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第一句，有人翻译成：江流滚滚，震动了房屋后墙。
有人翻译成：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动。
傅雷则这样翻译：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
格局气魄，不言自明。
他一生翻译了33本译作，除了文章本身的人名之外，看不出任何翻译的痕迹。所有读过傅雷译本的翻译家，对他的译作除了惊叹，还是惊叹。
然而，傅雷值得！
他对待自己的每一部译作，都像对待一个新生婴儿般细致，生怕哪里一个不小心便会让婴儿受伤。
每翻译一本书之前，他总是要把原著读上个四五遍，加点注释。不但要弄懂弄通，而且还必须对原著的神韵风格了然于心，才肯动笔。
手头一本《国语大辞典》早已被翻烂，所有的外文成语或俗话，傅雷都会从中找出最妥帖的中文词汇来与之匹配。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从1936年一直译到1939年才结束。几年后，当他再次重读原作时，又觉得自己的理解仍然不够深刻，于是再次花费了两年的时间重译。
“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文字总难一劳永逸。”重复一次，很多人还可忍受；重复多次，人的耐心和细致受到的挑战就可想而知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他不仅对待自己的译作要求严格，对待别人的翻译，点评起来也绝不心慈手软。
全国翻译工作大会上，傅雷本人没有亲自参加，却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
他在信中举出了许多谬误的例子，这些例句的主人有很多都在与会者中。这下，傅雷算是触犯了众怒，一位老翻译家当场痛哭。
要骂就骂，想哭就哭吧，怕什么，我傅雷对事不对人。
很多人骂傅雷狂傲，孰不知，他对自己的译文也会经常感到不满，几乎用挑刺的态度对待。
傅雷经常和钱钟书夫妇讨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还用红笔清清楚楚把原文录下来。
他挥舞着鞭子不断地抽打自己，为了使译文活泼生动，把老舍读了个遍吃了个透，之后又去啃别人。
将一件事做到极致，便是大师。既然选择了翻译事业，傅雷便把毕生的心血倾注其中。
法国人说：“再也没人能把我们的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那是因为，再也无人愿像傅雷一样，把自己一次次格式化、重置。
为朋友说话时，他不会权衡对方的地位与权势；坚持正确的主张时，更不会计较从前的恩怨。
留法期间，傅雷与刘海粟关系要好，回国后，刘海粟任上海美专校长，聘请了傅雷当校办公室主任。
两人共同的朋友张弦，平日里教学任务重，有两次周末还被刘海粟叫去家里。说是吃饭，其实是要张弦临摹画作，刘海粟自己则出去应酬交际，回来后竟在画作上署了自己的大名。
傅雷看不惯刘海粟这种行为，常站出来替张弦打抱不平。
共同的朋友圈里，如果因为谁仕途得意就可以肆无忌惮，这样的朋友，不交也罢。
他不愿与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过多纠缠，不久后，以母亲过世为由，向刘海粟提出辞职。
这件事，《傅雷自述》中曾被提及：“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等母亲一死即辞职。”
几年后，张弦去世，傅雷给刘海粟写信，想让他替张弦筹备遗作展览会，设法替张弦卖掉一些作品，给张弦的孩子筹备点教育费。一封信过去，石沉大海。
傅雷大骂：“永不和刘海粟来往。“
自此，20余年，傅雷和刘海粟再无交集。
可是到了1957年，刘海粟反对将华东艺专迁往西安，傅雷认为这次刘的主张是对的，便极力支持，自己也因此事被牵连，打成右派。
当刘海粟因此事对过往表示愧疚时，一向爱较真的傅雷却嘿嘿一声：“算了”。
深厚的友情，不在于来往得有多频繁，互动得有多亲密，它是一种对人格的认可，是一种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的勇敢。
杨绛曾说：“傅雷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之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
不善周旋的人，往往有着最为纯真的一面，所谓赤子之心，也大抵如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