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喊得最响亮的人，未必真心；能言人所不敢言者，必定真情。
1939年，从国立艺专辞职回到上海的傅雷，看到已被日军占领的上海，给自己定下规矩：东不至黄浦，北不至白渡桥。
因为到了那，就得向日本宪兵点头行礼，这样的点头，在傅雷心里，绝对是另一种形式的背叛。
他闭门不出，把自己埋头于翻译之中。
只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有着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又怎能忍得住不发出自己内心的呐喊呢。
1957年，《人民日报》刊文鼓励“大鸣大放“。傅雷满腔热情写了篇《大家砌的墙大家拆》，文章中对少数党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这篇文章，字字珠玑，全是他发自肺腑的声音，然而，竟成了他的小辫子。
几个月后，风云突变，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批判他。他写过的文章，成为了罪证之一。
秉持着怀疑精神，想要追逐事实真相的人，常常会与时代格格不入。可是，真正让他们格格不入的原因，却往往在于情感的真挚。
傅雷在文中曾这样写道：“死抱着正统也罢，死抱住主义与教条也罢，不容忍决不会带来和平，天下苍生也不见得会沾光。一个民族到了思想统一，异端邪说诛尽灭绝的时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已死的时候。“
深切的恨来自于深沉的爱。怒目金刚的傅雷，对于这个国家，有着太多自己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却一步步铺垫成他走向末路的鹅卵石。
对朋友、对事业、对国家，傅雷始终认为自己的坚持问心无愧，但在给傅聪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我也知道你从小受的挫折，对于你今日的成就并非没有帮助；但我做爸爸的总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错误……”
“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的拥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恨与热爱呢？”
读《傅雷家书》，我们读出了一位父亲的悔，一位父亲的愧。这本书的代序作者楼适夷，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因与傅雷多年的合作而成为至交。
忆起前尘往事，楼适夷感叹道：“傅雷的孩子们在他面前都小心翼翼、大气不敢出，只有等他出门了，才敢大声笑闹。”
这位严父，严到什么程度呢？
怎样说话，怎样行动，不能有分毫的逾矩，稍有违背轻则怒斥，重则狠揍。就连家中热水瓶摆放的方向和位置，也有着严格的要求。
钱钟书和杨绛是傅雷的邻居，经常在他家闲坐聊天。杨绛称傅雷“老傅”，在她心里，常把这个称呼等同于“老虎”。
孩子都有好奇心，喜欢听大人聊天。有时傅雷与钱钟书夫妇聊得正开心，突然就会走到门口，把门忽地一拉。躲在门后的傅聪与弟弟傅敏正笑得咯咯咯的，被爸爸这么一吼，哧溜一下，噔噔噔逃上了楼。
朱馥梅为了保护孩子，便总是抢先一步骂他们几句，其实就是为了挡挡傅雷的火气，这才把他重新拉回到座椅上。
客厅里的气氛慢慢恢复了一点之后，没过多久，傅雷又突然过去把门一拉。这下，朱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了，因为两个小鬼头又坐在了远处偷听。
傅雷的呵斥，别说是孩子被骂得想哭，就连客厅里的大人，也觉得手脚无处安放，更没人敢上前去劝。
傅聪练琴时，稍一走调，傅雷便会大吼，有时还抓着傅聪的头往墙上撞。
一次，傅聪把《水浒传》摆在琴架上，边弹琴边看书，在三楼的傅雷听出了不对劲，猛冲到钢琴旁，一个烟灰缸就砸了过来，傅聪的鼻子顿时血流如注。
些许小事，傅聪就逃不掉挨打的份，甚至还曾被绑到屋外的柱子上。
直到多年后，已蜚声国际的傅聪忆起往事仍在感叹：“爸爸打得我是真疼啊。”
这样的疼痛，不仅被刻在了记忆中，更被烙在了性格里。朱馥梅曾说过，傅聪的性格很像傅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