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举制度从头至尾都是为了政府选拔人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选拔官员。但随着时间推演，这种制度越严谨，也就越失去了当初的活力，弊逐渐大于利了。
唐代科举，常有被士族大户垄断的弊端，因为唐代有公卷通榜之制，钱穆说：“
所谓公卷，是由考生把平日诗文成绩，到中央时，遍送政府中能文章有学问的先进大僚阅看。此辈先进，看了考生平日作品，先为之揄扬品第，在未考以前，早已有许多知名之士，获得了客观的地位。通榜是考后出榜，即据社会及政府先辈舆论，来拔取知名之士，却不专凭考试之一日短长。甚至主考官谦逊，因其不了解这一次考场中的学术公评，不自定榜，而倩人代定榜次，并有倩及应考人代定，而应考人又自定为榜首状元的。但此等事在当时反成嘉话，不算舞弊。本来考试是为国家选拔真才，明白的此项制度之主要精神与本原意义，又何必在细节上一一计较。”
清代江南贡院
钱穆的话虽如此说，但这种方式的弊端明眼人一看便知。既然主考官可以先了解考生，为了中考，考生当然会想尽办法去接近考官，攀人情，行方便，最后的结果究竟是为国家选拔人才，还是为自己谋求私利就很难说了。根据人性的常态，总还是后者的成分比较多。
所以到宋代，考试制度就渐趋严苛，到了明清两代，为了堵漏防弊，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科考仍旧舞弊营私不断。
清代江南贡院
唐代科考有一好处，是考试过后的人要在各部衙门辟署，也就含有试用的意思，确定其实际工作能力如何后，在授以官职。
但到了宋代，就成了只要一次考试及第，就可以做官。而考试内容又偏重经义，所以王安石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转变秀才为学究，空发议论，没有实际行政才能的官员比比皆是。
明清之后，科举就更加僵化，读书人离现实愈发远，只知株守经义，不知处理实际问题，求新求变。科举选拔人才的初衷，逐渐成了统治艺术的一部分，用经学束缚思想，制造顺民，巩固统治，却忘了，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员，形成统治阶层，他们的活力在逐渐耗尽，国家也就走向衰弱封闭了。
到清末，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中记述自己一八九八年参加县里考试，有《县考的杂碎续》一章，中间描述考场内的情景，说：
“ 冬天日短，快近冬至了，下午的太阳特别跑的快，一会儿看看就要下山去了，这时候就特别显得紧张，咿唔之声也格外凄楚，在暮色苍然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 ”
这样一番情景，也真是科举到了穷途末路之时了。
周作人
可还是要考，到了这时，知识阶层好像除此之外已别无出路，周作人在另一篇《县考》中说：“
这是知识阶级，那时候称作士人或读书人的，出身唯一的正路，很容易而又极其艰难的道路。这有如彩票，人只要有几毛钱就可以去买，也有人居然得中了头二彩，顷刻发了大财，但有人而且这是大多数，连末尾也没有份。这样可以一年年的考下去，到得须发皓白了，还是提了考篮做‘考相公’，外号被不客气的称作‘场楦’，言其长在考场里混过日子，正如鞋匠用以楦大鞋子的‘鞋楦’相似。这考试的本钱是什么呢？买彩票还得要几个银角子，这却更是省事，只要会诌几句半通不通的烂时文就成了。 ”
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阶层到了这步田地，国家还能有什么希望。
到了1905年，科举终于被废除了，而大清也就跟着亡了，中国的知识阶层得给自己找另外一条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