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河北承德小镇青年陈世龙最得意的事情是：“给马云打工，赚了一套房”。
每天中午以后，陈世龙麻利换上一件蓝色马甲，骑上摩托车穿行于承德的闹市区和夜市，一家家小店挨个扫，整条街不留死角。和店老板第一次见面，陈世龙总会掏出一张蓝色二维码。
老板不用问其实也知道他的来意，陈世龙的蓝色马甲上就印着： 欢迎使用支付宝。
陈世龙是一名支付宝收钱码的地推员。在中国，这样的地推员至少有30万人。
2017年2月，支付宝针对小微商家推出收钱码。现在，已有数千万路边摊、个体户小店主依靠这张二维码收钱、计算流水，成为他们拥抱移动互联网、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一大神器。二维码不仅仅助力了这些商家，围绕着这张收钱码也带动了上下游产业，还催生出了新的商业模式。据支付宝透露，仅仅这张二维码，就带动了30万地推人员、110万系统软件供应商（ISV）和140万兼职微客，直接创造就业岗位约280万人次。
随着移动支付、外卖、共享单车、租赁等移动互联网平台不断向下沉市场渗透，中国小镇青年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直接享受到移动互联网的红利，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份不错的工作，而这些，都是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快速崛起产生连锁反应的缩影。
“种二维码”的人
陈世龙发现“种二维码”可以个赚外快，是帮爸妈经营早餐店时发现的。
这个早餐包子店是他们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起早摸黑，有时一天能卖七八百块，但刨除成本和生活支出，每个月能存下的钱并不多。
高峰期客人多，收钱就手忙脚乱。2017年2月，支付宝推出“收钱码”功能，方便线下商家收钱。头脑灵活的陈世龙立即申请了一张可以免费寄上门的收钱码。
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省事，还可以避免收假币，挺好的。
当时收钱码刚开始推广，陈世龙享受到了第一批用户的红利，通过顾客扫二维码付款，他挣到了3万多块红包钱。随后他又通过红包钱发现了可以兼职推广二维码。
一年下来，在陈世龙天天走街串巷的游说下，1000多个承德路边小店，夜市摊、出租车司机接入了收钱码。
他自己也收获颇丰，靠推广收钱码、红包码，去年一共赚了10万多元，9万多交了承德一套小两居的首付，剩下几千块买了辆摩托车，这比他周围也在做兼职的兄弟、发小的配置高出了一截。
陈世龙兄弟发小们的兼职五花八门，有送外卖的，有送快递的，有送做同城闪送的……一辆电动车的成本，一个月赚好几大千不是问题。
眼下在中国，有约7500万人正在像陈世龙和他兄弟发小们一样，每天利用闲余时间为各种平台做各种兼职。兼职收入补贴家用绰绰有余，时间灵活，入门门槛低。并且，这样的机会如今在四五线县市遍地都是，这也意味着，扎堆涌向一线城市打工，不再是小镇青年的唯一选择。
中国小镇青年的这些变化，引起了英国老牌商业杂志《经济学人》的注意。2018年，《经济学人》做了一期关于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快速崛起的专题，文章认为，这些创新平台为劳动力市场提高了供需匹配的效率；为普通家庭，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带来可观的补充收入，以及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以及新的工种。
小镇技术青年的春天
在距陈世龙2000多公里外的成都，收钱码让“断臂哥”邓力平找到了新的工作出路。这位36岁残疾人此前做了十几年的机票代理，在当地小有名气，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动动指尖就能订到机票，邓力平的生意做不下去了。
2017年初，头脑活络的邓力平成为第一批“种二维码”的，做着做着，他索性成立了一家创业公司，专职服务各种二维码的线下推广。
在收钱码的服务商体系中，像邓力平这样的创业团队有成千上万家，团队规模普遍在10人左右，运营成本低，工作机动灵活。据他介绍，支付宝会基于服务商种收钱码的数量和扫码频次给予奖励，服务商则为员工提供底薪和提成，业绩优秀的员工月收入能到1.5万。
这正是平台经济区别于共享经济的地方，前者创造的上下游产业链更长，就业生态更为多元。比如，一张收钱码的背后，既有有兼职BD、地推、微客，还有全职印刷工人、系统软件开发商（ISV）等。
来自湖北恩施农村的李帅，就在收钱码的上下游产业链上不断升级。他在天津成立的豆芽公司，最初和邓力平一样，也是为互联网公司提供地推服务，慢慢的，这个上过大学，爱琢磨事的90后，开始带领公司切入更有技术含量的新角色，做支付宝的ISV，即系统软件开发商。
李帅算了一笔账，去年夏天，豆芽80%的收入来自推广支付宝收钱码，今年开始，豆芽的主营业务以及主要盈利来源已经变成了开发专门的支付系统，帮助当地政府、医院、商超改造升级扫码枪，以支持多种支付方式。
随着公司业务多元化，豆芽员工扩张到了50人，其中十几名专职从事技术开发，李帅说，他们多毕业于职业技术学校的技术专业，在一线大城市很难找到工作，但在这里，“小日子可以过得很滋润”。
李帅和他的豆芽是110万基于支付宝做系统软件开发的从业人员的缩影，亦是平台经济带来数以千万计新工种的缩影。
这些年轻人让中国四五线县市开始重新热闹起来。
重新热闹起来的县城
开在山东青岛的助邦伟业和豆芽一样，都是为互联网公司提供本地地推服务的创业团队。2017年11、12月份，助邦伟业营收暴增至数百万，背后的原因，是他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将推广收钱码的业务下沉到临沂、淄博、潍坊、烟台等城市管辖的各个县镇。
因为他们发现，小镇青年的生活方式，如今和城里人已经没什么两样了：出门只带手机，去餐馆吃饭用手机，付水电煤也用手机；城里人喜欢的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县里人也能随手买到；许多人在县里的收入并不低，房价什么的又便宜，日常消费能力往往不输城里人。
助邦伟业的策略，正是跟着移动支付和电商平台一起继续下沉，到县、镇去种二维码。
就这样，数百名小镇青年成了助邦伟业的兼职微客，这个群体曾用他们大量的闲暇时间，捧红了抖音、快手、趣头条、贪玩蓝月、王者荣耀，现在则纷纷放下手机，满县城的大街小巷忙碌起来。
这还不是收钱码长尾效应的结束。
越来越多小镇青年在家门口找到工作或兼职，还带来一个改变，他们让中国的小县城重新热闹起来。
今年春节，南京大学新闻学院大二学生冯茗铭回到老家福建三明市做街边小店调研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这个沙县小吃发源地，此前一直是人口不断外流，涌入一线城市做小吃生意，但过去一年，越来越多小夫妻选择回到老家开店。直接原因是大城市做小买卖的成本越来越高，大城市房地产发展放缓，建筑工人减少从而导致小吃店生意冷清。而与之相反的是，这一两年回县城老家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县城越来越热闹，家门口做小吃生意的空间也跟着大了。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经济网举办了一场关于解决就业问题的特别节目，几位委员指出，随着数字化向三四线城市下沉，在当地送外卖、送快递、做地推的收入，可能不会比一线城市差太多，从而有助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河北承德的陈世龙也有相似的感受，在他同样做着各大互联网公司“编外员工”的兄弟发小中，不乏此前在北京打工而今回家的。
陈世龙笑说，自己“种二维码一年买了一套房”的故事传开了，很可能还会有熟人选择回来。毕竟，“在家门口凭努力就能把小日子过好，谁愿意背井离乡？”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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