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如何培育良好的人际关系
一位医生正在对病人进行精神治疗。医生坐在一把木椅上，表情严肃。他的病人垂头丧气地陷在皮沙发里，因为一个打击而萎靡不振。他们的情绪截然不同。
这位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忽然出现了一个失误，他没能正确理解病人的一句话。于是他道歉说：“对不起。”
“不……”病人回答道。
但是医生打断了她，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说。
那个病人想插话，可是根本没有机会。
好不容易等医生停了下来，那个病人就开始抱怨这些年来她不得不一直忍受她妈妈的专制。当然这番话也是在间接地批评医生刚才的行为。
就这样，治疗双方的步调根本就不一致。
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次精神治疗吧，这次治疗双方的关系非常和谐、融洽。
这个病人告诉医生，他前一天向与他交往了很长时间的女朋友——现在的未婚妻求婚了。以前他有婚姻恐惧症，为了帮助他鼓起结婚的勇气，医生已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帮他分析、克服这种恐惧。现在他终于迈出了这一步，他们都充满了成就感，感到欢欣鼓舞。
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此和谐，以至连姿势和动作都很相像，就像预先安排好的一样。比如，当医生活动脚的时候，病人也会做同样的动作。
这两次治疗过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被录了下来。在医生和病人中间，有两个像音箱一样的方形铁盒子，它伸出两条金属线，用金属夹夹住医生和病人的手指尖。
在他们讲话的时候，一系列反映他们生理细微变化的数据就会通过金属线传到仪器里。
其实，这两次治疗都是一项研究的组成部分，该研究的目的是揭示日常人际交往中的生理活动。[1]两次治疗录像记录的数据呈波浪形曲线，一条代表病人，一条代表医生。这些曲线反映了他们各自情绪的波动。
在双方关系不那么和谐的第一次治疗中，他们的情绪曲线像两只受惊的小鸟，各自忽上忽下，没有任何的交叉。
但是在第二次双方关系融洽的治疗中，两条曲线就像结队飞翔的小鸟，舞出和谐一致的旋律。曲线还显示，当两人都很开心时，他们的生理曲线也是一致的。
在人际交往中，大脑活动是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的，因而对治疗过程进行录像并定量分析正是研究它的有效方法。尽管对生理反应的研究并不等同于大脑研究，但是我们可以据此反推在人际交往过程的不同阶段到底是哪一部分大脑区域在进行怎样的活动。
和谐人际关系的三大要素
我记得数年前我也曾有过这样融洽和谐的经历，那是我在哈佛大学读心理学研究生时，在统计学老师罗伯特·罗森塔尔教授的办公室里。鲍勃（大家对他的昵称）是全系最受欢迎的教授。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去办公室找他、为什么去找他，也不管我们去的时候有多焦急，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自己找到了知音，心情也会神奇地好起来。
鲍勃具有提升他人情绪的才能，他擅长传播沉稳的情绪。这并不奇怪，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非语言因素正是他的研究课题。数年后，他和同事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揭示了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良方。[2]
和谐的关系存在于人们之间。在交流中，如果我们感到愉快、顺畅、全神贯注，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和谐。但是和谐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这些短暂的愉快瞬间。当人际关系和谐的时候，人们会更有创造性，而且能更快地做出决策。[3]
和谐的人际关系使人感觉良好，产生和谐的力量。它使人们感受到彼此的热情、理解和真诚。这些相互间友善的情感加强了彼此间的纽带，尽管有时可能很短暂。
罗森塔尔教授发现，和谐的人际关系必须具备三个因素：彼此的关注、共同的积极情绪和一致性或同步性。这三个因素共同催生了和谐关系。[4]
彼此的关注是第一个基本要素。当两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方的语言和行为上时，他们就产生了共同的兴趣，从而达到知觉一致。这种双向的注意力是产生共同情感的前提。
和谐人际关系的指示器之一就是同理心，也就是交际双方能够体会彼此的感受。鲍勃和我们谈话时就是这样，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听我们诉说。这就是轻松的交往和完全和谐之间的区别。在轻松的交往中，我们会感到惬意，但是并不会认为对方能够切实体会到我们的感受。
罗森塔尔教授曾经讲述过一个实验。在实验中，志愿者被分成两人一组，每...
仅有关注是不够的。营造和谐人际关系的第二个要素是共同的积极情绪，它主要是由语调和面部表情引起的。对于营造积极情绪，交流中传达的非语言信息比语言本身更有效。在一项实验中，管理人员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一些志愿者，但是声音和表情都非常热情。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人虽然受到了批评，但他们仍然觉得整个交流过程非常愉快。[6]
一致性或者同步性是罗森塔尔教授和谐人际关系理论的第三个要素。一致性大多是通过微妙的非语言途径，比如交流的节奏和身体的动作来体现的。处于和谐关系中的人们心情愉快，畅所欲言。他们的反应自然而迅速，他们的对话就像是事先编排好的一样。他们会四目相视，拉近椅子，甚至鼻子间的距离都会比通常交往时要近。即使中间出现一两秒的沉默，他们也不会感觉尴尬。
如果缺乏一致性，那么交往中的人们就会感觉不舒服，可能会出现不合时宜的回答或者尴尬的冷场。人们可能会烦躁不安或者沉默冷淡。这些不协调会破坏和谐的人际关系。
人际交往成功的秘诀：要与别人情绪一致
当地一家餐馆有位女服务员，大家都喜欢让她来服务。她有种神奇的能力，可以与顾客的情绪和节奏形成默契。
如果有愁眉苦脸的顾客坐在角落里喝闷酒，她会非常安静，不去打扰。但是如果有一群同事说说笑笑，开心地吃午餐，她就会变得非常热情、外向。如果碰到带着小孩的年轻妈妈，她会马上变得非常活泼，对这些好动的孩子做鬼脸或者给他们讲笑话。因此，她得到的小费总是最多。[7]
这个能够感知他人情绪的女服务员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与他人情绪一致会取得人际交往的成功。在交流中，双方下意识的动作和习惯越是一致，交流的效果就会越好，他们彼此的印象也会越好。
这种一致性的微妙力量在一系列实验中得到了验证。纽约大学的一些大学生自愿参加了这个实验，他们以为这是对一个新型心理测试的评估。在实验中，一个学生会和另外一个学生——研究者的助手坐在一起，对一系列照片进行评价。[8]研究者要求助手在看照片的过程中偶尔微笑、晃晃腿或者摸摸脸。
不管助手做什么动作，志愿者们往往都会模仿。如果助手摸自己的脸，志愿者也会摸自己的脸；如果助手微笑，志愿者也会微笑。但是研究者们在仔细询问后发现，这些志愿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模仿了别人的微笑或者晃腿，而且他们也根本没有注意到实验助手故意做出的这些动作。
这项实验要求另外一组实验助手故意模仿他们交流对象的动作和手势，但是结果显示对方并不怎么欣赏他们。只有当模仿是自发的、下意识进行的时候，才会有好的效果。[9]和一般畅销书上写的相反，有意和他人保持一致，比如模仿他们的手势、姿势等，并不能使关系变得和谐。这种机械的、伪装出来的一致没有什么效果。
社会心理学家们已经多次证实，交流双方自然的举动越是一致，比如语速接近，他们的关系就会越和谐。[10]如果你从远处观察两个人的交谈，但是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你就能更好地观察他们的非语言交流，比如协调的身体动作、流畅的话轮转换，还有默契的眼神交流等。[11]表演系老师经常会让学生在看电影的时候把声音关掉，以便更好地观察这种非语言交流。
科学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肉眼看不见的现象，比如当一个人说话时，他的交流对象的呼吸正好与他互补。[12]在一项实验中，交谈双方都佩戴了可以监测他们呼吸节奏的传感器。结果显示，他们的呼吸节奏大体一致，说话者呼气的时候聆听者可能在吸气，或者他们同时呼气。
如果交流双方关系较为密切，这种呼吸节奏的一致性就会更强。当亲密的朋友开怀大笑的时候，这种一致性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会同时发出笑声，而且在笑的时候，他们的呼吸节奏极为一致。
在面对面的人际交流中，一致性充当着社交缓冲器的角色。如果交流双方动作协调的话，那么一次本来可能非常尴尬的谈话也会变得较为顺畅。这种协调的交流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插曲，比如话语停顿、插话或者双方同时说话等，但这并不影响整体的一致。即使交谈中出现争吵或者沉默，身体的协调会使人感觉交流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这种一致是交流双方之间达成的默契。
如果缺少这种身体的一致，那么对话中的语言必须更加顺畅，交流才能显得和谐。比如，通过电话或者对讲机交流时，交流双方无法面对面，这时他们的语言和话轮转换就要比面对面时更流畅才行。
即使只有姿势的匹配，也能对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起到重要作用。比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们记录了课堂上同学们的姿势变化。结果发现，学生和老师的姿势越相近，他们的心情就越舒畅，上课时的注意力就越集中。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姿势是否匹配来迅速了解课堂气氛。[13]
一致性会带来生理上的愉悦，而且交流者人数越多，愉悦感就越强烈。比如，观众们一起欣赏舞蹈或者随着音乐一起晃动身体都是群体协调性在审美方面的表现。再比如，在体育馆中观看比赛时，观众们挥舞着双臂形成的人浪也同样是这种愉悦感的表现。
这样的共鸣似乎是内置于人体神经系统的。比如，胎儿还在子宫里时，他们运动的节奏虽然不受其他声音的影响，但是和外界人们说话的节奏保持一致。当婴儿长到一岁的时候，他们会根据母亲说话的节奏来调整自己的语速。无论是婴儿和母亲之间，还是第一次见面的两个陌生人之间，这样的一致性都传达着同一个信息：“我在听着呢，请继续说吧。”
这样的信息使交流双方愿意继续他们的谈话。当两个人的交谈快要结束时，他们的一致性就消失了，这就暗示他们该说再见了。如果两个人的交流一开始就不协调，比如他们不断打断对方，或者话不投机，那么彼此都会产生不自在的感觉。
每一次对话都是通过两个层次——大路神经系统和小路神经系统来进行的。大路神经系统负责理性思维、选词和意思表达。小路神经系统则负责语言之外的交流，由直觉来控制。语言之外的情感因素比语言本身更能促进交流的顺利进行。
其实这种潜在的联系并不神秘。我们经常通过自然的面部表情、手势、目光等来表达我们的感觉。此时，我们是在进行无声的交流，这些表情、手势和目光正是我们内在思想的外在表现，它们使交流对象能够了解我们的感受，并相应调整自己的状态。
在任何一次交往中，我们都能发现这样的情感共鸣，比如同样上扬的眉毛、快速的手势、飞速闪过的面部表情、语速的迅速调整和目光的变化等。这样的协调性使我们能够顺利交流。如果协调性强的话，就会产生和谐的人际关系。
交流双方的情绪越协调，他们的感觉也就越和谐。协调可以达到情绪上的一致。比如，随着婴儿和母亲的情绪从低潮达到高潮，他们分享的快乐也在逐渐变得强烈。即使是婴儿也可以产生共鸣，这表明大脑中存在某个潜在通道，它自然地产生了这种协调。
日常交流如何做到协调一致
“你知道我为什么总是讲不好笑话吗？”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总是掌握不好时间。”
杰出的喜剧演员似乎根本不会刻意地注意节奏，他们这种控制时间的本领使得他们的表演引人入胜。就像音乐家看乐谱一样，喜剧大师知道在抖出笑料之前需要停顿多久，也清楚什么时候应该打断别人的话，就像在上面对话中说的一样。在讲笑话时，掌握好说话的时机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大自然也钟爱和谐的节奏。大自然中随处都有和谐的例子，比如一个自然过程会和其他的自然过程发生共振。例如，如果两组波的频率和波长都相同的话，当振动步调一致时，波的振动就会加强；而当步调相反时，波就会减弱。
在自然界中，从海浪到心跳，一切事物都是有节奏的。在人际交往中，我们的情绪也是有节奏的。当一个人充当情感给予者的角色，使我们心情愉悦时，他传递了善意的信息，而当我们使他人心情愉悦时，我们又把这种善意的信息传递给了他人。
谈到这种节奏的协调，欣赏交响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演奏交响乐时，所有的演奏者似乎都沉醉在音乐中，随着音乐的节奏一起摇摆。这种协调是我们看得到的，还有一种协调是观众们看不到的，那就是演奏者们思想的一致。
在演奏过程中，如果我们可以观察到其中两个人神经系统的活动，那么它们肯定是非常一致的。比如，当两个大提琴手在演奏同一首曲目时，他们右脑神经细胞的活动就十分相似，甚至比他们自己大脑中左右半球神经细胞的活动更为相似。[14]
当人们处于上述和谐状态时，那就是神经学家们所谓的“振荡器”在起作用。“振荡器”是负责“校对时间”的神经系统，它不断调整神经细胞的活动，使之与外来信号的频率达到一致。[15]这种外来信号可以是很简单的，比如一个朋友洗完盘子后递给你的速度；也可以是很复杂的，比如精心设计的双人芭蕾舞动作等。
虽然我们对这种日常交流中的协调性习以为常，但是科学家们并非如此，他们经过研究后提出了精妙的数学模型，以对数系统来解释这种协调性的机制。[16]它适用于我们与外界交流的所有情况，不管我们是在与他人交流、拦截高速运行的足球，还是以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把棒球投出去的时候。
即使是最简单直白的交流，它的节奏性和协调性也像爵士乐一样复杂。
想象一下我们保持协调的方式吧。[17]当两个人全神贯注谈话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动作与他们话语的速度和内容是一致的。对交流双方谈话的分析表明，他们的身体动作会不时点缀在谈话的节奏中，头和手的动作也与谈话中的重音和犹豫处相对应。[18]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身体动作与语言的一致性是瞬间发生的。当我们与别人交谈时，这种一致性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大脑根本察觉不到这种复杂的行为。身体就像大脑所控制的木偶一样，大脑里的计时器反应极快，它在几毫秒甚至几微秒中做出反应。而我们有意识地处理信息时，至少要花几秒钟。
尽管我们意识不到，但我们的身体总是随着我们交流对象的变化来调整自己，以便与他人达到一致。[19]你可能会注意到，当你在路上遇到一个人并和他一起走时，在开始的几分钟内，你们两个人的手和腿都会做出调整，以达到协调一致。这种情况就像两个原本自由的钟摆现在以同样的节奏摇摆一样。
人际交往的原型
一个母亲抱着她的婴儿，想要深情地亲吻他。看到母亲撅起嘴，婴儿也把嘴唇向前伸，但是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母亲微微一笑，婴儿也跟着张开双唇，微笑起来。这时母亲和婴儿都在微笑。
随即，婴儿的笑容像花儿般盛开在脸上，他不停地摇头晃脑，开心得不得了。
这个过程用了不到三秒钟。虽然整个过程动作和表情不多，但毫无疑问他们沟通了感情。这种最简单的交流叫作“原对话”，它是所有人际交往的原型，是最基本的沟通形式。
通过对上面原对话中母子两人身上的振荡器进行分析，人们发现，他们互动的开始、结束和停顿的时间都是一致的。[20]
这些“交谈”都是非语言性的，其中出现的语言只相当于背景音乐。[21]在原对话中，我们通过目光、触摸和语气与孩子进行交流。信息是通过微笑和咿咿呀呀的话语，特别是“母性语言”——孩子学说话时母亲们使用的语言——来传递的。
不管母亲们说的是汉语、乌尔都语还是英语，她们的母性语言都像唱歌一样，抑扬顿挫，韵律优美。母性语言听起来十分亲切、有趣。母性语言的声调非常高（准确来说，大约300赫兹），尖细抑扬。
在说母性语言的时候，母亲经常会有节奏地拍打或抚摩孩子，还会随着话语和拍打的节奏摇头晃脑。于是孩子也微笑着回应母亲，挥舞着小手，嘴里咿咿呀呀地说着什么。孩子对母亲做出回应的时间很短，只有几秒钟，甚至几微秒，然后他们就达到同样的状态，而且通常是愉快的状态。母亲和孩子就像在表演二重奏一样，呼吸相同或者互补，心率都在每分钟90下左右。
通过科学观察得出这样的结果并不容易，爱丁堡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克洛因·特里沃森和其他许多发展心理学家一样，认真观看了无数母子交流的录像带，经过枯燥的分析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特里沃森也因此成为世界知名的原对话专家。就像他说的那样，原对话的双方“寻找心跳的和谐，合奏出悦耳的音乐”。[22]
当然，他们不只合奏出悦耳的音乐，还在对音乐的主旋律——情感进行交流。母亲的爱抚和声音使孩子感受到浓浓的爱意和安全感，也因此产生了一种特里沃森所说的“亲密的、无须语言表达的和谐关系”。
这种信息的交换在母子间形成了一个交流通道。由此通道我们可以使孩子快乐兴奋、平静安详或者心烦意乱、啼哭不止。在快乐的原对话中，母亲和孩子关系和谐，心情舒畅。但是，如果在交流中母亲或者孩子有一方没能领会对方的意思，那么结果就会大大不同了。比如，如果母亲对孩子的表情关注不够，或者情绪不热烈，孩子也会表现冷淡。如果母亲没有掌握好节奏，孩子就会感觉迷惑，然后变得沮丧。反过来，如果孩子没有对妈妈的表情做出适当的反应，母亲也会感到不安。
上面的研究对我们很有启发。原对话是孩子们学习如何与人交往的第一课。在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协调时，就学会了如何与他人达到情绪上的一致。原对话保留了最基本的交流形式，在我们与他人交流时悄悄地发挥着作用。这种小时候学到的本领将伴随我们终生，指导我们如何与人交往。
情感是我们儿时原对话的主题，也是成人沟通的基础。这种无声的交流是所有交往的基础，也是每次交流隐藏的主题。
[1]On the study of psychotherapy, see Stuart Ablon and Carl Marci, “Psychotherapy Process: The Missing Lin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0 (2004), pp. 664–68; Carl Marci et al., “Physiologic Evidence for the Interpersonal Role of Laughter During Psychotherapy,”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92 (2004), pp. 689–95.
[2]For the ingredients of rapport, see Linda Tickle-Degnan and Robert Rosenthal, “The Nature of Rapport and Its Nonverbal Correlates,” Psychological Inquiry1, no. 4 (1990), pp. 285–93.
[3]Frank J. Bernieri and John S. Gillis, “Judging Rapport,” in Judith A. Hall and Frank J. Bernieri,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Theory and Measurement (Mahwah, N.J.: Erlbaum, 2001).
[4]For rapport to bloom, full attention, positive feelings, and synchrony must arise in tandem. A boxing bout involves close physical coordination without positivity. Likewise, a marital tiff involves mutual attention and a bit of coordination devoid of affection. The combination of mutual attention and coordination devoid of positive feeling is typical of strangers walking toward each other on a crowded sidewalk: they can brush past without colliding while taking no interest in each other.
[5]On wincing and eye contact, see J. B. Bavelas et al., “I Show How You Feel: Motor Mimicry as a Communicative Act,”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50 (1986), pp. 322–29. Likewise, to the degree that mutual focus becomes a joint absorption— as in an engrossing conversation—the entry of a third person will break the conversational spell.
[6]On negative feedback with positive expression, see Michael J. Newcombe and Neal M. Ashkanasy, “The Code of Affect and Affective Congruence in Perceptions of Leaders: An Experimental Study,” Leadership Quarterly 13 (2002), pp. 601–04.
[7]Systematic studies of tipping find that the biggest tips for what customers perceive as better service come in the evening. In one study, the best-tipped waitress earned an average of 17 percent of the bill, while the lowest earned 12 percent. Averaged over a year, that would amount to a substantial difference in income. See Michael Lynn and Tony Simons, “Predictors of Male and Female Servers’ Average Tip Earning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0 (2000), pp. 241–52.
[8]On matching and rapport, see Tanya Chartrand and John Bargh, “The Chameleon Effect: The Perception-Behavior Link and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 (1999), pp. 893–910.
[9]On faking mimicry, the study was done by a student of Frank Bernieri and was reported in Mark Greer, “The Science of Savoir Faire,” Monitor on Psychology, January 2005.
[10]On moving in synch, see Frank Bernieri and Robert Rosenthal, “Interpersonal Coordination: Behavior Matching and Interactional Synchrony,” in Robert Feldman and Bernard Rimé, Fundamentals of Nonverbal Behavi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While strangers, even on a first meeting, can manage suitable nonverbal coordination, getting in synch heightens with familiarity. Old friends most readily fall into a smooth nonverbal duet, in part because they know each other well enough to adapt to personal quirks that might throw others off.
[12]On breathing during conversation, see David McFarland, “Respiratory Markers of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44 (2001), pp. 128–45.
[13]On teacher-student rapport, see M. LaFrance, “Nonverbal Synchrony and Rapport: Analysis by Cross-lag Panel Techniqu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2 (1979), pp. 66–70; M. LaFrance and M. Broadbent, “Group Rapport: Posture Sharing as a Nonverbal Behavior,” in Martha Davis, ed., Interaction Rhythms (New York: Human Sciences Press, 1982). The workings of this choreography can sometimes be counterintuitive; rapport actually feels stronger in a face-to-face interaction when the mimicking looks as it does in a mirror—that is, when person A lifts a right arm in response to person B lifting his left.
[14]On the musicians’ brains in synchrony: E. Roy Joh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15]On adaptive oscillators, see R. Port and T. Van Gelder, Mind as Motion: Explorations in the Dynamics of Cogni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16]On models for synchrony, see D. N. Lee, “Guiding Movements by Coupling Taus,” Ecological Psychology 10 (1998), pp. 221–50.
[17]For an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see Bernieri and Rosenthal, “Interpersonal Coordination.”
[18]This movement-to-speech synchrony can be extraordinarily subtle. For example, it is more likely to occur early in “phonemic clauses,” the natural chunks of a sequence of syllables that are held together as a single unit of pitch, rhythm, and loudness. (A speaker’s words fall into chains of such clauses, each ending with a barely perceptible slowing of speech before the next one begins.) See ibid.
[19]On limb-to-limb synchrony, see Richard Schmidt, “Effects of Visual and Verbal Interaction on Unintended Interpersonal Coordin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31 (2005), pp. 62–79.
[20]Joseph Jaffe et al., “Rhythms of Dialogue in Infancy,”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66, ser. no. 264 (2001). At around four months babies shift their interest from someone’s actions that are perfectly timed to their own to actions that are coordinated but imperfectly timed with theirs—an indication that their inner oscillators are becoming able to better synchronize with the timing. See G. Gergely and J. S. Watson, “Early SociolEmotional Development: Contingency Perception and the Social Feedback Model,” in Philippe Rochat, ed., Early Social Cogni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1999).
[21]On mother-infant interaction, see Beatrice Beebe and Frank M. Lachmann, “Represent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in Infancy: Three Principles of Salience,”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11 (1994), pp. 127–66.
[22]Colwyn Trevarthen, “The Self Born in Intersubjectivity: The Psychology of Infant Communicating,” in Ulric Neisser, ed., The Perceived Self: Ecological and Interpersonal Sources of Self-knowle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2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