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文化大散文”。
“文化大散文”之称，大约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缘起于余秋雨的散文。余氏的散文最早进入人们视野的是他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很快，它便风靡全国。有人甚至称上达高官富贾，下至“三陪小妹”，都在捧读《文化苦旅》。最初，笔者没太在意，但一旦进入其内，便被深深吸引，自此便跟踪搜购余秋雨的散文集了，至今在书架上已成可观的一列，其中包括他在北大、在台湾的演讲集。
有论者认为，余秋雨散文的独特之处，在于写景与叙事中渗透历史与文化、整合传统与现代、蕴含情感与理性，立意高远，温良敦厚。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从《霜冷长河》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借我一生》《寻觅中华》等等，余秋雨用他那独特的思维视角，将山水、人格、历史、文化、哲学、生命等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俯仰古今，见微知著，从尘封的历史与秀丽的山水中挖掘出深厚的理性与内涵，从精彩的引经据典中彰显出文化散文的厚重与洒脱。他的散文，立意重大，思想深刻，主要以文化、人格、历史、民族、文明等为主题，表现出一种跨越历史与现实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意识以及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层关注。
以我之阅读经验，余氏文字常常打动我的是关于千年历史的苍凉感、纠缠人生的悲凉感以及他呈现的古往今来文化人格的无奈被扭曲、中国文人艰难的心路历程等等。如《苏东坡突围》等篇章，让人叹惋再三。
余秋雨连续推出这般的“大散文”，确乎影响了中国文坛，领一时风气之先。于是，大大小小的作家、作者纷纷仿效。首先是篇幅上的模仿，少则五六千字、七八千字，多则十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再者是写法上的模仿，追逐大题材，追求历史感、文化感，语言上居高临下，挥斥方遒，不乏装腔作势、扯旗放炮之态。实事求是地说，后来涌现的“文化大散文”，亦有一些成功之作，但大多数是学了余氏的皮毛，却无余氏的修养才学。“文革”期间，余氏曾好长时间隐身一座图书馆，“饱读诗书”，在浩瀚的书海中狂饮饕餮。我甚为佩服他的是，他喝了那么多的墨水，却没在他的“大散文”中可劲地行迹明显地“掉书袋”。他把那些书嚼碎了，细嚼慢咽，牛吃青草一般，下肚后再悠悠反刍，而后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徐徐或疾速地倾吐于纸面。
“文化大散文”后来颇有些泛滥的势头，不断地遭到文坛内外人们的诟病。敝人某年在京城参加一个散文研讨会，中国散文学会的某位领导一针见血地指出：时至今日，“文化大散文”的问题是“没人味”。初听，一时未解，再揣摩，豁然开朗！细想之，“文化大散文”确实走进了不食人间烟火的死胡同，一味地抄袭历史资料，发些大而无当的议论，漠视民瘼，远离人心，端着“文化”的架子，说些大话套话。而散文之所以为那么多的人所喜爱，主要因为它倾吐的是真情实感，是饱含动人心怀的“人味”，并不是那些枯燥无味的“文化”。
虽然“文化大散文”早已式微了，但还有一定的市场，也不是说这种形式绝然不好，关键是看你怎么写，写得怎么样。美国作家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按它的篇幅，也算是“文化大散文”，但它写得美，写得精致，出版一百多年来为世界难以计数的人们所钟爱。
限于条件、时间、精力以及才学等等，实质上，写作散文，还是应以倡导“精短美文”为主。古今中外，许多的经典散文，都是短小精致。《古文观止》，超千字的极少，字字珠玑，千古传诵，与其他经典诗歌、小说等一道，滋养了中华民族的一代代。或许有人会说，那是文言文呀，字句简练，白话文就不一样了，字数少了，就叙述不清楚了。事实是，现、当代的诸多散文名篇，一两千字的居多，如朱自清的《背影》、方纪的《挥手之间》、秦牧的《社稷坛抒情》、贾平凹的《丑石》等。
提倡创作“精短美文”，并非全然排斥所谓“大散文”。有时特殊的需要，或是有人出钱，请你写长篇散文、“大散文”，亦未尝不可。作为一介文人，身处俗世，被迫写一些本不愿意写的作品，有时是无奈，有时是出于增加收入等的考虑，可以理解，应予包容。当然，一个有追求、有品格的作家、作者，首先得守住为人、为文的底线。
“精短美文”，精短，主要是选材要严，篇幅不长。美，包括内容与形式的美。内容好了，主要就是努力实现形式的美，尤其得尽力做到语言的美，因为散文是“美文”。冰心的散文语言有着柔婉清新的美，巴金的散文语言有着质朴纯真的美，朱自清的散文语言有着靓丽俊俏的美。音韵美、自然美、含蓄美等等，构成散文语言美的特质，值得散文创作者毕生去探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