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十一”长假，23岁的抑郁症患者周松（化名）都在为一件很重要的事忙碌。
10月2日，他来到苏州太湖西山岛，两天后，他作为工作人员在这里迎来87位营员——同样身患抑郁症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一起参加抑郁症社群“渡过”组织的为期5天的亲子营，帮助他们进行疗愈。而这，也是他自己进行疗愈的一个过程。
周松身形瘦削，有些驼背，说话语速很快。如果没有患抑郁症，今年7月，他应该和其他同学一样，从大学毕业，开始人生新阶段。现在，他则面对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和挑战。
从初二开始发现身体状态异常，周松却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2016年，在大学入学的心理普测中，被查出了严重的心理问题，之后，他在精神专科医院确诊抑郁症。
这次筛查一定程度改变了他的人生，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筛查，有两个可能，一个是顺利毕业，但以我当时的状态，这个可能比较渺茫。第二个就是没有确诊，没有外界的帮助，我可能在某个时候独自结束自己的生命。”
从这一层面来说，周松认为自己是心理筛查的受益者。但查出抑郁症之后，他在大学里渡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没有获得更多的支持，也没能改变休学甚至退学的命运。
明天（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一个月前（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下简称《工作方案》），提出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大中学生、孕产妇和老年人体检项目之中。多位关注抑郁症的专家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办得不好，也有可能会带来二次伤害。
而周松的故事，就像是这份工作方案的一个注脚。
被忽视的青少年抑郁
“不知什么缘故，我是这样的悲伤……”德国诗人海涅的一句诗，描绘了抑郁症患者确诊之前的那种感受。
电视剧《小欢喜》中，高三学生、女主角乔英子要跳海之前，面对父母痛哭“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被救下之后，她宛若顿悟：“爸，我是不是病了呀？”
电视剧《小欢喜》截图。
周松经历过和乔英子一样无助且无知的困境。
他出生在西部一个体制内家庭，父亲在科学院工作。
在科学院的家属楼里生活，周松从小就在“别人家的孩子”的教育氛围里长大，“周围的人太出色了，比不上人家。”
从小学开始，周松的大脑就停不下来，“总是在思考一些没必要、自己也没法解决的问题，产生了过重的心理负担。”他回忆，初中情况最严重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绝对的恨，“我也不知道我恨什么，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全是黑的。”
初二时，周松观察到自己一些症状：心痛，肠胃不好，骨头和肌肉经常性疼痛，到医院又查不出问题。后来，他上网查到，心理问题会导致躯体症状，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患有心理疾病。
高三时，因为焦虑，周松曾让妈妈给自己找一个心理医生，但当时家里并不重视，没想着要去医院，也不知道到哪去找医生，这件事不了了之。
直到2016年到沿海地区一家大学就读，周松才有机会了解自己怎么了。开学不久，全班学生都被叫到了学校机房，在线填写一个叫“卡特尔十六项人格因素测试”的调查问卷。问卷有上百个问题，其中就包括一些隐秘的评估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状态的问题。
测试两周后，一个晚自习上，辅导员将一个装有测试结果的信封交给了他。当时，班里共有3个学生收到了信封，他显露的问题最为严重。
结果出来后，学校的心理咨询师给周松妈妈打过电话，但同样没有引起重视，当年11月第一次去专科医院看病，还是一个高中同学陪着他去的。
第一次就诊，周松被诊断为轻度抑郁，“我爸妈还是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会患病。在他们眼中，我就脾气犟了点，不爱说话、性格孤僻了一点，其他的和正常的孩子也没有区别。”第一学期寒假回家，周松的生活很不规律，成天打游戏，不愿出门，同学聚会也没有去，但他妈妈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这样的情况很普遍，有一对母女曾一起参加渡过亲子营，直至女儿休学，母亲都以为是“青春逆反心理”，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女儿手上有小刀划过的10道伤疤。她说“我试着在我手上用小刀划一道，但做不到……我真的意识到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
第二学期回到学校，周松的状态更差。他过上了半夜3点睡觉，下午3点起床，一天只吃一顿饭的生活。2017年4月初，接到了辅导员的电话，周松的父母终于在周末赶到，陪同他再次到专科医院就诊，这一次，他被诊断为重度抑郁。
一个PHQ-9量表，筛查准确吗？
周松的确诊经历是抑郁症在中国低知晓率和就诊率的缩影。虽然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然而从初中出现躯体症状，直到大学筛查出心理问题，中间有5年时间，没有人意识到周松异于常人的表现是因为一种心理疾病。
国家卫健委9月11日发布的《工作方案》中，确定了试点地区到2022年的工作目标，包括公众对抑郁症防治知识知晓率达80%，抑郁症就诊率提升50%、治疗率提高30%等。
精神专科领域的专家们认为，筛查作为一个起点，说明了国家的医疗卫生资源将对抑郁症群体有所倾斜，让周松这样的抑郁症患者早诊断早治疗，这是好事。
“如果工作方案启动，可以说是全国最大规模的抑郁症筛查，选的三个人群，也是抑郁症最高发的人群。”精神专科医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副院长吕伟告诉八点健闻。
抑郁症康复者、“渡过”创办人张进支持这个方案。不过，他也提出: 要做好这个好事，需要考虑更多方面的因素，并确定相应预案。
首先就是如何保证筛查的准确性。
《工作方案》中开展抑郁症筛查使用PHQ-9量表，也就是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是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 4 版) 》的抑郁症为标准编制成的九条目自评工具，长度只有其它抑郁筛查工具的一半。
PHQ-9量表，评分规则：0-4分 没有抑郁；5-9分 轻度抑郁；10-14分 中度抑郁；15-19分 中重度抑郁；20-27分 重度抑郁。来源：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微信公众号
“筛查不同于诊断，要求敏感度高、特异度低，而PHQ-9量表的信效度经过了一些研究的证实。”姚贵忠说，“最重要的的是，PHO-9能够满足筛查快速、方便，容易落地的要求。”
而张进则提出，“测试者的情绪状态是不稳定的，不同的时候做同一个量表，答案会有很大差异；甚至，极而言之，如果测试者事先研究过这个量表，掌握了评分规律，就完全可能操纵量表测试的结果”。
原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院长、著名精神病学专家姚贵忠向八点健闻解释，“抑郁症作为一个病耻感很重的疾病，如果是强制性的入学体检，用PHQ-9这种自评性质的量表，无法避免夸大或者故意隐瞒的情况。”
“我不可能主动向学校泄露病情。身边同学、老师知道了，会怎么对待我？类似的各种心理测评学校已经让做过很多次，每一次我都填得无比健康阳光。如果是抽血，脑电波检查，我无能为力。如果是量表，我绝不会说真话。医疗条件依然落后，家长依然不理解，又能怎么样呢？”一位“渡过”群里的的学生患者写道。
筛查出抑郁症，然后呢？
周松同样担心“查出来也没用啊。”这是他看到《工作方案》新闻后的第一反应。
2016年10月，筛查结果交到周松手上后，学校的辅导员督促几次，让他一定要和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联系。和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谈过后，评估结果显示，周松的潜在心理问题很严重。学校要求他必须到专科医院就诊，出具一个病情诊断证明。
因为高自*率，抑郁者患者在学校，对于老师来说，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风险因素。“教师群体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吕伟说，他在临床上就曾遇到，抑郁症学生休学后返校，学校要求必须出具一个“保证已经治好了，没有问题”的证明，但是医院没办法给出这样的证明。
现在回想起来，周松认为，到专科医院诊断为抑郁症，对他的心理有很大的影响，“我终于有了个借口，可以理所当然的在宿舍睡觉，不去上课。”周松说，确诊前，他要勉强应对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逼迫自己做出改变，竞选班级的团支书，活跃在各种社团里。确诊后，他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一个彻底逃避的借口，“不想考试，就缓考呗，大不了休学。”
辅导员和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是学校里少数知道他病情的人。虽然大学辅导员都有相关的心理课程培训，但是周松认为，他们并不真的了解抑郁症。每隔一个月，辅导员会和他谈一次话，“你最近怎么样？”“有没有好好上课？”这些问题让周松无所适从，“一个月定期来关注我一下，这种关注很例行公事，一点用也没有。”
学期末，有一次周松没去考试，辅导员打来电话，态度很不好，“就差点明着说，你赶紧退学吧，我能感觉到学校方面给了他一定的压力。”
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是周松唯一能感到一丝安慰的地方。第一学期，周松一周去一次，虽然和老师谈的并不是很深入，但是在咨询中心的按摩椅上，他睡着过好几次。第二学期，状态差的时候，他甚至主动去找过心理老师求助。
但后来，咨询中心老师换了人，第二个老师对他的情况不够重视，每周去一次变成了两周去一次，后来他直接放弃。
确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病耻感始终如影随形。2017年第一学年结束后，周松休学了。但是，休学的理由并不是抑郁症，他的妈妈认为，以抑郁症为理由休学，会写入档案，不利于后来的升学和就业。
在学校里，周松猜测，有个别老师知道自己患病的事情。在同学当中，除了室友看到他放在寝室里的抑郁症药物，其他人只是知道周松身体有些问题，并不知道具体的病因。有关系好的同学问起，周松都是打哈哈敷衍他们，在当时的校园环境下，他还做不到如实地袒露病情。
2018年秋天，在休学一年后，周松返回了大学，但是面对学业、考试、人际关系等压力，他感到更加焦虑。
姚贵忠看了《工作方案》后，最担心的就是周松这样的学生群体。“筛查结果给谁，后续学校方面谁来介入，如何保护学生群体，这些目前都不知道。”姚贵忠认为，学生被筛查出抑郁症，在学校被另眼看待，这种情况是很难避免的。
《工作方案》中只提及，“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但是，“重点关注”是什么？张进分析，如果指的是隐私保护、接纳、关爱、抚慰、辅导、治疗等措施，当然是幸事。“但是，会不会有部分学校，给‘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贴上无形的标签，在集体活动、考试资格、成绩统计等方面将他们打入另册；甚至，会不会出现把部分‘重点关注’对象劝退、排除在校园外的极端情况？”
张进认为，倘若如此，对这部分“重点关注”的人群，将是极大的不公，很有可能给他们造成二次伤害。
10月4日，“渡过”苏州营开营仪式
青少年抑郁更难治愈
2019年10月，周松接触到了抑郁症社群“渡过”。之后，从上海营，到成都营，再到厦门营，期期参加。
现在回头看来，那是他状态最差的一段时间。“渡过”发起人之一、心理咨询师邹峰记得，当时周松常常一个人走十几里路，11月份的时候，还穿着短袖短裤，因为寒冷能让他“头脑清醒一点。”
厦门营在海边举办，当时，几个心理老师都很紧张他会跳海，让邹峰跟着他。周松一个在海边的礁石上发呆的时候，邹峰就坐在他旁边，什么话也不说，待够了，两人再一起回去。
邹峰和周松接触多了以后，对他的病情的判断是“因为焦虑起病，抑郁只是附带的产物”。2017年以后，周松跑过北京、上海和老家的多个医院，但是没能真正找到病因，3年里，他吃遍了30多种抗抑郁药物，同样没有明显的效果。
邹峰一直持有一个观点，青少年往往抑郁和躁狂都不严重，主要是焦虑情绪，“成功焦虑，我年纪轻轻，如果因为生病再赶不上其他人，怎么办？”
休学，偏离了正常的人生轨道后，焦虑的情绪更加严重。当初同班的同学们都已经毕业，周松却只修了20多个学分。不久前，因为学校已经开学，他接到了辅导员的电话，按照学校的规定，只能保留6年的学籍，2022年必须离开学校，“休学还是退学，你自己决定。”
因此，邹峰认为，青少年抑郁比成年人往往更难治愈，“青少年缺乏软着陆的条件，成年人你只要通过药物把状态拉上来，他的工作能力、经验和社会关系都是现成的，可以马上投入到工作，自信心就回来了。但是青少年正好缺乏这些，即使恢复了相关能力，回到了学校，面对新的环境，现实的问题解决不了，焦虑仍在。”
“我胆怯、懦弱，让我不能面对压力，没有好好学习，没能成为我应该成为或者能够成为的样子，我怨恨自己，不能接受我自己，觉得自己很无能。”直至近日，周松自始至终认为，除了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影响，自己的性格才是患病的最主要原因。
在“渡过”一年时间，也有一些积极改变在悄悄发生。今年春节，周松在渡过的心理咨询师小美老师家住了40多天。小美老师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后来自学成为了一名拿证的心理咨询师。邹峰感觉到，周松的思路一下子转变了，不一定要拿到本科学位，以后也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做自己想做的事。
现在，周松已经是“渡过”的一名非正式工作人员，也给邹峰的一些和心理问题相关的直播项目做技术支持工作，他还找到了自己的努力方向——成立一个大学生的抑郁症社群，这一计划也得到了张进的支持。
之前，不管和哪个心理咨询老师聊天，邹峰发现，周松只会流两滴眼泪，擦干了就没有了，这是他在控制自己的表现。9月16号，在“渡过”千岛湖营的一个圆桌交流环节，说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周松的眼泪终于哗哗的流了下来。
事后，他发了一条朋友圈，“第一次在众人面前，陈述了自己一直不愿启齿的经历，重新撕裂了我内心深处不愿碰触的伤疤，逼迫我去面对，我也终于能为此放声痛哭了。”
19岁那年，周松就拿了驾照，但是他害怕坐上驾驶座，恐惧自己会控制不住，一踩油门车毁人亡。在千岛湖，周松第一次，主动要求开车。这次，从杭州到苏州，邹峰直接把车钥匙交给了他。
几个月前，周松要求父母给他在嘉兴买了套房子，除了希望能给自己一点安全感，在圆桌交流会上，他坦露了自己的买房的另一个小心思，“我随时都可能离开这个世界，浙江这边的房子是只涨不跌的，我想我要走了，还能给爸妈留点遗产。”
在场的父母们听到，都纷纷抹眼泪，邹峰却被他说的又感动又好笑，“没想到，他想得这么多。也很高兴，他能把这些说出来。”
附注：
中国的抑郁症知晓率、就诊率和治疗率虽然没有官方数据，但一些文献数据表明，抑郁症的就诊率不到10%。
和就诊率低相对的，是患病率逐年升高。此前学界曾有预估：到2020年左右，抑郁症将成为我国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第二大疾病负担（由于疾病、残疾和过早死亡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以及为了防治疾病而消耗的卫生经济资源）。
根据2019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等在《柳叶刀-精神病学》发表的中国首次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中国成人精神障碍（不含老年期痴呆）终生患病率为16.57%。其中，焦虑障碍患病率最高，终生患病率为7.57%。抑郁症终生患病率为7.37%，排名第二。
这一项调查于2012年立项，由卫健委和科技部共同资助。
对于大中学生，虽然没有权威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但患病率逐年走高已是业内共识。国家卫健委曾引用过一个数据，中国17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八点健闻
朱雪琦|撰稿
王吉陆|责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