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少年”郑宗龙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云门舞集的艺术总监。
2017年底，云门舞集创始人、艺术总监林怀民发布退休规划，宣布将于2019年底退休，由郑宗龙接任艺术总监一职。
舞蹈圈的注意力迅速转到这位后进之秀上，未来的云门将如何运作，他又将把云门带到怎样的高度？外界人声鼎沸，热议四起，郑宗龙却没有精力细想这些。
他今年的重头戏之一，是做好《十三声》10月、11月在大陆的六站巡演，从北京、上海、广州到厦门、长沙、宁波。舞蹈受台湾国际艺术节委约创作，自2016年首演，备受瞩目。
5月底，《十三声》在澳门艺术节公演，和两年前相比，又有了很大不同。
演出第二天上午，澎湃新闻记者见到了郑宗龙。头发盘成一个小鬏，顶着一双疲倦的红眼，郑宗龙一身素色装扮现身，连喝了三杯黑咖啡醒神。前一晚，想到作品还可以做哪些调整，他辗转反侧到四点，兴奋到睡不着。
“换一个时间再看，你会觉得千疮百孔，一直想要改。”郑宗龙并不掩饰修改和再创作的*。在他的意识里，这部作品还在生长，并没有完全定型，“等我想通，等我知道什么是放下，我会放手。快了，再给我一点时间。”
《十三声》 摄影 刘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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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声”是郑宗龙的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传奇人物。
1960年代的万华（旧名艋舺），每当这位街头艺人现身，街坊邻里莫不奔走相告。他一人分饰多角，幼声老嗓，忽男忽女，说书演戏唱歌敲锣卖膏药，样样精通。只要他一出现，街坊邻居便会高喊：“十三声，十三声来了！”所到之处万人空巷。
郑宗龙在万华长大，从小跟着父亲摆摊卖拖鞋。街头是最好的教室，他学着大人手舞足蹈地叫卖，看街坊邻居嬉闹，看暗夜霓虹闪烁，一幕幕生猛的市景始终在他的记忆里*动。
“十三声”的故事触动了他，就像一根引线，把郑宗龙的童年记忆呼唤了出来。
乞丐、游民、妓女、黑道遍布，妈祖的轿子绕境而过，信徒会趴在地上给她让道，早年的万华鱼龙混杂，“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在地上爬，有人在旁边撒尿，这些全都混在同一条街上，同时发生着。”
郑宗龙记得，万华走两三步就一个庙宇，神明的生日是大日子，所有庙宇都在办演出，汉子们打着赤膊，汗流浃背，用荧光布景搭台。创作《十三声》，他和服装设计、灯光设计商量，有什么办法可以呈现荧光的感觉，在色彩上做出艋舺的味道。
设计师最终用彩笔画出彩色舞衣，再将UV灯打到舞衣上，营造出荧光色。一条橘红相间的巨大锦鲤被投影打在幕布上，四处游移——不管是万华最大的庙宇龙山寺，还是万华有钱人家的池塘，锦鲤都是不可少的吉祥物。这些五光十色，都是艋舺的味道。
《十三声》讲的是过去的人、过去的事，舞者太年轻，没有这样的记忆和生活经验，郑宗龙就带他们去万华扫街，看一看当地人生活的样子，闻一闻街头的气息。
甚至，他让他们看侯孝贤早年的电影，《恋恋风尘》《风柜来的人》《悲情城市》……在底层人物身上寻找相似的野蛮气味。
钮承泽的《艋舺》取材于艋舺，郑宗龙却没建议他们看。这部电影太过美化，不是他记忆中艋舺的样子。侯孝贤的电影不事雕琢，没有太多编排和经营，让郑宗龙觉得真实。
侯孝贤的御用音乐人林强被邀来配乐。电吉他弹出底层人听惯的那卡西，高亢的唢呐妖气重生，这是华灯初上的艋舺。女舞者唱满州小调，男舞者唱咒，这是熟悉可亲却又叫不太出名字的祖传歌谣。
“十三声”幼声老嗓，忽男忽女，11位舞者11个样子，每一位都代表了“十三声”的某一个面向。
他们在台上舞出各种失序、佝偻、诡谲、荒诞的动作，在剧场鬼才蔡柏璋的声音指导下，运用喉咙的肌肉，诡笑、嚎叫、异声、怪调，如烟火齐发，能量尽出，毫无保留。
这样的舞，郑宗龙承认，一开始曾让他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羞耻”情绪，而羞耻感来自于庶民肢体与精致芭蕾的反差。
郑宗龙被芭蕾的线条美熏陶着成长，“芭蕾强调挺胸、延展，要有贵族风，那才叫漂亮。但我要找的那些人的形态和动作，不是对称的、不是优雅的、不是高挺的。他们佝偻驼背，样貌奇奇怪怪，让我编舞的过程很挣扎。”
强制忘掉丑和美后，郑宗龙从草根底层出发，最终让庶民的旋律与肢体转换出别样的生命力。
万华街头的活力和人生百态，是郑宗龙的生命底色，也是他最旺盛的创作泉源，《十三声》是他第一次回到生长的地方，以它为题材具象创作。将来的作品是继续往前回溯，还是迈向未来？42岁的郑宗龙还没清楚答案，“我还想探索更多，也许是面，也许是线。”
《十三声》 摄影 刘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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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宗龙对年少时的自己的定义，不是乖孩子，也不是坏孩子，而是不安定的孩子。
他8岁学舞，纯粹是因为太过好动，走到哪都闯祸。跟妈妈去剪头发，一把刀片在手，他不留神就能割下一段手指肉，走在路上，一整片落地窗也能被他撞碎，弄得全身都是伤。
“我是一个让母亲提心吊胆的孩子，完全不受控，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母亲把我丢去学跳舞。”
芭蕾舞、现代舞、蒙古舞、新疆舞，郑宗龙小时候什么都学，白天把力气花光，晚上回家瘫倒在地，再也没力气折腾。
父母是开拖鞋工厂的，从小，郑宗龙就要和姐姐、弟弟到街边贩卖拖鞋。他会想尽各种办法叫卖，用声音吸引路人注意摊位，因为不允许摆摊，警察一来，他拎起一袋拖鞋就要拼命跑。
上了国中，郑宗龙开始吸烟、打架，一度沦为“失足少年”，每周末都要去法院报到，与打架斗殴的青年、偷钱的未婚妈妈、摩托车盗窃犯等形形色色的“怪人”为邻。
高中，郑宗龙念的华冈艺校，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学校出过不少名人，比如大小s。在《康熙来了》，小s公开表示自己曾是郑宗龙的迷妹，“他就是很高挑，长得又帅气，只是觉得很喜欢他这个人。”
“我国中、高中都很荒唐，没有念书，每天晃来晃去，骑着改装摩托车到处跑，和人称兄道弟，欺负弱小，加入小帮派。”郑宗龙不讳言，少时的自己就是一个“不良少年”。
大学，郑宗龙原本想考台北艺术大学，却因文化课差三分落榜，痛哭一场后，转而入读台湾艺术大学舞蹈系夜间部。
白天，他忙着帮父亲送货，夜晚再换上芭蕾舞鞋和紧身衣，在教室里听着钢琴声跳舞。在他的记忆里，这两年是混乱的、冲突的、不开心的。
“有一次演出，罗曼菲（云门2前艺术总监）在台下看到我跳舞，问你怎么没考台北艺术大学？我说我考了，但落选了。她说你可以考插班，隔年我就去了，转到了台北艺术大学。”
资质好，学什么都快，反而让郑宗龙对舞蹈珍惜不起来。他下了课就去网吧打游戏，打完通宵，早上六点再去学校练太极导引。那时，他的梦想是开一间高级网吧，脑子里连画面都搭好了。
不想念书，不想玩电动，不知道为什么要继续跳舞，大四这一年，迷茫中的郑宗龙选择休学当兵。
当兵站哨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郑宗龙常觉腰背酸痛。假期去照X光，才发现支撑脊椎的椎弓裂了，医生给他两条路：开刀，用钉子把椎弓锁起来；不开刀，椎弓万一哪天滑脱，极易导致瘫痪。
郑宗龙挣扎了很久，决定开刀。医生挖了他骨盆的骨头补缝，再在脊椎旁打了两个钢钉。穿着铁衣，郑宗龙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年。回想起来，他将脊椎问题归结于年轻时的透支——跳舞前不注意暖身，跳完又不注意收功，怎么开心怎么来，而人的肉身实在太脆弱了。
躺在床上那两年，郑宗龙想得最多的是将来要做什么。
台北艺术大学学制五年，父母和好友建议他把最后一年念完，舞跳不了怎么办？郑宗龙编了三支舞，顺利转进了编舞系。编舞时，他尝试着慢慢动作，发现身体好像还行，腰伤没有影响太多，毕业就考了云门。
郑宗龙不知道，进了云门，他的煎熬才真正开始。
少年郑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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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宗龙是在2002年进的云门。
他还记得自己进团第一堂课是站桩（半蹲），一站就是一个半小时。云门的练功房在铁皮屋里，他的汗就像雨一样掉，脚下很快就湿了一大片。
云门那时候蜗在台北八里的一座山坡上，郑宗龙连上山都很困难，爬一阵就会腿软。跳完舞，其他人隔天都没事，郑宗龙连着两年，每周一、三、五都去看中医，周末还要做复健。
“大家在休息看电影，我在医院拔罐、针灸、贴药、吃中药。这样日积月累，我发现我没办法了，我需要很多休息。”
四年后，郑宗龙不得不退团。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真正爱上了舞蹈，牵筋动骨。离团那天，郑宗龙躲在排练场哭了一个下午。
回想起这一段，郑宗龙鼻子一酸，眼里蓄泪，语调也哽咽起来。他说自己纯粹是想到了分离，“任何分离都是难受的，那时候我和舞蹈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郑宗龙没抱怨，也没后悔年轻时不懂事把身体搞垮了。他是不太后悔的人，过去了就过去了。
跳不了舞，又不想回去继承家业，郑宗龙在外面租了一个小房子，月租八千新台币，靠商业演出为生。
每晚，他都和好友在社区大楼的健身房里编舞，一个月只要接一单就能生活一个多月。也有碰钉子的时候，遇到演出商刁难，可能连车马费都拿不到就被打发走了。最穷的时候，身上只剩不到一百块新台币。
林怀民知道郑宗龙想编舞，又没钱，干脆邀他当司机，随时把这位后生带在身边。
郑宗龙跟着林怀民看演出，看着他每天开会、改稿、接电话、和人聊天的模样，从早忙到晚，滚动个不停，“原来他是这样生活的。”
当司机那一两年，郑宗龙发现，这才是修行的开始。最让他受触动的是林怀民的家，没有任何多余的修饰，三面墙都是书和CD，“我好像看到了宝藏，很想知道书里都藏了什么。”
林怀民对古典音乐有很深的钻研，笑侃巴赫在家里住了二十多年。几乎是一夜之间，郑宗龙决定放掉张学友、周杰伦，改听莫扎特、贝多芬。
“突然在一个瞬间就把以往的人生否定掉了。”郑宗龙渐渐明白，编舞不能只靠天赋，还要有丰厚的积累支撑，对美术、音乐、舞蹈、历史有种种了解，“我只是觉得我好像空空的、疯疯的，只是一个会玩的大男孩，墙上那些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想要吸收。”
如果林怀民没拉一把，郑宗龙感慨，他的人生可能会完全不一样，“我可能会沉沦苦海，或者变成一个专门接演唱会的导演，但我心里还是有创作的*，想抒发。”
舞蹈之路上，云门两位艺术总监都向郑宗龙伸出过援手，然而两人对他的影响完全不同，“林老师是严师，不能开玩笑的，曼菲老师是温暖的朋友，是会把手伸到你面前的那种。”
2006年，郑宗龙30岁。这一年，不管是他还是云门，都发生了太多故事。
1月，云门2最有天赋的编舞伍国柱去世；3月，云门2艺术总监罗曼菲离世，郑宗龙在德国参加编舞大赛，靠双人舞《狄德贝许》拿下铜牌，却再没有机会带给恩师看；4月，郑宗龙受邀担任云门2特约编舞。
早年的郑宗龙就是一个穷开心的大男孩，没有太多滴滴答答的负担，经历了这么些事，他的心理开始微妙起来，“感受变多了。”
也是这一年10月，郑宗龙奔赴印度流浪。
编舞后，郑宗龙发现自己要和很多人说话，但对要说什么没有概念，茫然之际，他申请了云门的“流浪者计划”资助，理由是“找自己”。没想到竟然过了。
林怀民支持年轻人走出自己的生活，去看世界。第一季，郑宗龙申请了日本，林怀民说你去日本只会觉得自己很穷，他才改了印度。没做任何旅行计划，他背着包单枪匹马到了印度，一口气走了24个城市，走到泰姬陵时，他哭了。
“我终于靠自己的力量绕了一圈，这两个月是扎扎实实的两个月。”印度之行对郑宗龙刺激很大，富丽堂皇的酒店旁边就是乞丐，天堂和地狱交织，让他想起了台北的艋舺，也让他卸下长久以来的盔甲，练习与自己对话。
2012年的纽约之行又是截然不同的体验。
这一年，郑宗龙获亚洲文化协会奖助赴纽约研习半年。他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像海绵一样吸收，在奇怪的剧院里看一些奇怪的演出，“和在印度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印度就像丛林，有不同*的撕扯，纽约是一个结构，是一个清清楚楚的结构。”
在纽约，郑宗龙编出了《一个蓝色的地方》，六个全身黑衣的女舞者放下头发，做着一些奇怪的动作。
“那段时间有点烦，有点忧郁，有一个晚上睡不着，我跑到天台吹风，希望整理一下思绪。天快要亮的一刹那，漏进了一点光，天空慢慢从黑色过渡到蓝色，我突然忘记烦恼，获得了平静，希望把失眠的烦人思绪用舞蹈表现出来。”
郑宗龙在排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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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台后，郑宗龙被林怀民升为云门2的助理艺术总监，两年后，又升为艺术总监。这是罗曼菲病逝后，云门2成立十五年来，第一次出现接棒的“新面孔”。
“可能是我编舞编得还不错吧。”郑宗龙淡淡地解释。
时间往前倒推，自2006年担任云门2特约编舞，郑宗龙几乎每年都在“春斗”推出新作：从《变》（2008）、《墙》（2009）、《裂》（2010）、《在路上》（2011）、《一个蓝色的地方》（2012）、《杜连魁》（2014）到《来》（2015），命题既抽象又具象，既个人却也普遍。
郑宗龙的创作不像林怀民那样满是家国情怀，他没有传统包袱，没有历史的紧张和内敛，反而更像发掘他的另一位恩师罗曼菲，情感恣意得多。
郑宗龙早年的作品都是跟着feel（感觉）走，2015年的《来》算是转折点——这部舞蹈以万华的庙会阵头、乩童起乩的动作画面，和张狂多彩的庙宇特色为创作来源——他开始尝试回溯自身文化，探究台湾本土的信仰与沿革，直至《十三声》达到高潮。
“他变得越来越勇敢、诚实，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开始寻找身为一个台湾创作者的宗旨，为何要编舞？”担任《十三声》声音指导的蔡柏璋认为，郑宗龙的创作脉络近年来逐渐回到自己的家乡，可以预见他将迈向成熟期。
为《十三声》配乐的林强则认为，“他在创作上一直要求突破自己的惯性，从前喜欢用古典乐或西方当代音乐，肢体表现上也受西方舞蹈家影响，《十三声》则是从万华的人生百态出发，从自己的生命经验里去找，让成长过程成为创作养分。”
林怀民常说，郑宗龙有一样东西是他这一辈子都没有而且很羡慕的，就是街头的旺盛的活力，那种活力有时候甚至很野，而郑宗龙有趣的地方在于，能把野化成美。
他很高兴郑宗龙一步一步把自己走回了万华，而布拉瑞扬（台湾编舞家）也终于回到了台东，“每个人都需要回家。这是台湾的一个奇怪宿命，我们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只会向往远方。这两个编舞都去过欧美，见识过了，然后他们回家了。这是一个文化信心的问题。”
外界都觉得郑宗龙成熟了，郑宗龙很明白，他还在找“自己是什么”。
在云门四年，他跟着林怀民受过中国最传统的武术和太极训练，他从小练玛莎·葛兰姆技术，喜欢皮娜·鲍什的舞蹈剧场，看到威廉·福赛斯会惊叹“芭蕾可以这样生动”，看到伊利·基利安的舞蹈会眼眶发红……
“我就会问自己，我想要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每一位编舞大家行走于世，都有独树一帜的风格，郑宗龙不怕承认，现在的自己还在探索，风格还未定型，远没有到可以整理的阶段。
每一次编舞，他依然害怕面对创作的过程，有种不能言说的感觉，介于悲伤和喜悦之间。
害怕什么呢？比如，“我到底要做一杯美式咖啡，还是要做一杯拿铁，结果做出来是焦糖玛奇朵，这中间到底怎么了？我想炒一盘菜，奇怪怎么炒成了三杯鸡，材料和顺序发生了什么事？”
“简单说，你的想象和你的能力、你做的事是否达成一致，这些需要时间和经验累积。我只想让自己的手和心连在一起，但我现在纵使有连接的地方，内心最深处还是没法给自己盖章。”
郑宗龙说，自己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别人认可不行，一定要自己认可自己。这大概是所有有追求的创作者最难以言说的苦恼。
也有被他认可的舞蹈，比如《有一个蓝色的地方》《在路上》。他发现，他认可的作品都是自己最放松的时候编出来的，目的性太强就不行。
“《十三声》是委约作品，我的目的就是找万华，哪天放松了说不定万华会来找我。有一天你不想要什么，它真的出现的时候才是真的，可是你不经过这个探索过程，它就不会蹦出来。”
郑宗龙在万华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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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宗龙来说，编舞不难，但要挂上云门的招牌，又是另一回事。这块招牌是台湾的一张名片，是林怀民用45年时间积累，是云门舞者用无数个飞行里程和不眠之夜堆起来的。
牌子的压力太大，郑宗龙劝自己，“不去想就好了。”
“那个压力来自于，有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前辈在那里，但我必须告诉我自己，我不是林老师，我也许没有办法到那个高度，但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到哪里？还是要靠我的双脚走出来。我偶尔会有一些念头出来，就把它丢掉，久了就习惯了。”
2020年全面接班云门，所有人都盯着，不管自己愿不愿意，都会被人拿来和林怀民对比，不会有压力？
“我比不上，所以就不用有压力了。我一开始就很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就从这里出发。我喜欢跳舞，我喜欢编舞，我希望让舞蹈分享给更多人，这份心足够就好了。”
所以不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一定要把云门带到和林怀民一样的高度？
“不会，我的目标是每天头脑清清楚楚，把和人的每一次交会、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任务，时时刻刻都可以仔细地完成，自然会有累积。”
郑宗龙坦言，云门走过45年，有太多经验丰富的伙伴并肩作战，他完全不担心行政和管理，最大的压力还是创作，“我唯一要奋斗的是我的作品，我的手跟心有没有在一起。”
曾有人问林怀民，为什么选郑宗龙，他回，“因为他够笨！”郑宗龙的好友、编舞家陶冶则将之归结为“简单”，“他有艺术家的纯粹，正因为简单才能胜任。”郑宗龙笑说，两人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简单就是笨，只是陶冶讲的比较好听。”
云门有两个舞团，训练体系虽一样，风格却截然不同：1团专跳林怀民的作品，所有舞者的塑造都出自林怀民的审美喜好；2团会与不同年轻编舞家合作，舞者轻松自在，是普通人的身体，却也有更多可能性。
1团大部分时间用于国际巡演，2团相反，专往乡下跑，深入社区、学校、部落、山区，一台手提音响，地板扫一扫，便就地起舞。
“跳1团的作品，你要心性稳定，能静下来。跳2团的作品，你要能活起来，可以应付各式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场地、各式各样的状态，你要随时随地牵人起来跳舞，不起怎么办？你要在零点几秒之间做很多决定，应付很多突发状况，这是2团最辛苦也最有趣的地方。”
艺术家通常喜欢埋头创作，郑宗龙却愿意带团走基层，精心设计每一个演出环节，和观众沟通互动，让他们亲近现代舞——他爱普罗观众，这也是林怀民敬佩的地方。
“如果创作者做得要死要活，却没有人看懂，一直是问号，我就很想让他们和我有同样的共振。”郑宗龙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邀观众一起跳舞，“他们身体动起来就知道跳舞是怎么回事，看舞蹈时就有感同身受的能力了。”
不管是定位、舞码还是舞者的气质，1团和2团均不同，未来会怎么走？已经有人在脑补，两团会合并，“我只能说有可能，还没决定。”郑宗龙强调。
因为张扬个性，现代舞团往往由一位灵魂人物主导，专跳这个人的作品，玛莎·葛兰姆、皮娜·鲍什、莫斯·坎宁汉莫不如是。这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容易发展出高辨识度的舞蹈风格，另一方面，灵魂人物一旦离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终结，舞团何去何从？积累下来的作品又如何处理？
林怀民退休后，郑宗龙同样面临这个问题。
是像皮娜·鲍什舞蹈剧场那样，做类博物馆型的舞团，把演灵魂人物的保留剧目作为重任？还是像荷兰舞蹈剧场那样，广开门路，广邀编导，发当代的声音，做最当下的创作？
“有没有可能找出第三种？”郑宗龙坦言，他还需要时间摸索，在摸索的过程中找方向，“还是要等2020年之后才能真正考虑怎么转舵。”
郑宗龙 摄影 王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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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爱呼朋唤友，现在的郑宗龙却更享受独处。
得空时，他喜欢一个人爬山、泡温泉、到海边走一走，看电影是一个人，看演出也是一张票，人家要送两张，他坚持一张就好。
云门2都是年轻人，吃喝玩乐都是成群结队，郑宗龙偶尔也参与，但并不热衷。
“和大家共事那么久，我们没有单独吃过一次饭，和团员也是，非常少。”工作时已经和人说了那么多话，剩下的时间，他希望留给自己，“一个人比较敏感，你产生化学成分都是因为自己，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也更多些。”
也不是高冷，时间走得太匆匆，郑宗龙说，他只是多了一个面向，“以前很需要朋友，每天都要来来往往，不然好像没有活在世界上，现在会想要更多个人空间。”
孤独是人的本质？
“本来就是这样啊，就是孤独，就是苦。这是人生真相，我们只是一直在骗自己。”
苦归苦，担着领导之责的郑宗龙如今极其自律，每天五六点就醒了，早起工作，尽心编舞，尽量让自己保持在安稳的状态里。
接下来，他想编一部和月亮、和风有关的舞蹈。这一次，他希望能不带目的性，真正放松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