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境内发现的城子龙山文化遗址证明，远在4000多年前，人们已在这里居住生息。
不其文化是古代中国一种极具特色和纵深度的地域文化形态。不其县及不其侯国存在期间的历史文化形态，历汉、魏、晋、南北朝、隋，兴废约800年……
今天我们推出：【太一崇拜】不其为道教发源地的旷世奇缘
“太一”渊源有自，根植于中国哲学史深矣。
汉武时期，因应天人关系，“太一”成为至高神灵，三皇五帝为其辅佐，《史记》言“天神贵者太一”。当时中国，是儒家与道家思想剧烈交锋的时代，汉初奉行的黄老之术已见式微，儒学尚未独尊天下，思想史的潜流变得深沉无比。汉武帝需要一种绝对思想来主导大一统帝国，而与世俗皇权至上相互对应的就是宗教层面的太一至上。太一崇拜是由汉武帝本人来直接推动的，他在帝国的中心和边缘启动了这样一种精神系统。在不其敕建太一祠，亦在明堂和交门宫祭祀太一。缘此，不其成为道教史前史堂奥，成为道教的发源地。这是不其文化史的一大精髓。
太一：天文、哲学与神学的复合概念
天地之间，太一生水而万物化生。这是一种至为素朴的哲学意识。其来尚矣，可能在城子人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经萌芽了，把阳光种在人类心中。
“太一"是一个包容深广的概念，在哲学上与老子 《道德经》所讲的“道”有同源性，然而并非可以替代的同一概念。古文献中，“太一”亦写为“太乙”“泰一”“泰乙”“泰元"“天一”“天乙”及“大一”等，同出而异名。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所揭示的是宇宙之始，是初始元炁化生状态，太一生水而水生万物，提供了某种类似于《圣经》中“渊面黑暗，上帝之灵运行于水上”的创世情境。这里，有东西方的超时空灵性照射。
东皇太一：屈原的天人礼赞
九歌.东皇太一
屈原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
抚长剑兮玉珥,
璆锵鸣兮琳琅。
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
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
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
陈竽瑟兮浩倡。
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
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东皇太一》为屈原名作《九歌》中的一篇。所谓《东皇太一》实即汉武所祀“太一神”，所指俱是“上帝”，为至高无上的天神。屈原冠以“东皇”，说明太一神出自东方。思之，这个概念中也叠合着上古太阳神崇拜的意思。
要言之，“太一”在概念上具有天体、哲学和神学三重含义。天体意义上所指即北极星，古代天文学称之为“帝星”，长居北极紫微宫，处中央之位。《星经》记载：“太一星在天一南半度，天帝神，主十六神。”哲学意义上被视作宇宙万物之本源，化生一切。神学意义在于，星辰被赋予了神格，成为至高无上的创世神，成为人间生死祸福的主宰者。
在阳光中，在至简光辉中，我们与“太一”相遇。古代宇宙意识、天体精神和自然信仰皆可透过“太一”而有所昭示，勾连起无限久远的过去和无限久远的未来。
通向太一：汉武帝创设太一教的努力
天下巡狩路上，让汉武念念不忘的就是太一。
“太一”渊源甚久，早自战国时期已形成了太一崇拜，而其初始因缘尚可追溯得更远，系之于上古蕴生的天地关系，与此相关的心理史迹则可以通过东夷民族的太阳崇拜意识有所领悟，透过神话时代对太阳和星辰的种种秘密情感而有所领悟。汉武心事浩茫，天之上，海之中，最牵动其心绪的其实就是太一神。
从思想到行为到语言，汉武是怀有某种创世幻想的人，对太一神的倚重超乎想像。汉朝故人如此执着地寻找太一，可人生不满百，尘世是远远不够的。要说历史上最具太一情结和太一信仰的人，就是汉武帝刘彻本人了。在他看来，太一为万福之源,关乎国祚存续、国家意志和人间幸福的实现方式，人间和超人间的一切事物无不与此相关。说到底，这是大一统王朝的精神需要，是天下大一统意志在宗教上的体现。汉武帝认为，汉初所奉持的那种五帝并尊体制缺乏宗教上的权威性，也与大一统精神相悖，因而他就极力推行太一信仰，很明确地想要创设一元化的太一教，试图以此来统一帝国的思想，来实现人生永驻和国运永昌，为此而殚精竭虑。
他的太一情结来自天上，同样也来自海上。说起来，对于任何充满思想力的朝代，对于任何充满思想力的人可能都是这样，思想意味着探险。一切之中，终究无法忘怀的就是内心，汉朝故人对不其的寄念同样如此。就祀神来说，就求仙来说，不应当仅仅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存在，受当时历史条件和个人心理的限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是不可能突破求仙的迷雾，他陷得太深了。当然，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更真切，透过迷雾看到一位帝王,—个人的内心征兆。何况求仙行动本身在客观上极大促进了海外视野的拓展，因此求仙也就必然是一场精神冒险，无疑这也是真相。
要之，汉武一朝是历史上最具“太一精神”的时代，古已有之的“太一”被重新激活并上升到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作为至高无上的“上帝”而获得新的历史性确认。在特殊历史背景上，“太一”异峰突起，构成汉朝天人体系和宗教崇拜的核心。就此，周秦汉之际的中国首度有了至上神（主神）的概念，而下一步的演进路径就是从至上神到唯一神。汉武帝想过这事，为此而努力过，不过中国固有的万灵并生、万神共存意识并不支持这一点。古希腊也同样如此，主神宙斯与诸神同在。
上帝赞飨：可复现的太一祭祀场景
我们可以看到的真相就在这儿，这是历史沉重而激越的一幕，无限星空和海洋加重了梦想和命运。
“上帝”在中国之缘起甚早，殷商之际已有了这一至上神的概念。“上帝”者，上苍也，至上天神之谓也，汉武时期则专门用以指称太一神。汉武祭祀太一赞飨屮，多次以“上帝”之名来称颂太一。这是《汉书.郊祀志》中记载比较详细的一次：
明年，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于明堂，后每修封。其赞飨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泰一。”
所言为太初元年（前104年）的事，泰山封禅的过程中，他在泰山明堂中祭祀太一。可以想见，在不共明堂，他做过同样的事，有着同样的诉求.怀着同样的希冀。紧接着上面那段话，《汉书》说明了下一步行踪：
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几遇之。
内中心理暂且不说，这儿关注的是行动本身。从泰山一路向东，汉武帝来到了海边，继续求仙。这儿用的是“求神”两字，更明确地指向了太一神，因为所有仙人都是太一神的统一调遣下往来的。这一次，很可能相关行动也是在不其展开的。虽然未像太始四年那一次交代得那么清楚，但目的一致，行动相关，思想运作方式无异。在不其，相对来说，她可以近距离感受到太一神和海上仙人的存在，其实这也是一种朴素的关怀，在帝主苦难深重的精神世界之中表达着安慰之意。
道教神祗：道教对于太一信仰的吸纳以及“太一仙境”的成立
太一之在，就其绝对意义来讲，是非时间性的。
道教自东汉正式创教以后，其历史视野有囊括既往岁月的一面，希望将本源和终极结合到一起。那些怀着中国本土宗教热情的人们在探索，特别是致力于神灵谱系的完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效法了汉武之为，不过是沿着方向路径展开的，放弃了一元神的努力，致力于多元神共存体系的建设。南北期时期，陶弘景《真灵位业图》终于建构了一个庞大的道教神灵谱系。这其中，就有太一的灵光重现。简言之，道教吸纳了汉武时期本原性“太一”信仰，转化出“太乙真人”（太乙救苦天尊），位列三清之下的四御之一，为阐教十二金仙之一。就这样，道教理论本身给出了“汉武太一”与“道教太一”的内在因缘，从而有了从太一角度阐释道教起源的合理性。
恰因此，不其一地，理所当然进入了道教起源序列。历史地看，如果要实现更完整的认知，还应当在琅琊文化和不其文化的协调中做出更到位的阐释。总体上看，致使中国发生道教思维的诸多精密因素都是在秦汉琅琊郡沿海地带出现的，无论帝王求仙还是方士航海，都是可以在道教史前史的维度上予以辨别的事物。而所有往事中，汉武祭祀太一神这件事应当被置于问题的中心来看待，对于澄清道教起源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点。
如所周知，崂山素为道教名山，其历史正源恰在于不其地。汉时，崂山名不其山，属不其县。在不其县存续的近八百年岁月,不其文化与这座海上名山难分难解。由于汉武帝在不其祭祀“太一”的缘故，加上吴王夫差入山得《灵宝度人经》、逄萌归隐、乐长子和葛玄等历史和传说性因素的存在，使得海上巍巍高山弥漫着道教史前史的精神气氛，奥义深深,允称太一仙境。
更进一步说，隐没于茫昧岁月中的事物应当得到重新发现和认识。一个简洁的历史启示就是，“太一”在不其地，在海上崂山，具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史价值，当被视为这一地区的道教主神，就像佛教四人菩萨四大名山的关系一样，这是历史的馈赠，内中因缘，不可不思。
太一精神：再思不其之秘
汉武何为，在东方中的东方，在不其海边？
通向太一，这是一条漫长的精神旅程，其实已经超越了现世的可能性,无论对谁来说都一样，即便帝王亦不可能完成这件事，当然也正因此，探索变得生动。
从汉武《交门之歌》所呈现的诸神共享人间宴飨的场景中，也不难发现一神与万神之关系，这是一元多神体系，是至上神统摄下的万神并存体系。汉武行太一之祀的场所不限于泰畤，而太一祠则为专门奉祀太一的神祠。其实，明堂、太一祠与交门宫俱为太一圣殿。
回望不其，太一之光弥漫，沧海更显苍茫至极。汉武敕建明堂、太一祠和交门宫于此海陆交接之地，非同寻常的一面恰与“太一”相关。推思之，内中既有将太一信仰与海外求仙结合起来的一层考虑，亦隐含着稳定东方世界并拓展海外视野的一层考虑。既如此，三大汉史纪念性建筑的意义也就不限于宗教一维了，缘此而展开的是一条充满宗教感的文化探险之路。这一点，可能连汉武帝本人都不完全清楚，因为他没有答案，海外世界对于他来说始终是一个谜。万重山以外，新的天问依旧在发生。
可想而知，汉朝故人所思所想，相对于今人来说更具挑战性。在那样一个壮丽而粗犷的朝代，在一个充满种种悬念和幻象的思想史高地上，在一个宏阔的文化场中，多少意识和潜意识光影都因着一个人或者一个帝国的缘故，而聚焦于不其之地，聚焦于东方中的东方。
不其文化，已经深深触及中国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