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将古代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
经部：是儒家经典和后世儒生解说经书的著作，以及与学习经书有关的读物如“小学”之类的书籍。儒家经书，最初只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后来《乐经》亡佚，汉代以孝治天下，东汉时又增《孝经》《论语》合为“七经”；唐代时用《仪礼》《周礼》《礼记》代替了礼经，用《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代替了《春秋》，再加上《尔雅》；宋代时随着“四书”概念的产生，又增加了《孟子》，才正式有了“十三经”的概念，此后相沿不衰。因“十三经”而产生了专研儒家经典的经学，经学在我国古代占据着思想文化的统治地位，甚至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有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10类。
史部：指历史类书籍，包括二十五史在内的纪传体正史、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及其他体裁的史书。《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有正史、编年、记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15类。
子部：指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著作，以及古代哲学、军事、农业、医药学、天文、数学、艺术、手工、饮食、动植物、阴阳五行、风水占卜、类书等方面的书籍，在四部中内容最为庞杂。《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小说家、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释家、道家14类。
集部：指诗文集及诗文评著作，即文学文献。《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有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5类。遗憾的是，因受古代正统文化思想所限，通俗小说、戏曲并未进入官方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
中国国家图书馆展出的宋刻本《史记》
此外，还有一个“丛书类”，张之洞《书目答问》即设此类，并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全籍……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
总之，中国古籍内容十分丰富，涉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促进了许多与古籍有关的学科的产生与发展。
与古籍相关的学问
与中国古籍相关的传统学问有很多，也很成体系，最主要的有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注释学、编纂学、索引学等。古籍产生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数量越来越多，需要专门收藏，为便于检索查阅，于是出现了古籍目录。古籍目录一般包括书目、大小序、提要三部分，具有“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甚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功用，因此产生了目录之学。目录学内容包括古代图书分类法及其形成，重要目录书的体例、价值与利用，古人目录学理论与思想，以及通过目录学解决学术问题，等等。
中国的古籍，先有竹木简册，纸张发明后有了写本，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唐末五代时期出现了刻本，宋代发明了活字排印本，清末推出石印本。同一古籍又有原刻、重刻、翻刻、官刻、私刻、坊刻、补版、递修等不同本子，地域不同所刻书也有差异，如浙本、蜀本、建本、徽州本、和刻本、高丽本等，因此古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版本，围绕着鉴定、研究版本的版本学便应运而生。
活字印刷和线装是古籍印刷和装帧的重要形式
古籍在被传抄、传刻过程中产生了从“鲁鱼亥豕”到“讹脱衍倒”的文字讹误，给我们收藏、阅读与研究带来很多困惑，需要予以校正，因此产生了是正文字的校勘学。陈垣先生《校勘学释例》总结出“校勘四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是校勘古籍的基本方法。
除了以上三种属中国传统的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学问之外，还有一些学科与古籍也有密切关联，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古代哲学、古代艺术、古代自然科学等。可以说，中国古籍不仅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也承载着中国传统学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古籍的传承及其数字化
古籍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古籍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过去一段时间，随着照相、扫描技术的进步，在古籍传承方面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出版影印本，供读者研究利用，如《四库全书》系列、“中华再造善本”等就是质量上乘的影印本丛书。但是由于影印本成本高、价格昂贵，一般读者无法购买。因此，随着现代科技手段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古籍数字化即成为目前与未来最为科学、最为经济的保护和传承古籍的一种方式。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永乐大典》仿真本
古籍数字化，是对古籍进行再生性保护和传承的一种方法，“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古籍文献进行加工处理，使其转化为电子数据形式，通过光盘、网络等介质保存和传播”（《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项目管理条例》）。通俗讲，就是将古籍经过高清扫描技术制作成与原书一样的电子书，读者和研究者通过网络在电脑、手机上即可阅读利用，甚至可以复制、粘贴和编辑整理。古籍数字化“有利于永续性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有利于保护古籍本身，减少动手翻阅的次数，延长其寿命；有利于将有限的古籍文本化身千万，让全国以至全世界的人们共享；有利于社会各界人士更方便快捷地阅读和检索古籍，让深藏在图书馆博物馆的古籍活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当代文化服务”（廖可斌《新时代、新要求、新举措——学习〈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体会》）。
截至目前，国内虽有不少文化教育及出版机构已开发出一些古籍数据库，有影响者如《四库全书》系列、“中国基本古籍库”“汉籍数字图书馆”“国学宝典”等。但纵观目前国内外汉籍数字化发展形势，不得不说我们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有许多图书馆以及藏书机构的古籍由于各种原因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中。另外，海外存藏的大量珍稀汉籍也有待完成数字化后再生性回归。据日本学者阿部隆一统计，现存海内外的宋元版古籍约有3000—5000种（《阿部隆一遗稿集》），收藏于欧美国家、日本的其他珍稀汉籍更是数量可观。因此，古籍数字化是我们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内要完成的重大计划性任务，应尽可能将现在保存在海内外的海量珍稀汉籍予以数字化，供海内外广大读者共享利用，在大力推进学术发展、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发挥电子信息技术在古籍保护、传承中的巨大作用。
作者简介
郝润华，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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