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林之秀与堕落人性
当吴敬梓看到科举所制度的弊端后，用作品三分之二的内容来探索解决之道，企图让知识分子跳出“读书——做官”的枷锁，以寻求新的出路。而李伯元却重在暴露，他几乎用了全部的内容来描写封建政治体系崩溃前夕日益腐败的社会现状，他所希望的是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在《儒林外史》中，王冕、虞育德以及市井四大奇人都是作者想要塑造的理想文士。王冕，他本是一介平民，也曾读书作画研究学问，看清官员依附权贵，欺压百姓的本质后，断然不与其相见。再看翟买办拜访王冕时秦小二的出场方式：倒骑水牛。就连回话也不正襟危坐，可见其并不将官员放在眼里，王冕自身也言行一致，当他为吴王出谋划策后，朝廷想要征其做官，他悄悄离家，隐居山林，卖画为生，自食其力。如果说王冕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读书——做官”的生活轨道，那么虞果行仍在其笼罩之下，因为他之所以去应考是要靠俸禄来维持生计。然而他与周进、范进不同，并没有沦为封建统治的帮凶。他曾对武书说:“我也不耐烦做时文”。当他卸任离开南京时也曾对杜少卿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得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二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由此可见，虽为国子监博士，虞育德却有很多无奈，迫于生计，他即使厌倦这样的生活模式，也不忍心决然与其划清界限。难道读书人真的逃不出科举取士的牢笼吗？于是吴敬梓借市井四大奇人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一层的探索。季遐年，擅长写字，既以写字为生，又以此来娱人娱己，他每次动笔都是自己高兴时的率性而为，当施御史的孙子叫他写字时，他非但没有写字，他劈头盖脸把人家骂了一顿；王太，拥有精湛的棋艺，却甘愿以卖纸火筒子为生，当他赢了马先生，众人邀他去吃酒，他却大笑到:“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矢棋的事！我*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开着茶馆看诗画画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琴技高超，却只与老者在园里抚琴交谈。他们身上体现了文人墨客所向往的琴棋书画四种才能，他们各有一技所长，然而并不以此为生，只做生活的消遣。他们是作者所塑造的一批儒林新秀，是作者为知识分子探索的新的出路，是作者理想中完美人格的化身。
然而在《官场现形记》中我们却没有看到承载着作者理想的清官形象，除了官场的黑暗腐败，我们还看到了腐化的人心，沦丧的道德。在第三十一回中，冒得官为了讨好自己的上司，龌龊到花尽心思设计自己的女儿；时筱仁恩将仇报，为了洗清自己，对故主舒军门落井下石。世人在“真诚”的外表的掩盖下对信任自己的人布下重重陷阱：陶子尧奉命置办机器，却在外用公款吃喝玩乐，当收到退机器的通知时，由于他担心补不上钱的空缺，去找自认为值得信任的朋友帮忙，而他的这个朋友魏翩仞却心口不一，企图趁机敲诈其钱财；当戴大理知道自己的缺是断送在周果甫手中时，便挖空心思寻机报复，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就连自己的履历都写不对的刘大侉子、黄三溜子因为有钱也跻身在了官员一列，可见当
时的官场中胸无点墨得现象也屡见不鲜。纵观全书，人性的堕落已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在文章的最后一回，作者也明确指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畜生的世界”，与吴敬梓所倡导的知识分子自身发生改变不同，李伯元想要的是来自社会的变革，并指出要拯救贫弱的中国，就要兴学堂，教官员以做官之道，先改变官员的思想，只有官员以身作则，百姓上行下效，才能改变社会不良风气，出现理想的太平盛世。
二、讽刺手法上
不可否认，两部作品在讽刺手法上有相似之处，因为对比几乎是所有的作品普遍采用的描写方法，这两部作品当然也不例外。即通过人物自我言行的矛盾对比形成强烈的讽刺效果。如严贡生刚在知县面前吹嘘完自己不占乡邻半缕便宜，就有小厮来报告邻居要猪，于是他圈猪要钱的事实就与之前所说的不占半缕便宜形成了对比；在《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文制台见洋人的故事中，两次大骂巡捕，前言与后语加以对照，所体现的不仅是他在洋人面前的卑躬屈膝，更是其奴性灵魂的暴露，颇具讽刺意味。两部作品在讽刺手法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一）婉而多讽与大胆直露
《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讽刺小说的典范。所谓的讽刺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定义为：作者以嘲讽的态度，讽刺敌对的思想、势力或事物的小说。以“婉言隐语相讥讽”是其最主要特点。如作品对一些著名的情节进行仿写，以取得讽刺效果。匡超人停妻再娶，作者有意将其与《琵琶记》中的蔡伯喈相联系，匡超人也曾试图借蔡伯喈的故事为自己再娶正名，然而在两者表面相似的现象下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蔡伯喈并没有隐瞒自己已婚的事实，而匡超人为了自己的面子，并没有承认自己娶了衙役的女儿为妻；其次，匡超人的困境是自己造成的，而蔡伯喈却是遭到了权贵的威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蔡伯喈的境遇是值得同情的，而匡超人的行为却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这样，作者以《琵琶记》中的故事与匡超人相比较，对匡超人的讽刺就显得委婉含蓄，耐人寻味。与此相比作为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的描写却是大胆直露的。所谓的谴责小说，其名最初由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鲁迅先生因为这些小说多直露的谴责而少含蓄的讽刺，故称之为“谴责小说”。谴责一词在字典中的解释为：对个人、团体、党派、国家等荒谬的言行或错误的政策进行严厉责备，带有庄重色彩。在胡统领剿匪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层官员无中生有，欺上瞒下；下层官员圆滑世故，左右逢源。一众官员倚仗朝廷的报销挥金如土，为了从朝廷的赈灾银中大发横财，为了获得保举机会，在本无土匪的严州为了把戏做足，身为朝廷命官的胡统领，率领大小官员高举剿匪的大旗，以百姓为匪，自身做着土匪行径，欺压乡里，鱼肉百姓，烧*抢掠，无恶不作。惨遭摧残的百姓将正义的希望寄托在知县庄大老爷身上，庄大老爷是官场中的老油条，他既不想开罪胡统领，又想在百姓心中树立清官的良好形象，他一边为百姓发放抚恤金，一边要求百姓呈交被官员欺辱的真实证据，说出施暴者的真实姓名，否则就要治其诬告之罪。连哄带骗地让一众满腹委屈的百姓签了假的供词，以至于让受苦的百姓再也有苦难言，有冤难伸。在这个“畜生的世界”里作者将一众官员的种种丑行大胆而真实地显现了出来，以表达对民众的同情与对黑暗社会势力的控诉，并没有像吴敬梓那样以代写明朝之事而讽今的委婉手法。
（二）漫画式夸张与哲理式夸张
所谓漫画式描写就是抓住事物的某一外貌特征，运用夸张和比喻等手法进行勾勒形象来表现性格特征的一种手法。其特点有：一是能抓住表现性格的外貌特征进行简单的勾勒；二是夸张和对比手法的运用；三是有画面感。在作品中作者都是现在现实的基础上对艺术加以漫画式的夸张、变形，但却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在《儒林外史》中写广有田产，银两数万的严监生临死前苦苦挣扎，直到其妻子灭掉了灯盏里两茎灯草里的其中一茎时，他才放心地闭上了眼。作者用漫画式的笔法将严监生的吝啬写的生动传奇。使人阅读时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当时的场景，极具画面感。而《官场现形记》中体现的较多的则是夸张与变形，高尔基说过“艺术的目的是夸大美好的东西使它更加美好；夸大坏的东西——仇视人和丑化人的东西，使他引起厌恶，激发人的决心。”如傅署院高呼节俭与理学，一时之间整个官场成了“丐帮”的天下，看刘大侉子和黄三溜子初见署院时“平金的蟒袍，平金的补服”，当他们得知署院不喜欢新衣服后，再见署院不仅外褂反穿，还有补丁，之前的光鲜亮丽与后者的破烂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一众官员面见署院时争相比较谁穿的衣服破烂，争相购买破旧的衣服，从而使得市面上旧衣物比新的还要贵。由此可见，作者对当时官场所盛行的“伪节俭”进行了夸张、变形。至此会让人觉得或许署院真的是理学与节俭的崇尚者，只是在推行的过程中，被下层官员歪曲丑化了，但在文章的第二十二回却出现了“扣辕门荡妇觅情郎”，而署院的真面目也得以揭露。作者通过这种夸张和对比的写法，使得作品对当时官场的讽刺更加深刻，这与《儒林外史》所表现出的的画面感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