对待自己一样的同理心，也就是“公心”。这样的大道流行于上古三皇、中古夏商周三代圣贤治国理政的时代。“为”读四声，表目的，意思是“为了”。古圣先贤立身行道，为先民谋幸福而无私作为。先民在这样的榜样带动下，生活、劳动同样“为公”不为私。“公”即是“共”，以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各路贤达在众人中成长成材，又被推举出来共同治理社会。
《尚书》上记载，上古时期的尧帝遵循古人流传的天地之道、大公之德，凭借钦、明、文、思四种德行教化人民，实现了天下安定。他诚信、恭谨、克己、礼让，美好的德行传播到四方之外，乃至充塞于天地之间。天下大众受到尧帝德行的感化，因此像尊重日月一般崇敬他，自发地向他学习，每个人都不断完善德行，于是群贤毕至，实现了唐虞时期风俗大和的美好景象。在孔子看来，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都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而行事。德才兼备的人被大家推举出来管理众人之事，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和睦相处，这就是大同世界。
而在孔子之前，西周统治阶层为了天下稳定，就制定了一套严格规范的礼乐制度。“礼”，最初是圣人根据天、效法地的规律而创造，承载着天地之道、大公之德，贯彻在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各种礼仪形式之中，同时也是不同阶层政治、宗法、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准则。人遵循礼，形式上表现为礼仪，实质上是行道。“乐”是音乐，以德音雅乐培养贵族阶层的情操，使之从内心发出大仁大爱，以公心治国理政。圣人通过礼乐教化，把天地之道明示给百姓，这样治理国家自然成就了大同世界。西周前期，各诸侯国统一于周天子的管理，社会秩序井井有条，万国咸宁。历史上记载，周成王、周康王在位年间天下安定，有四十余年没有出现过犯罪行为，刑罚的器具都废弃不用，被称为“成康之治”。
但是到了周朝末期，周王室开始骄奢淫逸，渐渐腐败。诸侯对周天子不再心悦诚服，便慢慢废弃礼乐制度，竞相争夺天下的人、财、物，发动了大大小小的兼并战争，这就是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从此“礼崩乐坏”，社会秩序被完全打乱。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正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他对当时的社会乱象痛心疾首，于是到处拜师求教，寻找救世之方。他曾经向老子问礼。老子感叹，失去“大道”以后，不但人心越来越狭隘，就连美德和礼乐都成了空洞的形式。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是说，“大道”丧失之后，人们没有了公心，不再以天下为一体，而是为自己的邦国谋取利益，但这样还算存有大德；这种大德丧失之后，人们还懂得“仁者爱人”；丧失仁爱之心以后，人们还懂得讲义务、讲责任；然而丧失责任感以后，就只能依靠礼的形式去规范，表面上维持善的样子而已。
孔子一生学习古圣先贤流传下来的文化，感叹于曾经盛世的美好，于是周游列国呼吁再创大同之治。但当时追名逐利的统治阶层无法接受，于是他退修诗书、培养贤人。当读到《周易》这部古老文献时，他几乎手不释卷，到了“韦编三绝”的地步，对于其中“大道”体悟越来越深入，创作了十篇传文，充分阐释出简单卦象和古老文字背后的核心理念。
此后，《周易》作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结晶，被后世学者称为“大道之源”，其所承载的“天下一体”的理念统摄万事万物，所谓“冒天下之道”。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都从这里发源。在千年、万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一大道孕育出中华民族的广阔胸襟、大同理想、和合品质，书写出一幕幕动人篇章——仁义礼智的道德准则、和睦齐整的家风传统、团结互助的社会精神，追求国富民强的大治之世、睦邻友好的天下图景……直到今天，我们还一直承传着这一理念，它已化作中国人精神深处的文化基因。
2017年1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我们认为，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充分讲明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理念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它能够在世界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秦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