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川集：哲学与思想史研究学记》，何俊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版
《望川集》在何俊老师六十大寿之际问世，诚然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学界盛事。我拜入何师门下23年，始终同居武林，从事科研工作，平日问学聆教机会很多，但困于学力不足，对他的治学旨趣一直缺乏系统梳理。此次捧诵《望川集》，始知此系何老师对治学经历的自我总结以及求学历程的自我省发，材料非常全面丰富，故借本书出版的机缘，结合自己平日求教的经验，谈一谈何师哲学与思想史研究的旨趣和优长，以就正于方家。
一、于精思不舍中提炼问题意识
何老师从事专业工作三十多年来，发文和出书数量并不算多，单部著作更不以篇幅字数见长，个中缘故，是因为他始终坚持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
问题意识形塑了内在理路。何老师的每一本书都有清晰贯通的内在理路，不走样不散乱。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严谨的逻辑结构，任何一个章节都与总命题、其他章节密切相关，就如同一串珠子，拎起来任何一颗珠子，就拎起了一串项链。譬如《南宋儒学建构》写朱熹只用了三节篇幅，作为这本书最早的读者之一，何老师在美国写完一章就发给我，希望得到我的意见，但我看完朱熹这一章是不理解的，毕竟朱熹留下上千万字作品， 区区三节如何足以全面反映？这种不理解的情绪在回复的电子邮件中有所流露。过了很多年，始体会到只有“精思不舍”，才能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特别是第三节《行道不以用舍为加损》，此语出自勉斋《朱子行状》，“行道不以用舍为加损”就是上将首级，具体到这本书的整体逻辑结构和内在理路，神完气足，只有精思到了很高的层次，始能如此。
问题意识来自“精思不舍”。学而不思则罔，博览群书是思的基础，但思是博览群书的升华，何老师的思不仅仅是写作过程中精思深虑，而是造次必思、颠沛必思，动亦思，静亦思。我体会，何老师坚持贯动静、彻始末的“思”，同一段史料，极其常见，一般人解读是一个面相，何老师的解读就能做到面相更丰富，层次更深邃，勾连更深广。
问题意识来自“学术史的识见”。《望川集》对余先生如何凝练问题意识做过专门讨论，即要从“学术史的识见”中获得启发，而这些“识见”必产生于学术大师笔下，散落在学术经典名著之中。对于“学术史的识见”不仅要“照着讲”，加以光大阐明，还要秉持“批判的精神”，对前辈大师有所修正、有所商榷，乃至有所否定。（《余英时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望川集》p126 ）
问题意识体现在坚持“转化陈言，自铸伟词”。思是打磨措辞，思是清理主线，思是去伪存真。何老师写文章下笔非常慎重，非常重视标题的凝练，重视修辞，重视行文的创新。譬如，何老师的论文从来不以双引号的专有名词或术语作标题。个中原因，何老师向我开示过多次，大意是：双引号中是古代名词，以古代名词入题，不过是引得之学、检索之功，是取法乎下；要化古代名词为今天的语言、自己的语言。在《望川集 序》中，他更是明确提出：“留意真实的思想本身，而尽可能回避抽象概念的袭用。”（p3）譬如在2022年发表的论文《象山心学中本心与认知格局的关系》中，何老师使用了“矢量性空间、时间”，乍看新尖，甚至有求异之嫌疑，细品则滋味甚长。2002年我发表了一篇论文《王安石某某思想新论》，发表出来前送何老师审阅，老师就批评我：“给论文起题目太不动脑筋、太随意。”不幸我既懒又蠢，当时并未琢磨题目就发出去了。实际上，文章的标题起好了，就成功了一半。
二、言性命者必究于史
这是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里的名言。“性命”是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之一，“究于史”则不仅研究思想观念的 流变，也包括了对产生思想观念的外缘情境和社会背景的考察。然而，在今日学科壁垒小院高墙的现状下，兼跨中国哲学与中国历史两个传统深厚的老牌学科，殊为不易。我觉得，何老师于治学实践中至少做到了“打穿后壁”，在墙上挖开了一个洞。
在徐规、陈植锷等先生栽培下，何老师建立了在历史脉络中锚定研究对象的旨趣，即始终研究哲学史范畴的人、事、书，从这些对象的研究中，往往抽象出跨越时空的方法论、学术范式和思想资源，而最终着眼于古人思想的当代活化。由于有着历史思维的形塑，根据我的观察，有三类文章何老师是从来不写的。
一是不写抽象的中西思想比较。何老师研究过中西思想对话，但那是在晚明这个特定历史时空中，中西历史人物发生历史时空上的接触和对话，绝非隔空虚构。关于此点，详见《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师门从学记》（望川集》p58）。
二是不用某个古代观念为当代病症开药方。何老师始终有古为今用的问题意识，但一直是引而不发的，文章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地方，绝不是谆谆教诲当代人如何学习古人。因为历史学的训练规范着，历史思维影响着他，使他在潜意识里清楚，不能将一个观念从产生它的历史时空中抽象出来，直接运用到当代生活中。
三是不评价某人某观念的地位和作用。何老师强调，首先要避免对思想对象作评头论足式的议论，而强调罗素的“假设的同情”（《望川集》p44）。思想史研究中有一种用今天的尺子和筛子去量古代的思想家的进路，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思想史的任务是，构建一个全新的对历史的论述和谱写。对这种路数，何老师在《西学映照下的宋明浙学与思想史研究》中承认其历史合理性和历史贡献，但也有所批评（《望川集》p242）。
既然这些类型的文章不写，那么他专注于写什么样的文章呢？何师的主要成果呈现为对人物和文献的研究，而人物和文献只能在历史时空中的存在，进而他关心概念对历史的影响和推动，在这个方向上持续推进，不知不觉中，何师的研究会与中国古代史宋史研究发生共情。2009年在当年第6期《历史研究》发表笔谈《宋学：认知的对象与维度》（收入《望川集》p259），《中国史研究》于2004、2006两度发表何师论文，这在中国哲学史界似为异数。一个有趣的个案，《南宋儒学建构》（P177-178）针对狄百瑞“朱熹致力于让地方单位享有自主的地方，分享政府的权威”的观点，指出传统中国本是“一体贯通的社会”，朱熹的行道，虽然重心在于基层，其路线却是自下而上，志在“治国平天下”。而这一揭示与有关历史学者的观察也有不谋而合之妙。
三、打穿后壁而不是推倒后壁
大概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何老师多次在聊天中告诉我，非常犹豫是不是应该转型宋史研究，说明当时他走到一个职业人生的十字路口。踌躇再三，打穿后壁也只是打穿一个洞而已，何老师终于没有推倒整个后壁。各种原因，请读在《望川集》中的这段话：
虽然存在着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但思想之所以成为思想史中的“思想”而得到标举，一定不在于它的一般性，而恰恰在于它对一般性所构成或呈现的超越性，即对于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有所批判与创新，这种具有超越性的思想无疑主要存在于思想者的传世文集中。（《中国近世思想方法论》，《望川集》p32）
这段话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后壁没有最终被推倒。何老师的问题意识，或者引发他创作的直接动机，并不是来自历史时空和个案的归纳逻辑，而是一种特殊的演绎逻辑。用他自己的话说：“借助前人的提示，形成自己的理解”是学术研究的头绪所在（ 《望川集》p45-46），在《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师门从学记 》中，他认为任何思想系统都有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结构：
思想的系统化可以作历时性与共时性两种理解，思想史的研究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部分，对于历时性的关注是它的基本特性，而共时性的结构观念容易忽视。然而，对于思想史的研究而言，如果不满足于流于表面的叙述，真正比较深入地理解某一思想或某一时段的思想，共时性的结构性认识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标示思想的结构性认识的原因。（《望川集》p48）。
“共时性结构”是思想“超越性”的寄托，它是预设的，潜在于人和社会之中。此处容我狗尾续貂：尽管思想的“共时性结构”也脱胎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但因为它自定型后已经自发地指导和支配着历史人物的行为，因此在某一特定历史时空中，思想的“共时性结构”塑造着历史，而不是被历史所塑造的，据此，思想的“共时性结构”体现的是一种演绎逻辑。而坊间常见的以观念为对象的思想史论著（也是我本人写起来自觉顺手的类型），却是依循这样的逻辑而展开：历史上张三李四王五好多重要人物都提出了、提到了同一个观念，而且这些人分处不同朝代，于是我们推断这个观念在历史上很重要，一定曾经推动和影响历史，这是一种普遍考察众多个案形成的归纳逻辑。这种论文的学科归属颇为模糊，似乎中哲与历史学的思想史都能够包容，实际上更偏重历史学中的思想史。写这种归纳逻辑的论文，对何老师而言易如反掌，但他绝少轻易尝试，因为这一归纳逻辑从根本上颠倒了思想的“共时性结构”总是支配历史、形塑历史的本质。
四、撤去门户与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四个字，久已是学术界的共识，而在《望川集》中，“尊师”与“重道”是相互定义、互为因果的，且特别强调“重道”是“尊师”灵魂和实质，假如不“重道”而只知“尊师”，则“尊师”是形式化的、空洞的。何老师在《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两部大书是下过精研穷索的苦功夫、真功夫的。只有在两部《学案》上功夫下到位了，才能树立正确的尊师重道观念。《望川集》就是一部的学案。
首先，何老师非常重视师承和学脉的。2002年，徐规先生整理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正式出版，我于反复研读之余，也发现了一些断句标点的错误，为此写了一篇小文，投给某期刊，临发表前，我想起应该征求何老师的意见。结果何老师说：“最好别发。徐先生是我的老师，你是我的学生，发表这样的纠缪性质的补白，于师道有亏。”我遂谨遵师命撤回了稿件。此事虽小，可以喻大。
其次，“尊师”最终落实为“重道”。这一点特别鲜明地体现在《望川集》的《问学记》《进学编》两组文章中。书中回顾了沈善洪、徐规、陈村富、陈植锷、余英时五位老师对他的教益。这五位老师中，沈校长是纯正的中哲背景，但因时代条件的限制，师承不甚明确（或者说不受学界公认），担任领导职务后，学术成果产出有限；陈村富教授主攻希腊哲学；陈植锷教授的底子是古代文学，而宛转归宗于宋史领域徐絜民、邓恭三两位先生，《北宋文化史述论》一书证明这位先生是兼跨文史哲三界的大神，不幸英年早逝，他的名字对于中哲学者是陌生的。论到名气和发轫于钱宾四先生的道统，五师之中，余先生独占鳌头；但何老师拜了余先生之后，不但念念不忘前面四位老师，《望川集》细心地介绍了五个老师每人对学术道路的贡献和教益，自己向五位老师分别学习了什么，系统总结了这五位老师的优长。
在何老师看来，师门授受必须由传道授业的实际内容来充实，没有思想认同、价值认同、方法认同，就没有传道之实，“尊师”被抽去了“重道”的灵魂，就会沦为宗派图、传灯录那种把戏，21世纪的学者不应该去凑这种热闹。我本人也是被何老师尊师重道的严正态度和理性立场所影响、所触动，所以写了《师统与学统的调适》，表彰一下那些能够跳出“单传直指、亲传衣钵”狭隘道统迷思的杰出朱子学者。
拉杂写到这里，要说的话也已说完，但心里又生起不安，经我这样一二三四罗列，仿佛要总结出一篇“师门之教典”，但这与何师平日的主张不合，在《望川集序》中，他写道：
当然，无论是哲学的概念分析，还是思想的梳理，以及思想与境遇的互动，重心究竟落在哪里，概念、观念、思想又分别主要在哪个指意上理解，也都是因具体研究而异的，很难刻意于某一执念更没有必要为了立异而定要贴上什么。（《望川集》p3）
可见，迄今所形成的治学路径，并非何师几十年前规划想定而成的，而纯乎是学者因应外缘情境，将良知发用于具体研究对象上而形成的，真孟子所谓“莫之为而为之”者也。何况，六十岁是文史哲研究者涌现创造力、取得大成就的黄金时期，假如因此给何老师的治学路径另贴标签，新立人设，貌似自张一军，实则深中当年夫子“今汝画”之讥也。我们身为弟子，只能衷心祝愿何师德业日隆，在未来的岁月中精思不舍，为旧学新知在当代中国的发光发热而再建汩汩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