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看待全球化和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是经济一体化，还是全面涉及政治、文化和民族发展方向的问题？它是一种趋势、一种现实，还是某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故意炒热的意识形态战略或阴谋？全球化的实质是西方化或美国化，还是以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交往为基础而引致的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合理配置、文化交流、信息共享、民族国家通过合作而共同处理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历史潮流？等等，这些问题在理论界都是有着严重的分歧和争论的。我们认为，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看法，是很自然的，但是从学理的角度看，要注意不能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混淆在一起，也不能再沿用冷战时期的思维模式，否则，就难以实事求是地认识当今世界局势的基本走向，也会对思想观点的交流和对话形成障碍。
谈论全球化，得有一种话语背景，它是相对于什么说的，是在什么条件下、什么语境下说的。从目前学界的讨论来看，全球化这个概念至少可以有两层意思。一是狭义的全球化，即所谓全球学所提出、所研究的全球化，这是指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以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为技术支撑的世界一体化过程，是指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人类主体面临着共同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各民族国家共同协商合作才能予以解决的时代。另一是广义的全球化，它相对的是以往各民族相互隔绝、各自在不同的地点孤立发展的历史阶段，是世界市场形成和各个民族广泛交往的时代。从这个角度理解，全球化的进程，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大约从14、15世纪就开始了，至少是开始酝酿了，其标志就是美洲的发现和印度航路的开辟。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马克思当时所用的概念是“世界历史时代”。所以，有学者为了区别，认为广义的全球化相当于“世界历史时代”，狭义的全球化则是世界历史时代的一个新阶段，即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全球性问题凸显、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全面加强的时代。笔者也持这种观点。不过我认为，是在广义上使用全球化概念还是在狭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相对于承认还是不承认全球化是一种历史趋势和基本现实这种实质性争论来讲，只具有次要的意义。现在看来，从广义上理解全球化，似乎更有利于从历史的大尺度上看清其本质，看清其与先前时代的差别。
全球化或世界历史时代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大致说来，美洲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为酝酿阶段和始发阶段；大工业普遍出现，国际市场初步形成，为确立阶段；从殖民体系的形成，到十月革命后两个世界市场的对峙，殖民体系的*，为曲折发展阶段；20世纪科技革命带来的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的大发展，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为加速阶段或成熟阶段。在这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总的趋势是各个民族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经济交往和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增强，同时也带动了其他方面的交流、互补和融合。全球化过程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而强劲的动力，克服了重重障碍而不断发展，根本上还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内在要求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内在要求的，体现为一种具有自然必然性的难以阻挡的过程。其间，尽管出现过殖民化运动这种残酷血腥的形式，出现过争夺海上通道的战争、争夺殖民地的世界大战，出现过帝国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严重对立的冷战时代，等等，但毕竟这些都表现为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些曲折，它们都没能阻碍全球化的进行。
十月革命的胜利，尤其是二战后一大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使全球化和世界历史过程出现了歧路：一路是由资本主义开启的世界市场化的道路，另一路则是由十月革命开启的反市场化的道路。这种局面维持了几十年之久，随着苏东剧变，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后一路径则基本宣告关闭，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进入了统一的世界市场。这表明，虽然市场经...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卫星通信和互联网的出现，不仅为人们进行信息交流提供了极其便捷的方式，而且整个地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人类正在进入信息化时代。网络为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交流和竞争提供了新的平台，为个人掌握全人类的文化成果提供了条件，为“世界性公民”的形成提供了真实的可能。尽管互联网出现的时间还不是很长，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但它革命性地更新了全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方式，加强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尤其是加强了个人与整个人类世界的互动关系，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经验现实，是谁都无法否认、无法抗拒甚至无法逃避的潮流。固然发达国家由于其既有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优势，在全球化潮流中处于一种主导地位，会获取更多的利益，故而对此持一种更为积极或鼓吹的态度，但如果因此就认为全球化是某些国家的阴谋，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全球普遍化，那么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基于此种认识而对全球化采取一种拒斥态度，怕也有害无益。从历史的大尺度上看，尽管想控制历史发展方向的代不乏人，但历史终究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形成的合力的结果，有自己发生发展的节奏和规律，是谁都无法设计、无法控制的。殖民化时代大英帝国的霸权地位未能造成世界的英国化，当今美国的强势和霸权地位也肯定不能造成世界的美国化，不能造成世界的同质化。
二、全球化时代需要新的规则和新的秩序
马克思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关注民族历史时代向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他一方面注意到交通工具和国际市场的直接作用，另一方面则强调大工业是更为根本的因素，正是大工业造成了新型生产力，促进了市场的不断扩张，才有了新型交通工具和国际市场。但马克思的着眼点不在这里，而在于大工业使得阶级关系简单化，造成了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造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和共同性，为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主体条件。“一般说来，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3]正是遵循这样的逻辑，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也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成功，而革命一旦成功，民族国家这样的东西就会因为失去作用而趋于消亡。现在看来，历史的具体发展情况比马克思设想的要曲折复杂得多。在当今条件下，民族性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今世界的诸多冲突，在相当程度上都是民族利益冲突和民族主义情结作祟的结果。
前已述及，在世界市场和世界性交往的条件下，不但有个别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的竞争，而且更有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在当今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中，民族国家还是主要的交往主体，各种国际性组织大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而进行活动的，比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欧盟、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等。各个民族国家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思考和处理各种国际性问题，它们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合作领域，但同时也存在着各种冲突，包括经济上的利益冲突、政治冲突，还有观念冲突，等等。面对这种种冲突，必须确立一定的交往规则，必须建立一定的秩序，也需要有一定的维持这些规则和秩序的国际组织。应该说，20世纪的人类所遭受的许多灾难，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地区冲突造成的灾难，都是由于缺乏一定的规则和秩序的结果。上面提到的各种国际组织，也都是20世纪国际社会为了防止与缓和冲突而努力的结果，尽管说这些组织从结构到功能、从数量到质量，都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尽管说现行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大都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倡导而确立并且是更有利于它们的，但这些组织已经确立的这些规则毕竟在缓和与化解冲突方面起了相当的作用。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些规则和组织，当今世界还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这也正是许多国家尽管对现行的一些规则感到不满，但都主张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权威性的原因之所在。
历史进入21世纪，可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却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美国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合法形式下，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使得联合国的威信受到极大伤害，不仅如此，美国还发出威胁，要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联合国，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霸权主义政策引起了各个国家的普遍不满，对《联合国宪章》的践踏及其后果更使得国际社会忧心忡忡。联合国正面临着一场新的危机。这场危机实际上是既有国际秩序的危机，也是支持这些秩序和规则的观念的危机。这场危机的核心问题不单是一些理论家所谓“冷战思维模式”的问题，从深层看，更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民族中心主义或国家主义的观念已经变得过时、越来越不能应付全球化时代的形势的问题。
“冷战思维模式”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处于冷战局面的时代形成的，它带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峙相持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两大阵营都在想方设法战胜对方的搏战特征。确实，在两个超级大国各自都在谋求世界霸权的冷战时代，它们各自都把对方妖魔化，把彼此的对立全面化、绝对化，而且似乎正处在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状态。在此生死存亡之际，生存需要就成为压倒一切的需要，不顾一切地发展军事技术、大搞军备竞赛也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时代。错误的观念导致错误的实践，错误的实践又造成真实的危险，核武库在不断扩充膨胀，核大战的威胁在日益严重，人类面临着真实地被毁灭的危险。在这个时代，其他的矛盾，如民族矛盾、经济冲突等都退到了次要位置，或是被掩盖和淡化了。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国际交往中的人为阻隔和政治藩篱被拆除了，新的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为世界各个国家的交往提供了良好条件，在国际经济的分工协作进一步加深、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在全球性问题需要各个国家通力合作共同谋划的条件下，各个国家的人员往来、科技协作、文化交流、信息共享都大大扩展深化。但与此同时，以前在冷战时代被掩盖、被淡化的民族矛盾开始突出，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冲突、政治摩擦、价值观念的碰撞对立也都显现出来。各种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发生，波黑战争、巴以冲突、印巴冲突、非洲的许多部族战争，都是其具体表现。和平与发展成为后冷战时代的时代主题，可种种的矛盾冲突却使得世界仍然很不安宁。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军事力量对比和世界政治生态出现了严重失衡，美国凭借自己的经济、军事优势，到处插手和干涉别国事务，积怨甚多，“9·11”事件就是这种矛盾尖锐化的结果。美国借“9·11”事件扯起了反恐怖主义的大旗，形成了一种国际反恐联盟，这本来是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但美国政府却在反恐的旗帜下借机塞进自己的私货，积极推行一贯的霸权主义全球战略。美国的单边主义战略引起了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的反对，更引起了世界各国的不安。霸权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局势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是当代国际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
霸权主义实质上是民族中心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表面上，它打着维护人类尊严、保护人权的旗号，似乎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安宁和全人类和平发展的利益，实际上却是在扩展和巩固本民族的利益，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其他民族的利益之上。在理论上，它把本民族的人权标准和价值观念当作全世界都应该遵循的标准和价值观念，或隐或显地把自己看作判定全世界各种事务的是非对错的法官和维持世界秩序的警察。这种把本民族的利益置放在其他民族利益之上、崇尚强权即真理强力即正义的观念，这种把本民族的价值观念当作普遍适用的唯一标准的思维模式，正是已经过时了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实质内容之所在。
全球化时代需要新的秩序和规则，而这些新规则的确立，需要立足新的形势、从新的价值视野来审视以往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需要有一定的新价值理念作为指导和理论支持。概括地说，需要各个民族国家超越以往奉行了多年的民族中心主义传统，从人类主体的高度平等地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要求抛弃冷战思维模式而采用一种通过合作谋求共同发展、通过谈判协商维护世界和平的思维模式。
三、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视野
全球化时代，从哲学的角度看，就是突出人类主体和人类共同利益的时代，是一种天下一家、共存共荣共发展的时代。人类共同利益已经不再是理论的抽象，而是一种可经验的事实。全球性问题就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世界和平问题、能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就都不是哪一个民族国家的“私事”，而是危及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公事”，是需要各个民族国家共同协作才能解决的问题。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和交往规则，也不是哪一个民族国家就能决定和包办的事情，必须经过人类大家庭中各个成员的共同参与、平等协商才能奏效。在这里，科学技术的发展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更为重要的还是确立一种新的价值视野和价值观念。为此，我们呼吁：各个民族国家的理论家和知识分子首先应该积极行动起来，经过共同探讨和协商，提出和倡导一种新的价值理念，一种以人类主体为价值主体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理念和价值体系并不决然地否定以往各民族的特殊的价值理念和价值体系，而是划定其合理的适用范围和使用场合，它本身就是一种由从各民族的价值体系中抽绎出来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因素和价值观念而形成的、既基于各民族之价值又高于各民族之价值的规则体系，一种在人类主体层面通行的、各个民族主体都能认同和都应遵从的规则体系。
第一，我们应该超出在各民族孤立发展阶段形成的民族中心主义的狭隘性，倡导一种站在全人类利益立场上看待和思考问题的价值视野，倡导一种平等对待、合理协商、共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理念。
第二，我们应该超出简单地把价值观按照不是真理就是谬误来对待的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倡导一种各种价值观各个民族的价值观都有自己的历史背景，也都有优长劣短，需要相互理解、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学习的价值论思维模式。
第三，我们应该超出简单的一元论的、普世主义的价值理念，倡导一种多元共存的、理性的、宽容性的价值理念。
第四，我们应该超出历史悠久但却野蛮原始的讲力不讲理、强权即真理、强力即正义的武力胜于一切的行动逻辑，倡导一种用对话代替对抗的平等协商、相互尊重的行动逻辑。
第五，我们应该超出长期以来形成的互相猜疑、互不信任的心态，改换成一种彼此尊重、相互信任、协商办事的心态。
第六，我们应该超越把国家主权当作不可超越的最高价值的政治价值理念，将之改换成一种在地位平等和权利责任对称的基础上积极组建与改造国际组织并认真遵从国际组织决议的理念，在国际组织的协议框架内通过对话协商、相互妥协来解决彼此间矛盾的理念。
形成这种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确立适合于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视野，肯定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工作，肯定会遇到许多障碍和困难，需要做大量的宣传、解释和说服工作。知识分子的特殊社会地位和理论修养，使得他们能够比较容易摆脱各种具体利益和传统习惯的局限，较多感受到全球化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时代气息，较容易体会与认识到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发展前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使得他们能够比较容易超越一地、一族的界限，比较容易理解他人，比较容易在彼此间平等地进行协商和讨论，因而也比较容易形成人类层面的共识共见。知识分子应该担起这种使命，知识分子应该不辱这种使命。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相信一定能够取得可观的成果，几十年上百年后的人们是不会忘记我们作为先驱者的工作的。
[1]本文原载《人文杂志》2004年第2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4-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