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法务大趋势》
第一部分 理论体制篇
第五章 总法律顾问进入治理核心层
《法人》杂志编辑采访弗雷德
问：美国的公司是怎么具体定位法务人员的呢?
弗雷德：一家典型的美国公司一般都会规定：法务是公司经营业务的法律顾问；是公司的规章、制度、政策、策略的制定者和审查者；是公司规章制度和遵守法律的监督者；是法律、争议纠纷的解决者；是涉法行为或业务的审查者；是各部门经营管理的协调者；是新法律法规的信息提供者；同时，也是公司形象的保护者。
问：美国企业法律顾问一般来源于社会职业律师还是法学院毕业生呢?哪一个方面比较多?
弗雷德：美国企业对法律顾问的要求很高。即使取得了JD学位(法律博士学位)和社会律师资格，也不能直接进入企业担任企业法律顾问，还必须在政府部门、律师事务所或其他机构工作若干年后，其中的佼佼者才有可能被聘用为企业法律顾问，并且如果其不能达到公司的要求，随时会被解雇。
问：首席法务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弗雷德：根据我们最新的调研报告，企业的首席法务官应该具备法律职业从业资格、经营管理能力、与企业业务相关的行业背景或知识、法律职业道德以及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组织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首席法务官在所有CXO职业群体中存在的理由。近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总法律顾问正日益变为公司或企业的首席合规官、首席负责官、首席权力官和首席风险官。
问：如果让你对中国的法律顾问们说些话，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呢?
弗雷德：在经济一体化、政治全球化和法律专业化的今天，国际法律职业共同体没有中国同行的加入那将不能称之为国际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国的法律顾问同行也必须积极走出去、加强和国际同行的沟通和交流才能更好地保护企业雇主的合法权益并控制企业经营风险。在未来知识经济大背景下，知识的交流将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中国人民是非常有智慧的，我希望中国的律师界朋友能够在国际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祝福你们的明天好运!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说：目前经济制度最难解决的就是道德风险问题。一个合格的总法律顾问(CLO)必须在职业道德上自我约束，在业务上自我提高。CLO不仅应掌握法律专业技能，懂得会计、财务、金融、税务、计算机及网络知识，而且要拥有较强的逻辑能力、沟通能力和能够迅速作出决策的能力，并有执着的专业精神、良好表达能力及防范风险意识，最重要的是他应该是一个好人。因此，建立CLO职业资格准入及认证制度就显得尤为迫切。通过对CLO资格的认定，不仅能提高CLO水准和企业管理水平，规范CLO制度的建设，而且还能促使企业设立CLO岗位。
欧洲企业法律顾问大多受过良好的法律高等教育，有的精通数门外语。很多公司物色的企业法律顾问人选，必须是取得博士学位或1~2个硕士学位，其素质要求相当高。如在法国，经过大学4~5年法律专业学习后通过第一次全国统考，要淘汰35%左右的人；考试合格者，一般要到地方或部门实习2年半，再参加第二次全国统考，第二次考试合格后才能自由选择律师、法官、检察官等职业。而企业法律顾问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硬性要求，但往往是在具备上述资格后，在企业独立负责某一领域法务工作之前，还要再经过1年时间的跟班学习和岗位培训。有时法国政府还会选派一些具有法官资格的人员直接到国有企业担任法律顾问。
世界上最早产生律师制度的国家是英国，目前公司律师总数约占全英执业社会律师总数的3.5%;目前美国的律师人数是100万，占全球律师人数的65%,可谓律师人数最多的国家，其中公司律师人数为20万人，约占全美律师总数的20%;而我国目前社会律师总人数在14万人左右，按照2005年的数据统计，公司律师人数为700人，分布在全国150家企业，占到社会律师总数的0.5%;我国取得企业法律顾问职业资格的人数也大约10万人左右，如果把两者数字算在一起的话，我国首席法务官群体人数占到总数字的42%。单从数字看，我国企业法律顾问人员在整体的绝对比率上稳居世界第一，高达42%;也就是说，如果把法律资格证书和企业法律顾问职业资格证书作为具备首席法务官执业的前提条件的话，具备首席法务官任职资格的人数占全部法律执业群体总人数的比例已经接近了一半。从中国首席法务官行业大事记中可以看到，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在中国经济及企业界全面的和全球经济及企业界接轨的大背景下，首席法务官群体已经崛起，正成长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极为重要的一员。
首席法务官，必将因其提供给雇主企业的独有的价值而取得长足的发展；略显稚嫩的中国首席法务官群体也必将成为国际法律职业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一、总法律顾问的角色定位
总法律顾问为什么存在?其存在的逻辑何在?价值何在?问总法律顾问为什么存在，犹如问首席执行官CEO为什么存在、财务总监CFO为什么存在等类似问题一样，是个让人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
但一个工作岗位，必须说清楚自己的价值，否则就无法判断取得有效工作成果的标准。这是一个总法律顾问必须经常自我反思的问题，它实质上说的是总法律顾问的工作角色定位问题。定位的概念，起源于营销学。它是指处于竞争环境下的个人或组织，挖掘自身资源优势，并将其与市场某种需求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扩大知名度、提高产品或服务效益目的的过程。
工作角色的定位，是某个工作岗位主体在某种系统环境下，基于在组织中的职责和职权，所刻意追求的某种相对不可替代的效果的过程。“总法律顾问”这个角色，既是总法律顾问履行职责与职权的展现，也是总法律顾问所追求的外部形象。追问总法律顾问的角色定位，可从总法律顾问面临的系统环境、角色分工、角色定位等几个方面展开。
1.总法律顾问面临的系统环境
总法律顾问总是身处在一定的系统环境下进行工作的，总法律顾问是否能认识到在什么样的系统环境下工作，是总法律顾问思考角色定位的前提。
总法律顾问面临的系统环境，可从宏、中、微观三个层次进行观察。
从宏观上看，总法律顾问面临的工作环境，是总法律顾问所在企业所面临的经济大环境，这与经济发展、法治进程密切相关。现代企业普遍要应对以下几大主题：如何持续应对无处不在的风险、如何保证合规运作以适应越来越严格的法律制度、如何快速变革以应对战略发展的需要、如何保持发展以在市场竞争中仍能占有一席之地等等。
风险、合规、变革与发展，是企业面临的主题，也是企业总法 律顾问工作面临的宏观环境。总法律顾问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企业可能遭遇的风险，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企业必须不断变更、发展。
从中观上看，总法律顾问面临的工作环境，是企业内部各部门与法务部的互动关系。企业中，从管理层到基层员工，都会与法务部发生业务关联。他们如何看待法务部?这既是法务部门，尤其是总法律顾问是否能顺利工作的前提，也是法务部门工作所产生的成果。总法律顾问受中观环境直接影响，同时又会直接改变中观环境。
从微观上看，总法律顾问面临的工作环境，是法务团队自身的结构与配合问题。法务团队各成员，是否充分理解总法律顾问的工作理念，是否与总法律顾问站在同一立场上考虑法务问题，是总法律顾问所必须考虑的微观环境因素。
总法律顾问身处宏、中、微观系统环境中，其工作成果既是环境的产物，同时其成果也会影响环境。
实践中，很多总法律顾问往往认为法律工作只是在微观、中观环境下进行，其对于企业整体所处的宏观环境关注较少，这导致这类总法律顾问工作的局限性。即它仅仅是企业法律的专业信息提供者，而不是着眼于企业整体战略的实施、系统性风险的防范等角度。因此，扩大工作的系统边界，关注“身外系统”对工作的影响，是总法律顾问角色定位的重要前提。
2. 总法律顾问的角色分工
总法律顾问是企业法律服务需求的提供者。这一点上，总法律顾问与社会律师没有角色差异，都以满足企业法律服务需求为己任。如果外部社会律师能以更优的成本、更好的产出来满足企业的法律需求，总法律顾问和法务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但现实中，大量企业专门设置法务部，且法务部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表明法务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即便是在律师业极为发达的美国，企业内部法务仍有存在的必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某些年代，美国的企业内部法律顾问甚至有超越律师的趋势(指在企业法律服务方面)。
法务作为企业的专业职能部门之一，其起源与发展，是法治环境下市场主体应对市场竞争、市场秩序的必然结果。法务有其存在的客观需求，但外部社会律师同样有其存在的需求。由外部社会律师进一步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可以看作是企业法律工作的外包。
某项知识资源，是由企业自身提供，还是由外部市场提供，取决于企业对该资源成果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如果由法务来提供某 项法律服务，其成本与收益之差即效益，比由社会律师来提供同等 质量的法律服务的效益要高，则该法律事项，当然是由法务来完成为佳。
那么，如何判断某项法律事务交给法务来完成是“最优的”?这就是总法律顾问必须思考的问题，它也是总法律顾问与外部社会律师角色分工的关键。
关注成本与效益，永远应作为内部法律服务提供者应当重视的第一要务。成本与效益，也是总法律顾问作为管理层成员应当持有的观念。因为管理层的首要职能，即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法务工作虽然不能直接创造经济利润，但肯定是为创造经济利润服务的，协助提高经济绩效、创造经济价值应当成为总法律顾问工作定位的根本。
在这一点上，社会律师的工作则做不到。社会律师工作方式的着眼点，主要是作为约定的受托人，完成委托人所委托的法律事项。社会律师对企业商业运作的过程与结果，往往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关注。
社会律师与企业的关系，只是受委托与委托的关系。但法务却是企业的一名成员，企业荣则法务荣，企业损则法务损。因此，法务与外部社会律师之间不同的角色分工，是总法律顾问角色定位的基础。总法律顾问应当在最优的环节上集中精力工作，以体现法务的独特价值。这引导着总法律顾问的工作理念。
3. 总法律顾问的角色定位
总法律顾问面临的系统环境要求总法律顾问关注企业所处环境，不断扩大总法律顾问的系统视野；总法律顾问的角色分工要求总法律顾问关注企业自身，深入企业业务交易过程。另外，法务工作永远是个团队的工作，总法律顾问一人是完成不了所有工作的。基于前述环境、业务、团队等要求，总法律顾问可从关注企业和关注员工两个方面进行角色定位。
第一，风险防范者。如前述，风险是当今企业面临的主题之一。风险的来源，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未及时应对社会环境变化导致的法律、政策变化而产生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出于成本考虑而采取的规避措施所引发的。
总法律顾问和法务人员，相对于企业其他专业人员来说，是与国家颁布的法律、规章及政策变化距离最近的职业人士。适应法律、政策变化，调整企业行为使之合法、合规，是总法律顾问和法务人员的当然职责。风险防范，可能是在企业其他部门，如审计部门、监察部门、财务部门的主导下进行的。但是，任何风险，如果放任不管或未及时察觉，最后都可能演化成法律风险。因此，无论如何，风险防范是总法律顾问的角色定位之一，是毫无疑问的。
并且，总法律顾问不仅应当是企业法律风险防范者，还应当是企业整体风险防范者。风险防范，意味着企业或企业的某个部门或个人，其行为会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往往是由法务部提出来的。因此，总法律顾问作为风险防范者，又被形象地称为“踩刹车”。
第二，交易辅助者。企业的任何经济活动，最终都可以看成是一次又一次地与外界进行的商业交易。企业就是凭借一次次的交易，将企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厂房、土地、人力资源等结合起来，产出产品或服务，并将其销售出去，获取收入，以维持其前期运转成本，并尽力获取剩余利润。
这些一次次的商业交易，由企业的各个业务部门牵头，专业职能部门予以配合。如投资活动，一般是由投资部门主导，法务、财务、技术部门参与。如采购活动，视采购标的不同而参与部门不同：工程采购即工程发包，一般由工程部组织，各职能部门参与；设计服务采购，由设计部门组织，法务、财务等部门参与；物料采购，是由生产部门组织，法务、财务等部门参与。
再如研发，可能会涉及合作开发、技术转让、专利申请等事项，由研发部门组织，其他各职能部门参与。这些交易的最终成果，必须固定下来，且必须受到法律保护。固定的过程体现为交易前的尽职调查，过程中的合同起草、修改、谈判，最后的合同签订、履行等。
这些都是交易的成果。为确保交易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下进行，总法律顾问的法律意见和建议必不可少。为促使交易成果能尽量地有利于本企业方，总法律顾问精心设计交易结构、与交易对手探讨更好的交易办法，是总法律顾问辅助商业交易的表现。总法律顾问作为交易辅助者，又被形象地称为“加油门”。
第三，战略建议者。企业战略是由管理层来制订的，但战略的实施，却是靠企业的全部人员来共同完成的。每个部门，包括职能性质的部门、事业部性质的部门，都是企业战略分解后的实施部门。企业的战略优势，取决于其核心竞争力，而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越来越体现在软实力上，体现在知识资源上。当今企业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不确定性日益增加，法务部基于其处理风险、应对不确定性的工作优势，越来越成为企业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因此，总法律顾问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将自身角色定位为企业战略的建议者，既是企业竞争的需要，也是总法律顾问工作的最大价值体现。
诺亚财富副总裁兼CLO郭建军撰文谈总法律顾问的角色和地位，具有前瞻性：越来越多的公司首席法务官(CLO)从最后端站到了企业竞争的最前线，这既是日常战斗的需要，也是CLO在价值定位上的又一次转型升级。确定无疑，战线拉得这么长，这对CLO的能力来说又将是个极大的挑战。在市场、法治和民主决策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的市场经济中，CLO在公司治理中已经不仅仅充当传统应急的角色，而是承担起责任更大的守夜人一职。在企业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的这一角色定位将对企业整体的发展带来愈加深刻的影响。
二、见或不见，环境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企业经营的外部发展环境正在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化改变了衡量企业财富的标准和竞争规则。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时空观念，创造了一个不受地理边界限制与束缚的全球工作环境；而全球化已彻底改变了竞争的边界，使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春江水暖鸭先知，国际竞争的深化必然推动企业在全球内配置资源。其中，在市场中历练出来的跨国企业依赖其超常的敏感和嗅觉，首先察觉到这种生存环境的改变并开始在公司治理上进行新的谋势布局。
中国公司在与西方公司谈判时，西方公司CEO往往带的“哼哈二将”就是CFO(首席财务官)和CLO。面对这样的国际商业规则，中国公司也不得不作这样的调整，请CLO一起去谈生意。在这种情况下，CLO 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在新闻发布会、在政府听证、在重大事故的现场、在庭前诉后，不断浮现出跨国大公司CLO理性和执着的身影。说实话，CLO在历史上从未受到过如此的重视。
而在近十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开始设置CLO的岗位，这既是市场竞争的需要，更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对于这个时代突然而来的致敬，显然很多公司法律部还没有做好准备，很多CLO也并不愿意接受这种改变并表现得有些慌张，但他们不得不习惯于这种变化并开始匆忙上阵了。
看看国外公司的治理路径，基本上经历了企业主的资本主义、专业经理人的资本主义、投资人的资本主义三个阶段。在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后，所谓的专业经理人资本主义进入投资人的资本主义阶段，企业已经由“人治”进入“法治”时代。这时候企业经营者必须得到正确、完整的咨询，最重要的就是财务以及法律的专业咨询。任何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人都不会忽视公司法律部在现代企业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法务从以前的可有可无变成了一种硬需求。
对于企业高层来说，需要多理解这种巨变对公司法律部的影响，尽量多给他们些时间来理解外界并作内部调整。传统的公司法律部往往很少抛头露面，更多的是在背后做大量专业却又乏味的日常工作，合同和打官司几乎占了工作的全部。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竞争环境的复杂为传统法律部社会律师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法律工作，为保证公司经营的方方面面都符合法律的要求，传统法律部的工作需要更加有大局观。现代公司的CLO 们更多地把传统的合同和诉讼放到基础业务的位置，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向有关公司战略与运营的风险控制和专业支持，成为公司业务链中不可逾越的环节。
而对于公司法律部来说，也必须重新认识公司律师的重要性和在企业的格局，并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去拥抱法务时代的到来。以美国思科诉华为的世纪之战为例，该案不同于普通的法律官司，表面上是企业知识产权之争，实质上是美国跨国公司与中国新兴企业的市场份额和产业地位的较量。这个案子让中国公司开始注意到，在西方公司中，除了纵览全局的CEO和大管家CFO,还需要熟悉规则的CLO,他们对政策法律和国际规则的认识更加老道和让人放心，也更有利于公司战略的执行。
未完待续
来源：《企业法务大趋势》 林健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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