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家家都有电视机，而且都有品牌。
可是你们家的土豆有品牌吗？
没有吧。
为什么电视机是有品牌的，而土豆却没有呢？
简单的说，就是因为土豆不容易被假冒，电视机却很容易造假，越容易骗人的东西越需要品牌。如果一种东西不能拿假的去骗人的话，那品牌就是不重要的，反之品牌就非常重要了。电视机从表面看都是一样的，究竟能不能用还不知道，而土豆呢？
一般看到外表就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土豆的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比较低，电视机的则比较高。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信息与信用”。
信用问题是社会交换的基本条件。
我们都知道，社会作为一个组织，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交换，而交换要进行，人与人之间必须有信任，如果互相不信任的话，交换就无法进行了。这种信任又与单个人的信用有关系，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别人就不会信任他。从一出生开始，我们就处在某种信用的关系当中，比如说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关系，小时候我们没有自理能力，父母养活我们，到他们老的时候，我们就要偿还债务，所以说父母是我们的债权人，我们则是债务人。所谓“不孝子”，指的就是不讲信用的儿女。父母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等父母不能动了，需要他来赡养的时候，他却不能偿还债务，也就是没有信用。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礼尚往来也是这个道理。别人结婚的时候你给他送礼品，到你结婚的时候别人也会给你送礼，这种礼尚往来实际上也是一种信用，送礼的人可以说是债权人，接受礼品的人就是债务人。别人之所以给你送礼，就是因为他期待着将来他有类似的情况时你会偿还这个礼品。如果你遇上红白喜事的时候人家都给你送礼，到别人有事的时候你不去送，你就失去了个人的信用。
在商业社会中信用更是无所不在，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觉得商业社会中人们的道德水准在下降，而那种传统的乡村古老社会中人们可能更诚实、更可信一些。
我想引用一段亚当·斯密在二百多年前说的话，这段话的大体意思就是说，在所有的民族当中，荷兰人这个最商业化的民族也是最守信用的，英国人要比荷兰人差一些，但是比苏格兰人要好的多，这种差别并不能归结为民族之间特征的差异，不能由此而作结论说英国人都比苏格兰人守信。
可以把原因归结为自私，这种自私在英国人中和在荷兰人中都是一样的。
当人们之间的交往很少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通过欺骗来获得某种东西，因为通过欺骗得到的东西比他们由此受到的损害要多。
所以亚当·斯密认为一个商业社会也有可能是一个最注重诚信的社会，而不是我们通常所想的那样。
今天看来也大致是这样，越是商业发达的民族，社会的信任度就越高。
当然，这两者是相互依赖的，而不是说只有一个国家信用度高商业才会发达，如果信用不发达，商业要发达也是不可能的，同样的，信任度高的社会，商业就更为发达。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信用有很多种定义。所谓的信用，就是一种被有限接受的交换中介。信用经常被拿来跟货币相比，货币代表国家的信用，而国家的信用是无条件被接受的，没有任何一个销售商会拒绝接受货币。
如果国家处于特殊情况下，比如说发生战争的时候，大家往往不愿意接受国家发行的货币，而是其它的币种，这时候国家的信用就发生问题了。
就像80年代的时候到深圳买东西，老板会问你要港币而不是人民币，甚至会要美元，因为他们不信任人民币的币值。
我们今天要讲的信用，主要是指个人的信用，这个信用有同货币一样的特点，那就是它是一个交换的中介。信用本身就是由于交换才存在的，没有交换就无所谓信用了，如果人人都自给自足的话，信用就没什么意义了。买东西的时候用信用卡，我们就说商店给我们提供了信用，实际上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信用是买东西的人提供的，商家是信用的接受者。它和我们一般所说的信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人们使用信用的时候，交换并没有结束，必须是在未来的某一时刻信用被收回来，就是到商店里真正付了钱，交换过程才算结束了。所以，信用的发出到收回之间有一个时间差，这中间可能会出问题，对于商家来说这就是一种风险。
一个买者和卖者之间互换劳动的时候，如果用信用来衡量的话，买者的信用被他支付了，物有所值了，可是对于卖方来说，他是不是应该接受买者的信用，是不是要把劳务或者产品交给买者，然后承担一定的风险，期待着未来的某一时间产品的价值真正实现。这时候，原来的买者就成了债务人（debtor），原来的卖主就成了债权人（creditor），当债务人付清他的债务之后，这笔交易才算真正完成了。
在我们通常所说的狭隘的概念中，一个人有没有信用就是指他有没有那种支付别人愿意接受的货币的能力。
有一个问题：小时候我们最需要父母，那时候我们不能报答他们，到父母老的时候，从物质上看我们最不需要他们，这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履行和约呢？
我们知道，在借贷关系中人们之所以履行合约，是因为道德关系的约束。而在长辈与晚辈的关系中，约束我们对父母好的就是我们的子女，只有现在我们对长辈好，将来子女才会关心我们。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建立起信用呢？有的人天生就比较守信用，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把所有人的信用归结为他们的本性，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法解释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中国现在的信用水准非常低，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天生就比较善于欺诈呢？显然不是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寻找一种合理的解释，既能解释国内经济的发展，又能说明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我给大家讲讲豆腐房的故事，村里有一个农民是卖豆腐的，有很多村民到他那去买豆腐吃，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赊的，先记在帐上，其性质和现在的信用卡差不多，每一个月或者每半年结一次帐。这实际上就是信用问题在农村中的典型。
在这个例子中，豆腐房的老板应不应该接受农民的信用呢？
如果他接受农民的信用，农夫就可以吃到豆腐了，他也有钱赚了，问题是农夫究竟会不会兑现这个信用呢。我们来帮他算一笔账吧。如果农民来送还信用的话，豆腐坊的老板就能获得一个单位的收益，农民也会得到一个单位的收益；假如农夫不肯兑现信用，老板就亏了一个单位，而农民则赚了三个单位；如果老板不接受信用，不现场付钱就不卖豆腐，两者之间的交易就无法进行了，双方的获益都为零。显然，第一种情况是最好的，但是关键要看农民是否会守信用：如果豆腐房老板相信农民一定会送还欠的钱，那他应该提供赊帐；反之，如果预期农夫不会付帐，自己有可能亏本，这时候老板最好不要接受信用。
可见，问题的关键是看老板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农民会偿还债务，如果他认为农民有50％以上的概率会给钱，他就应该提供信用，因为他这样做肯定比不接受信用或者农民不付帐时收益都大。
但是豆腐坊老板对农民的信用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为什么农民会兑现他的信用呢？如果他只吃一次豆腐，以后就再也不吃了，那他最有可能不还钱。另一方面，如果老板知道农民会这样做的话，他就不会赊账给农民了，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这个。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所谓“纳什均衡”这一概念。
纳什是美国的一位著名的数学家，他提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也可以称之为“一次性博弈”。根据这个概念，人们之间签订一个和约，但是事后每个人是不是都有积极性来遵守这个和约并不是确定的，如果大家都能遵守和约，就是一个“纳什均衡”，反之则没有均衡。
一般来说，一种社会制度要得到大家的遵守，这个制度应该是均衡的，就是要所有的人都遵守，没有任何的例外。比如说交通规则，假如没有交通规则，所有人都乱闯的话，肯定会是一片混乱。但是如果我们订立一个和约，让司机都靠右行，那就会变得有秩序多了。同样的，假如和约规定大家都要靠左行，所有的人也都会照做，这就是一个“纳什均衡”，跟和约规定靠左行还是靠右行是没有关系的，交通事故很少是因为这个规定而发生的，英国人靠左行，我们中国人靠右行，这都无所谓。所以说社会制度也应该符合“纳什均衡”，否则这种制度就很难维持下去。
我们再来算一算刚才那个农民买豆腐的例子。假定农夫下次吃豆腐的概率为δ，如果农夫不守信用，下次老板就不会再让他吃了，他得到的收益将是3＋0＋0＝3；如果农民守信的话，老板也就会一次次地接受他的信用，他将得到的收益就会是：1＋1×δ＋1×δ×δ＝1÷（1－δ），所以，农民守信用的条件就是1÷（1－δ）≥3，即δ≥2／3。也就是说，在δ≥2／3的情况下，信守承诺得到的收益比不信守的时候要大，这时候农民应该遵守信用，反之则不太可能守信。
这就是重复博弈所导致的效应，如果老板认为农民下次吃豆腐的几率大于2／3，他们之间就能建立比较高程度的信用，可见重复博弈与信用的建立有一定的关系。
由此我们得出建立信用的四个条件：第一就是重复博弈，就是说交易必须有足够高的概率维持下去，这个概率不一定是百分之百，但是必须足够高到使博弈能够持续下去。第二个就是农民要有吃豆腐的耐心，也可以看成是他要有足够的耐心关心未来，人越有耐心，就越考虑未来，就越讲信用；如果没有耐心，就会“今朝有酒今朝醉”，也就不会注重自己的信用了。第三是信息传输的速度要足够快，如果一个农民没有还钱的事让豆腐店老板知道了，他很快把这件事告诉其它的同行，他们也都不会赊豆腐给这个农民了。也就是说欺骗行为应该能够被及时观察到，并且很快得以传输，以减少和杜绝不守信用行为的发生。第四个条件是受害人要有积极性和可能性来实行惩罚，一旦发现自己受骗了，老板第二次就不会再接受农夫的信用了，要不然农民就永远不会给钱了。
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信息传送的重要性，如果农民每次不讲信用豆腐店老板都能知道的话，他就不会再跟你做交易了，所以假如信息传的特别快，农民也不敢不守信用，因为这样做意味着以后再也没有豆腐吃了。
但是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太简单了，实际上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人会不断重复地和同样一个人在一块，大量的交易都是不固定的。我们再来看这种情况下豆腐店的例子，如果有很多个豆腐店，农民在每个店顶多只去一次，另外的老板并不知道他骗了人，显然农夫就不太可能守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农民不付钱的信息会很快被公开，一旦农夫的行为成为公共信息，他骗了这次就没有下次了，因为所有的豆腐房都会很快知道他的为人，就都不肯卖豆腐给他了。而这对于豆腐房的老板来说这么做也是很合理的，因为这样做对他们都有利，每个豆腐房的老板都会有积极性来对那些不守信用的人进行惩罚，即使他没骗到自己，也应该杜绝这种欺骗行为再次发生。所以说沟通信息是很重要的。
反之，如果这些豆腐坊之间相隔很远，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也很少，农夫在这个店不守信用其它地方也不知道，这时候农民就很可能欺骗。由此可见，信用的关键是信息（information）。只要有足够的信息，就很少会发生不守信用的问题；但是如果信息交流不充分，欺骗行为不能被观测到，信用也会受到损害。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因为集体很小，所有的村民都互相认识，一个人发生什么事其他人很快就都知道了。在这种封闭的情况下，每个人的身份（identity）都很清楚，即使很多人没有名字，村民各自的脸就是一张身份证。这时候信息的传递变得非常容易，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人们之间的闲言碎语（Gossip），过去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贬义词，就是议论别人的长短，大家都觉得很不道德。其实它是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工具。
有一个人类学家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Gossip is information shared by communication group. Gossip can be viewed as a tool of story and regime.”可见闲聊是一种重要的储存和调动信息的工具。在这当中其实也暗含了各自的价值判断，如果有两个人在说话，可是他们一看到你就不说了，那肯定是在说你或者与你相关的人，而且一定不是说好事，如果是好事就不用遮遮掩掩的了，所以说闲言碎语中也隐含着说话人一种价值判断。
在传统社会中，gossip就是传递一个人行为的主要媒介，不管是好行为还是坏事，这一工具使得每个人不守信用的行为都能够被传给所有人。
它起的作用跟一个社会的封闭程度有关，社会越是封闭，其成员越是难以离开，gossip所起的作用就越大。
人们常说“人言可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如果你随时能离开这个小集团的话，人言就不可畏了，别人说好话你就呆着，别人说你不好你离开就行了。
第二个就是社会成员经济上的互助、工作上和政治上的保护方面互相依赖的程度越强，闲言碎语的作用也就越大。如果一个人非常独立自主，那别人对他说什么也许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第三，社会成员形成的共识越大，gossip的作用就越大。单个成员对一个人的不满会引起所有人对他的谴责，那这个社会成员恐怕就很难立足了，所以他对闲言碎语特别害怕；相反，如果社团成员之间的分歧很大，有人对他的评价好，有人对他评价不好，他就不是那么在乎了。
Gossip也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集团中一旦形成某种社会规范，任何人只要违反这种规范就会受到它的影响。比如说在农村，女孩子穿裙子都是不可能的，肯定会被别人说闲话，农村的裙子都是城里人到那带过去的。外来的人群不在乎人家怎么看自己，所以他们带来了很多新观念。
现在的城市社会跟过去的乡村社会很不一样，大部分人都不认识周围的人群。现代商业社会被称为“匿名社会”(anonymous society），其显著特征就是流动、开放和低概率的相互接触。亚当·斯密说过，“我们总是希望能得到好多人的帮助，但是我们的一生只允许我们认识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Man stands at all times in need of the cooperation and assistance of great multitude, while his whole life is scare sufficient to gain the friendship of a few persons.）我们一生能认识的人是及其有限的，而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要跟成千上万的人作交易。在这种情况下，gossip很难真正形成，它所起的作用也就比较有限了（Informal gossip plays very little role）。
那现代社会中信息传送的纽带到底是什么呢？传统社会信息的传输主要是通过娱乐，人们把提供信息当作一种娱乐活动。现代社会中的信息更多，要求的传输质量也就更高，所以商业社会中信息的生产与传输跟以往不同。
美国经济学家Daniel Klein认为，“The provision of quality information is like the provision of parking space.”比如说提供停车场，一种方法是每个人都在自己家里建一个车库，相当于卖主（creditor）自己收集信息。第二种就是赢利性的停车场，就是别人专门建的收费停车场，也就是说赢利性的停车场是独立的赢利性信息提供商。第三类是免费停车场，就是人们去商店采购或者去饭馆吃饭的时候，停车是不收费的，这些钱由商店和饭馆负责支付。当商场提供免费停车场的时候，买主会主动提供信息。具体说来，第一种信息收集者包括宗教团体、非政府中介和各种企业；赢利性的信息提供商又叫“institutionalized system of gossip”，就是制度化的闲言碎语；第三类包括各种新闻媒体等。其中前两类尤为重要。
马克思·韦伯在1904年的时候曾经到过美国，他碰巧见到一位成年男子正在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有人告诉韦伯，这个人是开银行的，一旦接受了洗礼，就会得到整个社区的光顾，而不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这样他就可以打败所有的竞争对手了。要想成为一个本地基督教会的成员要经过非常严厉的试用期，并且要接受严格、细致的对自己过去行为的调查，加入教会成为他道德水准的绝对保证，一旦被洗礼了，就说明此人的道德品质，特别是与经商有关的素质，经得起严峻的考验，是信得过的。即使转移到其它地方，只要有教会的证明，就拥有了自身诚信的证明（certificate），走到哪人们都相信你。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它告诉我们，加入这个社会团体就等于获得了一个社会印章（social seal of approval），这也是很多人加入它的原因。
为什么加入一个社会团体就一定值得信赖呢？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条件，首先是组织成员内部必须足够熟悉，使他们能够了解每一个人的行为；第二是要求社会对不良行为特征的判断能变成一种公众信息，使人们对团体外部的人也有足够的了解和信赖。一旦获得教会的承认，即使别人不认识你，也会相信你。可见社团内部对个人的评价很重要，只有他们认为你的品性端正，外部的人才会认为你是个好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加入社会团体就意味着别人相信你的先决条件是组织本身就值得信赖，如果组织有问题，其成员就更不可信了。所以说，组织类似一种社会联保制度，人们对组织的信赖代替了对个人的信赖，因而组织中的个人都有积极性来惩处那些不讲信用的人，以保证组织的可信性。另一方面，组织降低了维持信用的信息成本，包括收集成本和传输成本，因为集体操作的成本要比以个人为单位收集和传输信息时的成本低的多。
一个组织或者社会团体能使其成员变得值得信赖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组织本身不能被垄断。组织内部应该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使他们都有足够的积极性来互相监督，惩罚组织所有成员的欺诈行为，从而提高组织的信用度。只有组织有了高度的诚信，其成员才能得到外部的认可。反之，任何组织一旦获得了法定的垄断地位，它就丧失了信息载体的功能，别人也就不再信任它和它的成员了。
通信业的发展跟社会信任也有关系。最近我们调查了中国三十个省市的信任程度，就是询问商界人士他们认为哪些城市最值得信赖，其原因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各大城市在信用度上的排名榜跟其通讯系统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显然，通讯业越发达，城市的信用度就越高，尤其是现在有了电视等种种媒体，如果一个社会的媒体没有跟上时代的话，它就不可能有多高的诚信度。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媒体，企业或者个人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现象就不会被大多数社会群体所知道，这样他们就不会关心自己的信用，因为有信用没信用一样赚钱，不讲信用时获利肯定还比讲信用时的要多。
中国的信用金融的建立将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西方人看来最重要的信息等问题在我们眼里可能不太重要。
在中国人看来最重要的，是人们有积极性来关心企业的信用。
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经常会有政府行为的参与，如果政府的政策使再次购买的概率变小的话，信用就将难以维持了。但是通常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社会信用危机给人们带来的损害，比如说，在中国饭店吃饭，等你吃完了要结账的时候，前台小姐都让你先等一会，这段时间她就是打电话给楼上的小姐确认你并没有损害物件或者拿走了什么贵重物品。如果我们每个人吃饭她都要打三分钟的电话，那全国那么多人每年要花掉多少话费啊，这就是一种财富的浪费，究其原因，无非就是缺乏信任。还有，我们去银行取钱或者存钱的时候都要排很长的队，要填写很多单子，这也是因为银行对客户缺乏信任。如果中国能真正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信用系统，经济发展肯定要比现在快的多，这也是我们大家所期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