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仲景立医极，著《伤寒》，功泽千秋
张仲景，名机，是东汉时代（约为公元150~219年间）的南阳郡涅阳县人，涅阳位于现在的河南南阳邓州市和镇平县一带。 河南出了个张仲景，河南人应当引以为自豪，河南的中医更应当在弘扬和传承仲景经方学术上有所作为。 张仲景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家，跟华佗、曹操是同一个时代。
那个时代，战乱频仍，疫灾连年，据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记载，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人，自建安以后不到十年间，就有三分之二的人感染疫病身亡，其中死于伤寒的竟然占到十分之七。 所以他痛心疾首，立志苦读古中医书，并师从他的老乡名医张伯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从医数十年，恪守医道，返璞归真，恬淡虚无，精益求精，练就了高超的医术，求医者无数。
据说，汉末建安年间，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时，由于疫病流行，百姓罹病者较多，张仲景看到百姓疾苦，良心所驱，心急如焚，就打破戒律，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时便大开衙门，在大堂上为百姓诊脉治病，因此有了“坐堂医”的称谓。 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年张仲景的医风医德是何等高尚，当官不忘为民服务。 也有人说，张仲景没有当过长沙太守，但从这个传说来看，张仲景为医至诚，医术高明而求医者众多是确实的。
为将古中医经典传承下去，以在更大范围内济世救人，张仲景一边行医，一边参考《神农本草经》《汤液经法》等前代医学典籍，选取其中经临证检验而确有卓效的药方，又创制一部分经验良方，著成了《伤寒杂病论》一书。 《伤寒杂病论》包括现今我们所见到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两部经典的内容。
由于东汉末年连年兵火战乱等原因，《伤寒杂病论》已经散佚，后经王叔和搜集整理，才得以传世。 到了北宋年间，林亿等人将《伤寒杂病论》内容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使后人误认为是两部书。 为方便理解，书中凡是说到《伤寒》者皆泛指《伤寒杂病论》，凡是说到《伤寒论》《金匮要略》者，就具体指《伤寒论》和《金匮要略》。
张仲景《伤寒》这部书是经方辨治的法典，是治病救人的千古奇书，普适性强，活人无数，成为从事中医者的必修经典。
因为张仲景著作中所创的完美的六经辨证法则，以及他经方配伍的出神入化及疗效的神奇，因此，他被历代医家誉为“医圣”，也是中华医学史上唯一能配得上“医圣”称号的医学巨匠。
也由于张仲景在中华传统医学上的丰功伟绩和巨大影响力，成为后世所有中医的共同的导师。
张仲景这位“医圣”，可以与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相提并论。 如清代医家陈修园在《伤寒论浅注》中就说：“医门之仲景，即儒门之孔子也。” 《说文》：“圣，通也。”《尚书·洪范》敬用五事中说：“五曰思……思曰睿……睿作圣。”孔颖达传曰：“于事无不通谓之圣。”
这就是说，圣人是通过学习和思考，深明道义，精通事理，通达万物。“圣”可以说是人的品行才智的最高境界。
孔子被誉为孔圣人，是因为孔子一生对中华民族作出了两大贡献：
第一大贡献是“立人极”。这个“立人极”的理念是北宋著名哲学家周敦颐提出的，他在《太极图说》中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 所谓“人极”，就是做人的最高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中正仁义”，也就是说，孔子一生达到了做人的最高境界。后来的学者在学问上有可能超过孔子，但在精神境界上是难以企及孔子的。所以，孔子的精神境界就是我们做人的标杆和表率。
第二大贡献就是修订“六经”。这个六经就是儒家学说的六部经典：《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的《乐经》已经遗失，就只剩下了“五经”。
这“五经”连同“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一起，是南宋以后儒生学子的必读经典，因为这些书中记载的内容是集历代圣贤思想智慧之大成的学问，是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不可少的学问。
与孔子相似，张仲景呢？可以说对中华民族传统医学也作出了两项伟大的贡献：
第一大贡献是立医极。 张仲景一生苦学多思，“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勤于临证，深谙古中医的大道至理，开创了六经辨治大法，遣方用药少而精准，出神入化，疗效神奇，达到了为医者的最高境界，立了医“极”，后人无超越者。 后世医者在辨证论治大法及经方应用上，如果能够将张仲景的经方学术好好传承下来，真正会在临床上应用就已经难能可贵了，要想超越张仲景的学术境界，在目前，甚至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第二大贡献是著《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的理论核心是六经辨治法则，这个六经的“经”，不是经络的“经”，而是法则，《周礼·天官·大宰》说“‘以经邦国’。《注》‘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者也’”。
这个六经辨治法则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病的整体性和宏观性，其中蕴涵的严谨而又圆融的辨治学术，可操作性强，极为切合临床实际。
自这部经典著作问世以来，书中揭示的六经辨治大法和经方，救治了无数患者，历经一千八百年而疗效不衰，实可谓“历久弥新”，无超越者，据说东汉名医华佗见到此书后，倍感此书的重要性，感叹道：“此真活人之书也！”
明代医家方有执在《伤寒论条辨》中说：“昔人论医，谓前乎仲景，有法无方，后乎仲景，有方无法。方法具备，惟仲景此书。
然则此书者，尽斯道体用之全，得圣人之经。” 这就是说，就是因为有了这部书才使得中医从此告别了没有规律可循、没有方法可依的经验医学，从此就有了“方法具备”的系统的辨证施治的准则，这里可以借用清代学者钱泳在《履园丛话·耆旧·西庄光禄》中的一句话来比喻张仲景暨《伤寒杂病论》，实可谓：“世之言学者，以先生为圭臬云。”
我说的这些意思是中医是国宝，而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就是国宝中的顶级，因为，中医是世界上唯一保留得最完整、最系统、流传至今仍在应用的，并且服务人数最多的民族传统医学，而这个传统医学学术之所以能得以流传而没有衰落，正是因为有了《伤寒杂病论》这部系统而科学的辨证论治的思想和方法支撑着。
张仲景不仅是医圣，而且可以称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华传统医学的昆仑。中华民族得以受惠于张仲景的《伤寒》经方学术，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福报。
二、《伤寒杂病论》是中医临床的根
《伤寒杂病论》这部经典著作就是中医临床的根。我们中医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却这个根，不能丢弃中医经典学术。
学中医要有理性，要明白现阶段中医理论的“现代化”“科学化”和“创新中医理论”等提法是不切实际的，继承都没有搞好，何谈“创新”？而现今扎扎实实地传承和普及张仲景的经方学术，澄清中医的源头，抓住古中医的根才是当务之急。
中医传统经典学术与西医现代医学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 中医传统学术至今已经存在了5000多年，从《伤寒杂病论》开创了完整的辨治理论算起也有近2000年了；而西医是从17、18世纪才发展起来的，时间约200多年。
中医的根，就是自古就已经存在的系统的、成熟的中医辨治理论及有效的经方，如《伤寒杂病论》《汤液经法》等。这个根已经是精华的东西了，已经是历经几千年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东西了，要“创新”这个理论是很难的。
如在1800年前，桂枝汤就能治疗“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伤寒论》第13条），脉浮缓。而今天，这个桂枝汤一字不改，仍然对太阳中风证有奇效，这就是中医的根。 所以，中医传统经典学术的立足点在于传承。
西医学实际上是现代很多科学门类中最年轻的学科之一，而且从形成和发展时就没有坚实的根基，所以在发展中经历了许多次中断，一直在蒙昧中徘徊，曾经风行过放血、导泻、热敷，以及千奇百怪的药方，后来都被证实没有确实疗效，充其量相当于安慰剂。
直至当今，能被现代医学归纳并诊断的疾病，还不到实际存在的一半，而在能被诊断的疾病中，有三分之一的也治不好。西药在临床上也还一直在验证，今年推荐的一线用药，可能明年经临床验证毒副作用很大，就要降为二线用药或遭淘汰。
如胰岛素增敏剂罗格列酮曾被认为是2型糖尿病治疗的理想药物，具有强大而持久的降糖作用，2001年进入中国市场后曾经风靡一时，后来西方研究表明罗格列酮与许多心脏问题的风险增加相关，因此，2010年，欧洲药品管理局中止了罗格列酮在欧洲的使用。 说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说西医不好，西医是基于现代科学的进程而发展的，长处是显而易见的。而是说西医还需要不断地发展、创新和完善。
三、《伤寒杂病论》乃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
历代医家凡有成就者没有不读《伤寒》的，凡深入钻研《伤寒》并验之于临证者，无不为《伤寒》经方治病的神奇疗效所折服。 由于《伤寒》卓越的学术成就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后世医者都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
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九》说：“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可见孙氏对张仲景尊而敬仰之心。 金代医家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序》中说：“汉张长沙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撰为《伤寒论》数卷，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为医门之规绳，治病之宗本。” 金代医家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中说：“易水先生云：仲景药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后之医家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 元代医家朱丹溪在《局方发挥》中说：“仲景诸方，实为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后之欲为方圆平直者，必于是而取则焉。”
由上述可知，金元时代的著名医家都认为张仲景的方和法，是医方之祖，是历代医家必尊的规矩准绳。 明代医家方有执《伤寒论条辨》说：“《伤寒论》之书，仲景氏统道垂教之遗经，治病用药大方大法之艺祖，医系继开之要典，有生之不可一日无。”这里将《伤寒论》誉为终生必读之书。
清代医家柯琴在《伤寒论注·伤寒明理论》药方论序中说：“自评古诸方，历岁浸远，难可考评。惟张仲景方一部，最为众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芳尹之法，伊芳尹本神农之经。医帙之中，特为枢要。参今法古，不越毫末，实乃大圣之所作也。”这段话将《伤寒论》誉为行医必须掌握的核心学术。 清代医家俞根初在《重订通俗伤寒论》中说：“前哲徐洄溪曰：医者之学问，全在明伤寒之理，则万病皆通。”此为画龙点睛之说，一语道破了为医临证实战的理法根源。
日本江户时代的汉方医家尾台逸士超在《医余》中说：“医之为术，自古有其法，仲景氏，搜罗论述，以立规矩准绳，学者变而通之，活而运之，则可制万病于掌握矣。”日本汉方医家研读《伤寒论》关键在于临证活用，如吉益东洞提出方证相应的“方证主义”，就是对《伤寒论》变通活用的典范。
《伤寒杂病论》是历代中医必读之圣典，是中医辨证之圭臬，众方之本源，其中既有辨证之严谨法度，更有用方之圆机活法，中医欲求提升疗效，济世救人，非《伤寒》经方而莫能为之。 自古研究《伤寒杂病论》者不胜枚举，且代不乏贤，名家辈出，并纷纷著书，为《伤寒论》羽翼，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独特而令人瞩目的伤寒学派。
汉代以后的中医大家，没有不精通《伤寒论》者，历代各大学术流派，如金元四大家及明清的温补学派、温病学派等学术思想的创立，无不受到《伤寒论》的启迪。
实践证明，不懂《伤寒论》，难以成就中医名家或明医，难以治疗沉疴大症，这可以说是中医界的共识。正如清代医家徐灵胎在《慎疾刍言》中所说：“一切道术，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汉唐以前之书，徒记时尚之药数种，而可为医者。” 由张仲景的医学成就，我想到了康德。
俄罗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科尔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康德》一书中，曾对康德有过一段恰如其分的评价：“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和走向何处，他都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
康德是18世纪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他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使哲学深入到了一个新的理论维度。
康德曾有句名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
张仲景和他的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何尝不是这样？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学术思想使中医传统理论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理论和临床思维高度。
可以说，在中医学这条道路上，一个中医要想真正掌握好治病的本领，他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张仲景及他的《伤寒》经方学术。
对于《伤寒杂病论》，我们对它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愈是理解得深透，就愈是在我们心灵中对张仲景产生由衷的敬仰，愈是感叹《伤寒》辨证理念的睿智博通和经方疗效的神奇。正如陈修园在《长沙方歌括》中所说：“经方愈读愈有味，愈用愈神奇。凡日间临证立方，至晚间一一于经方查对，必别有神悟，则以温故知新。”
说了这么多，主要就是要强调一个道理：真正学懂中医，给人治好病，如果不明白张仲景《伤寒》的法度和经方，可以说就是没学成，没有抓住中医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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