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道路受到权贵利益集团和极度自由化双方面的压力，它们互为对手，但危害性相当。
持续30多年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是过去几千年所未曾有过的。认可市场作用本身就是对历史、对社会、对人性的实事求是态度。市场经济为中国改革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首先，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以追求财富、追求富足生活为出发点的人生价值取向极大地激发了创业热情和创新能力，将中国从过去以利为耻的儒家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
其次，市场经济促进了平等、自由观念的成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追求的平等、自由等只不过是停留在口号和教科书里，将平等与自由的基因移植到每个细胞的最佳途径就是市场经济实践。“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以利为先”成为新的信仰，人们在追求财富的同时，必然感受到享受自由的快乐。
最后，市场经济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强大。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得到了长足发展，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国民生活水平都是30多年前不敢想象的。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指出，“看看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会知道，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达到这样一种提高速度：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以改善一百倍。”中国的经济从濒临崩溃、积弱积贫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二的经济体，这是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
中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不再有走回头路的可能，那种重复计划经济时代的想法不仅没有现实基础，更是让国家倒退和衰落的错误认识。市场化改革调动了中国人固有的勤奋、学习以及吃苦耐劳的潜力，从两千多年前儒家文化传统中的以言利为耻到现在的以拥有财富为荣，思想变化激发出了巨大能量，在绝大多数领域，市场经济为中国人提供了自我发展、自我创造的平台，它必定是国家坚定的基本政策。那种以追求绝对平等、反对任何资本收益的观点造成社会的偏执怨气，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尽管在自由市场体系下，国家应当建立保护社会的机制，让市场弱势群体得到社会保障，但以少数市场化失败群体为基准规划社会，必然带来落后和对个人财产权利的不尊重。
避免膜拜全球化自由市场
在承认市场经济巨大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中国当前面临另一种偏见，即全球无限制的市场经济将带领世界走向大同，市场成为另一种迷信的膜拜物。国内外各种力量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等核心领域，它们给出的理由大多以在经济正常发展时期的理想状态为依据。在没有危机威胁的情况下，这种开放也许会起到促进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比如世界范围内市场配置资源、货币自由兑换等等，但是，开放核心领域会在极端情况下对于市场产生负面作用和局限性，自由市场人士却较少提及。
现在绝大多数人认可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在保证市场化的前提下，我们又不能将自由市场化扩展到一切领域，没有边界的市场化是另一种迷信，而且是当今社会的主流迷信。自从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计划体制的弊端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人们对计划体制存在历史记忆和天生恶感；另一方面，目前市场化改革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尤其是国进民退导致民营经济发展速度降低，使人们对改革方向产生迷惑。但是，在矫正这些问题的时候，市场化进程容易进入另一个极端，在上述因素的情绪引导下，很多理论家对市场化又开出了全面西化的药方，认为应该在所有重要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进行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化改革。
市场从来都是需要保护的，也是需要限制的，应当认识到，“自由不应当只是权利，自由还必须是事实，一个公正的社会，要创造条件让弱者实现自由”[1]，对于国家同样如此，自由不能成为虚无缥缈的概念，只有具备条件的人和社会才能够享有，否则它对于弱者和发展中的社会而言只是美丽的幻影。西方所推崇的无论是市场自由还是人的自由，在事实不对等的情况下等于将国家利益放在了倾斜的天平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无法保障的。在“华盛顿共识”的旗帜下，市场保护机制成为仅仅保护私有产权和自由化的机制，资本成为主宰一切的力量；但是，经过...
注释：
[1]黄树东：《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9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融而不化的利益边界
1979年*在回答为什么要向美欧开放时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道出了与美欧国家建立市场化机制的部分初衷，同时，*也极其明智地没有一次性完全实现西方所希望的自由开放。在中国逐步打开国门的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达到了多方共赢的状态，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和经济实力增强，有些共赢状态逐渐发生着变化，中国为世界供应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丰富了世界人民的生活，同时很多工作岗位随着竞争资源的分配转移到中国，中国经济实力的成长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这让西方某些国家感到不舒服，在这种情况下，在有些人看来，过去共赢格局变成了中国单赢或者多赢、他国少赢的格局。各国一方面在享受中国所提供的美好生活品质的同时，又担心中国会威胁到现有国际经济政治体系，所以，世易时移，发达国家从过去合作共赢的心态开始向竞争伙伴的心态转变，其中尤以美国的警惕心最重，它可以允许中国发展，但是，对于排在第二位的国家，美国始终要保证它不会颠覆其地位和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就中国复兴之路与美国对中国发展的协同关系而言，美国的态度是，中国发展经济如果在美国经济政治秩序下贡献更大的利益，美国则视中国为合作伙伴；但中国发展应具有一定限度，即不能威胁到美国的权力地位。如果挑战到美国的地位，美国则会从支持中国经济发展逐渐转向遏制。这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但却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我们从美国的历史中看到，美国对外政策永远具有两面性，即它一方面宣扬保持合作，体现自由主义理想价值观；但另一方面却自私伪善，完全按照现实主义规则行事，目标是争夺最大权力，例如：它提出，对待中国要使用“离岸平衡手”[1]的策略，即在东亚，美国应当施行前两个世纪英国在欧洲的手段，发挥制衡中国和日本关系的作用。美国政策的两面性与其社会性格是一致的，即美国社会具有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然而，关起门来，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法则；在国际体系中，美国也在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实质上，他们的公开言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具体操作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聪明的观察者应该清楚地注意到，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2]
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国际大国态度上的微妙变化，中国需要保证，既能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同时又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边界。
目前，西方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货币金融霸权控制下，是导致当今世界不平等现状的重要原因。世界经济重心在变化之中，但中国尚不能脱离当前已有秩序，在不平等经济秩序中中国固然会有损失，会受到一定的压制，但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还是证明，对中国来说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利大于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平等不能成为对抗这种秩序的理由。为什么秩序不合理我们还要服从它呢？因为目前大多数国家仍然在这种秩序下共存，如果脱离了当前的经济秩序，发展就会受到极大遏制。中国力量还不足以挑战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力量，世界力量没有觉醒到脱离美元霸权的程度，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必须以大局为重，眼光长远，不计较一时得失，努力保证自己的利益。这要求中国仍需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市场化改革，同时认清利益边界，在核心利益上坚持根据国情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
那么，中国的利益边界是什么呢？在当前，中国利益边界分为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在政治上，不能依照西方价值观破坏中国政治改革的合理步骤。中国在政治领域的改革是必须进行的，但是，中国也必须根据国情按照一定步骤逐步实施，而不能将民主化视为是政治领域改革的一切标准和目标，盲目进行；同时，还要坚决防止西方对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挑拨、策动，维护中华民族统一是政治领域的核心利益。在经济上，不能按照某些精英的美好想法将中国金融、资源和战略企业完全对外开放，这要求中国在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同时，又能够拥有防火墙之类的设置，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果断截断国内外的金融危机传导机制，防范金融危机的冲击。
《世界是平的》这本书将全球化、自由化的市场前景推崇到极致，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似乎已经打破了一切藩篱，让各种要素自由地流动。但实际情况绝非如此，世界不是平的，市场也不是平的。理想设定的市场在现实状态中更像是各大板块，存在着高低不平的地势，板块之间相互挤压、冲撞，或隆起或陷落；市场的各种要素在其间相互流动、蓄势，或喷薄或坠落。这些因素中，有些是市场经济的固有之意，有些却是人为产物。针对不同市场主体所处地位的不同，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市场未必发生正面的变化。我们一方面要坚守市场原则，同时也要用怀疑的眼光去观察它的变化和特点。不注重新时代市场经济的特点，固守几条形而上学的原则，必然会犯刻舟求剑式的错误，小则影响个人和企业的判断，大则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福祉，责任重大，不可不察。
注释：
[1]米尔斯海默在其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出的观点，意指自己不现身，而是让所在地的各个国家互相制衡。
[2][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经济逻辑的全民化普识
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应当对该体系的不平等状况进行适当批判，让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中国虽在这个体系内部并获得利益，但不代表不能对此进行建设性批判。对国际经济循环大逻辑的阐述、说明和普及，是提高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竞争力的重要一环。我们难以理解，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获取了如此之大的利益，获得了不公平的国际地位和权力，却仍以人道、公正、民主、自由等面目展示于人。其价值观基础本身就存在严重缺陷，却能让世界对它的制度进行赞美；它的人民本身就在享受各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却教育别人向他们学习。这种不平等构成了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展示给世人的是富裕、慷慨、平等和保障，这些让世人艳羡的种种生活建立在不平等的经济秩序之上，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却为它外表所展示的一切感动并崇拜得深入骨髓。
一个中国人在耶鲁留学后回国进行投资管理，挣钱后捐给耶鲁大学近900万美元，以报答耶鲁大学对其精神的培养。他具有感恩之心，这值得肯定，引起热议的是该事表现出来的崇拜西方教育体系的逻辑。有的留学生表示耶鲁如何奖励留学生，如何培养他们而不计代价。我们对耶鲁的学术成就和教育规则无可厚非，但是，在美国大学对留学生的慷慨中，有多少份额是这些留学生的父母、同事、同学在发展中国家辛辛苦苦奉献的呢？他们只知道，仰望递交善款的那只手如何高贵，感激它是如何慷慨，却不能理解，另一只手在从他们身后自己的兜里抓取财富；他们只知道从无到有的感动，却不能全面分析为什么这个社会拥有如此多的财富。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只知道自己的辛苦劳动不如西方同样的劳动收入丰厚，他们只知道责备本国不够发达、不够公正，却不能理解其所在的社会是以怎样的机制将社会财富转移给发达国家。他们有多少人能够知道，国家必须以何种代价去储备发达国家印刷的纸币？金融资本来去自由，作为自我交易的操盘手，多少财富被悄然无息地输送到国外？这些逻辑，应当对此进行系统的研究，应当通过教育予以普及，应当通过研究机构予以理论化，让西方经济学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逻辑在大学教育与社会认知中并行不悖。发展中国家自身存在问题，但是应当实事求是地客观分析，问题与原因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而不平等的经济秩序即便不是全部原因，也是重要原因。这种分析过程，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争取民众的过程，是提升国家凝聚力的过程，是自我检讨改进的过程，是爱国教育的过程。
市场经济之不同政府的作用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需要清晰界定发展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权贵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还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决定了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发达国家的历史是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阶级的对立，之后通过社会民主将社会保障和国家权力赋予给政府，政府逐步介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由于具有先天经济发展优势和固有私有产权观念，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能够较好地约束权力滥用，尤其是，政府主要职能为保障社会和建设国家制度，其本身掌握的经济权力有限，在社会管理层面以权力谋求巨额私利不具有现实可能性。但在发展中国家，政治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国家独立，在二战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和民族独立；但国家独立并没有使得市场经济变得发达，企业力量极其薄弱，这就要求政府在保障市场秩序和主导经济发展两方面同时发挥主要作用。独立后发展中国家政府不乏振兴民族经济的渴望，但在推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政府的主导作用，往往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伴随着权贵资本主义的成长，政府拥有巨大权力的同时也导致政府领导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这是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经过市场的检验，国家决定走市场经济道路并不难，因为这个道路易于被民众接受；但是，在走何种市场经济道路的选择上，由于需要在国家利益与*私利之间进行博弈，这使发展模式具有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在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不乏市场经济在威权政府下建立并逐步完善的例子，例如韩国、新加坡，在二战后（新加坡是在后来独立的）处于由强人领导的威权统治下，通过主动强力建立市场经济而得到长足发展。韩国李承晚被政变推翻之后，在朴正熙执政近20年的“江汉奇迹”中，韩国发展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新加坡李光耀在国家独立后长期执政，将新加坡从落后的城市国家带入文明、发达的一流国家。这些*，虽然大权在握，但能够以国家和民族的宏图大业为重，以国家发展为己任，在严格管控社会的同时以国家力量支持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制度建设，完善法治环境，当社会从强人政治下脱离出来的时候，实行民主制度的保障性条件已经在两代人的内心意识中牢固地建立起来了，社会于是能够稳定地、平缓地步入民主管理阶段。
在发展中国家，也不乏在威权政府下社会走向混乱、贫穷、分裂的例子，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强权政治并没有将手中权力用来建设国家，而是通过私人控制的部队、司法和经济力量大肆为小团体、小圈子谋求私利，贪腐盛行，法制败坏，社会两极分化，而国家*的家族却富可敌国，享受着奢华生活。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等均是这类典型。虽然在20世纪进入90年代后这两个国家有过较快的发展阶段，但是，菲律宾和印尼的发展相对于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等要滞后得多。在1960年代，当时香港与菲律宾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经过30年的发展，菲律宾女佣成为香港雇佣外籍工人的重要来源。
注释：
[1]有多少人知道，在朴正熙执政初期，当时韩国人均生产总值低于朝鲜的水平。
顶层决策者的关键角色
这些国家的情况充分地展示了国家顶层决策者对指引国家发展方向和建立社会模式的决定性影响。具有雄心壮志、开拓进取、坚忍克制的*是发展中国家难得的财富，他们以社会发展为己任，对职责怀有乾乾之心，克制家族的物质*，为经济发展建立了稳定、规范的社会制度，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建立的大厦已经根基深厚、无法撼动了；而另一种*，蝇营狗苟、鼠目寸光、虚忠伪善、以公权谋私利、以宏大口号掩盖猥琐动机，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国家问题积重难返，社会对立，隐患多多，没有人相信在这样的社会中能够实现公平、正义，社会缺乏组织、缺乏信仰、缺乏对国家的忠诚，这种人担任国家*则是民族的灾难。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社会条件的不同体现在国家*的作用上。西方国家民主选举的*，在各个方面也可能存在诸多问题，如19世纪美国总统格兰特，他虽是南北战争的英雄，但却在任职期间大开裙带之风，贪污腐化盛行，但是，因为体制存在相互制约，这种腐败无法侵蚀到国家根基，通过社会监督机制能够予以预防纠正；同时，发达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的前沿，*所犯的错误不会导致国家发展空间受到限制，经济条件为错误提供了足够的安全空间。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情景不同，法治尚未成为意识中的固有观念，正需要*以公心完善国家和社会制度。要实现建立国家制度的目标，必要权威是统一各方意志的前提，正因如此，*也往往具有相当权力，这不仅是执行国家政策的权力，而且是如何规划国家制度、建立监督机制的权力，这种权力要比发达国家*的权力广泛得多。发展中国家的特定历史阶段决定了，*必须具有相当权威推动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建设，而在此阶段，如果*不具备公心却谋求私利，一方面国家制度难以建立，民心难以顺服；另一方面，其带头作用将影响所有国家机构，形成上下争相贪腐的局面，整个社会风气将被引导到难以改善的地步。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又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众多同样国家的竞争，机遇、市场和资本是有限的，失去机会导致的落后地位在既有国际关系格局中难以快速转变。
所以，人们常常讲到后发优势，因为后发，国家对其他经济体的曲折道路具有更清楚的认识，可以有针对性进行技术开发，这是发展经济的一个优势；但是，后发也有劣势，即在现有经济、技术格局中重新开拓出一片天地来，对缺乏资本和人才的国家是极为艰巨的任务。到底一个国家是享有优势还是被劣势羁绊，决定因素固然很多，但这个经济体顶层*的素质、智慧、勇气和胸怀对国家发展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国势如同个人命运一样，并无天定命运，而是事在人为；历史中，多少文明消散无踪，社会分崩离析，而在众多文明中挺立不倒、坚忍不拔，并能够从多灾多难的历史中顽强复兴的例子却凤毛麟角，在国家决定社会道路方向的问题上，顶层*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权贵抑或公平市场经济的选择
在中国面前也存在着两种选择，对于国家顶层管理者而言，走公平市场经济道路还是走权贵市场经济道路，这是对未来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选择。当然，不会有人公开赞同走权贵市场经济道路，所有人似乎都成为权贵经济的对立面，但是，没有人赞同并不代表不会有人打着国有经济、市场经济的旗号，却在实际中走权贵市场经济道路。“打左灯向右转”，由于受制于利益影响、受制于舆论误导、受制于总体判断能力的限制，不排除在某些政策上以保护国有、保护公共秩序等为借口，却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虏，行权贵市场经济之实。权力意味着分配利益的能力，在光鲜口号背后，分清社会需要与谋私借口，这是需要政治智慧的。这也是决策者面对具体政策决定时难以判断的境况：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国内经济在某些领域已经出现利益固化的局面，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是在现有利益格局中进行再分配。如果说前30多年的发展是将蛋糕做大的话，那么，现在不仅需要继续做大蛋糕，而且还需要对原有分配蛋糕的比例进行调整，这必然会触动现有格局中的某些利益方。另一方面，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西方金融资本天生是公平市场的朋友，外部势力在以市场化名义向国家施加压力，而对于某些正当维护民族利益的措施，国内外极端自由主义者又纷纷指责，似乎国门不彻底开放就没有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外部势力的私心反过来又为国内既得利益者提供了保护固有利益的借口，在保障市场稳定、逐步开放的借口下，迟迟不肯将手中利益过渡给更有效率的市场，以保护市场的名义行垄断权力之实。极端自由主义与权贵利益对国家都具有极大危害性，但在路径博弈中，却互相以对方为对手，而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外部势力并没有像他们宣扬的那样天真，在高举市场化旗帜的同时，在其金融实体内部，却深谙裙带资本主义精髓，他们高薪厚酬聘请在国内各部门具有特殊关系的人，在为开拓市场、获取资源，实际利用裙带资本主义的具体做法中，能力毫不逊色于其所批判的对象，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巨大收益。[1]只是他们野心更大，坚信如果市场全部放开，他们更能控制、操纵和利用这个所谓的市场。
在这样两种势力的作用下，决策者做出既不过度开放市场、同时又能够保障市场公平的决策，是需要高度的智慧和坚定的勇气的，决策效果也许既开罪于国内既得利益者，又受到国内外完全市场化力量的压力。对决策者来说，这是一条艰难的选择，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却关乎人民和民族的福祉。
公平市场经济是国家在宣扬爱国主义时必须建立的社会前提，公平和正义力量是促进国民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因素。在充满了权贵阶层腐化、奢靡而平民聊以为生的社会里，强调爱国主义对很多人来说成为了某种奢侈品；而在充满了仇富情结，视一切富人都为富不仁的社会环境下，希望富人稳定地组织生产、创造财富也是一种幻想。市场经济应当在富人和平民之间获得某种平衡，既不能因为谋求均贫富而导致精英阶层失去创造财富、组织社会生产的动力，又要避免赢者通吃、毫无道德感的极度掠夺和贫富悬殊，更要坚决禁绝以权力获取财富的贪腐蔓延。国家权力应当用于维护两者平衡，而不是天生为穷人、为富人等预设立场。实际上，当损害一方的利益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同时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富人和穷人相辅相成，互相依存。只有相互认可这种依存关系，两者才能成为稳定的共同体，才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这样，爱国主义也才具备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注释：
[1]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英国医药公司葛兰素史克行贿曝光，这既有中国市场问题的原因，又有西方资本追求利益的因素。这与西方资本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一贯作风是统一的。另外，美国开始调查金融机构聘用政府官员子弟的情况。
政府职能的清晰界定
在开放的经济领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相一致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国家和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地位应该如何界定。
我们指出，国进民退是阻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政府过多地介入到经济领域也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因为腐败、低效，所以国有企业为市场经济所否定；因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易导致腐败和决策错误，同样为自由市场理论所摒弃。但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是否应当完全退出国家经济生活呢？
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政府推动，没有市场逐步开放的过程，在军工、公路、科研、航空等需要大力投资、综合配套的行业，无法单凭民营企业快速赶上国际发展水平。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发展起来的PC、电信、互联网和生物医药四个新兴产业，前三个也是从美国军事需要出发，国家军事部门提出要求，由科研机构或者私人公司开发出来的，没有国家对军事技术的需要，这些技术就不会受到国家鼓励并通过市场竞争而得到非凡发展。发展中国家应当借鉴美国这种模式，在发展方向上，国家并非无能为力，而是可以集中顶级科研机构提出设想、下达指标，通过市场完成各个细节、步骤，最后，由国家部门将其集成为重要的军工、航天等科技产品，通过研发和私人企业创新和技术溢出效应，为经济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部门利益、局部利益借用权力要求各种资质认证、行政许可，将社会经济利益绑定在相关的部门、附属事业单位和私营企业上。在此可以发现一种规律，一旦社会发生危机性事件，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整改方案，则这些部门的最终方案总是扩大了权力，提高了寻租成本，限制了竞争，结果是越改革越会限制市场自我发展的能力，越改革腐败利益越会固定化，越改革民众的利益越会受到盘剥。正确的管理方式应当是强化执法、强化透明度、强化责任的追究，可是一些部门利益者总是能以一种错误方法纠正上一个错误，管理成为不过是增加认证难度、增加条件审批、增加许可限制条件的过程，这些改革导致的结果是在办公室优雅的环境中，就将所有的管理手段都落实了，至于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仍然以不作为的漠然态度应付了事。这是对权力结构最令人失望的改革思路。在中共十八大以后，政府致力于减少行政审批，放权社会，激发社会创造力，这才是政府管理的正常之路。
总之，继续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内涵应当予以不断丰富，*南巡确定了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但市场经济的具体路径是什么，国家和社会还在不断探索，我们认为，既不能走那种以国内垄断主体与政府权力合二为一的市场经济道路，也不能走那种无限制开放、任由国际资本借助金融力量冲击的拉美式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现阶段市场经济应当是提供在国内充分开放的市场、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法治完善保护私人投资安全，给予创业者、企业家合理的安全预期。在对外经贸关系上，应坚守国家的核心利益，对资本项目自由流动、重要资源投资、公用事业投资、军工等核心工业的并购投资等设置限制条件，以保护民族利益。而这样路径的选择，在当前社会状态下，无法通过大众化民主决策予以适当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