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会学院的大厅
爱因斯坦与基督教会学院的关系既亲切又古怪。在日记里，他描述了晚餐——穿着外套和罩袍的导师们在大厅里进餐。经济学家哈罗德(Roy Harrod)回忆说，在一次会议上，爱因斯坦坐在他旁边——在绿色桌布的掩护下，爱因斯坦在膝盖上放了一摞纸，铅笔不停地动，用方程式写满了一张又一张的纸。
爱因斯坦还在“访客登记录”里写了一首诗。尽管只是一首打油诗，但是深思熟虑、诙谐有趣。在1955 年爱因斯坦去世后，这首德语诗经翻译后刊登于《泰晤士报》。
“
Shelves of towering folios
Meditate in solemn rows;
Find it strange that one can dwell
Here without their aid so well.
Charisma and connections
”
魅力与联系
爱因斯坦“全身心地投入牛津科学的所有活动中，参加学术讨论会并进行讨论，结果证明他的访问既令人兴奋又发人深省，我相信他的访问一定会在我们的学科发展上留下永久的印记”。林德曼在1931年6月写道。
“加上他迷人的个性，”他继续写道，“爱因斯坦的善良和同情使我们所有人都喜爱他，我希望他作为罗德学者（编者注，这里是指罗德讲师Rhodes lecturer，罗德学者一般指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学生）的这段时期能和这所大学发生更多的联系，这在各个方面都是富有成效的和有利的。”
然而，1931 年的牛津科学偏重于实验方向。很少有理论家能在爱因斯坦的水平上讨论物理和数学——他可能更适合剑桥大学，那里有天文学家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他领导了1919 年的日食观测行动，“ 证明”了广义相对论。
基督教会大厅的彩色玻璃上印着爱因斯坦的头像
也许，最让牛津的人们怀念爱因斯坦的，仅仅是他的魅力。戈尔丁(William Golding，《蝇王》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回忆说，1931 年的某天，他站在一座小桥上看着河，一个“留着胡子，戴着帽子的人”加入了他的行列。“爱因斯坦教授当时不懂英语，而我只懂两个德语单词。我朝他微笑着，尽量表达英国人对他的感情和尊重。”
他们一起站了大约5 分钟。最后，“爱因斯坦教授意识到，总应该做些什么。”他指着河里的一条鳟鱼，用德语说“鱼”。“我激烈地点点头，一瞬间就用掉了一半的德语词汇。‘鱼。是的，是的。’”默默无闻的英国大学生和世界著名的德国科学家继续站在一起。又过了5分钟，“爱因斯坦教授从视线中消失了，他的整个身体仍然传达着善意和友好。”
逃离纳粹德国的难民
在1931 年访问牛津后，爱因斯坦被选为基督教会学院的“研究学生”(也就是研究员)，每年获得400英镑的奖学金，持续到1937 年。林德曼希望爱因斯坦能够在牛津定居，但他此后只回来了两次。
下一次访问是从1932 年4 月到5 月。5 月5 日，爱因斯坦去剑桥做了关于数学的保尔(Rouse Ball) 讲座，从而有机会见爱丁顿。
但是在德国，纳粹和希特勒开始攫取权力。1933 年3 月，爱因斯坦被其祖国永久流放了——他最后一次来到牛津，这是1933 年的5—6月。他在给玻恩(Max Born)的一封信里写道：“在德国，我成了‘邪恶的怪物’，所有的钱都被没收了。但是我安慰自己——钱总是会很快消失的。”
1933 年6 月2 日，在牛津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的公众活动中，爱因斯坦受邀致辞，感谢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给青少年科学协会做报告。卢瑟福与爱因斯坦一样是诺贝尔奖得主，也是这个领域的同行，还是一位男爵，不仅有很多荣誉，而且性格张扬。根据牛津大学生阿诺德(C H Arnold)的陈述，在卢瑟福旁边，爱因斯坦似乎是一个“可怜的孤立无助的小人物”。爱因斯坦在用英语致感谢发言时，“在我看来，对于这所英国大学将要如何接受他，他还有一点怀疑。”
与世隔绝的平静。1933 年6 月3 日，爱因斯坦发表了一次公开演讲，概述了关于理论物理学方法的全新观点
然而，爱因斯坦刚一坐下，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三十多年后，阿诺德回忆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爱因斯坦的面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眼睛闪着光，整个脸似乎充满了欢乐和喜悦。当他以这种方式回来时，无论纳粹多么糟糕地对待他，牛津都欢迎他和他那无可置疑的天才。”
数学、物理与现实
这种心理压力似乎表现在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和个人行为上。在6 月10 日的最后一次演讲《关于理论物理学的方法》中，他试图摆脱实验物理学中固有的混乱的物理现实(包括量子力学)，并代之以纯粹数学的天堂(他一直追求的统一场论)。爱因斯坦的科学传记作者派斯(Abraham Pais)表示，这次讲座“也许是他思维方式最清晰、最透彻的表现”。
爱因斯坦一开始就向听众保证，他把古希腊视为“西方科学的摇篮”。希腊人“创造了一个逻辑系统的智力奇迹，其断言是如此的严谨，每个被证明的命题都没有丝毫的疑问——欧几里德几何。”
他接着说，为了让科学理解现实，科学家们通常认为，仅有希腊思想还不够。“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让我们了解经验世界。”“所有关于现实的知识都始于经验，并终于经验。”爱因斯坦正式将伽利略称为“现代物理学之父，实际上是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之父”，接着赞扬牛顿是“全面可行的理论物理体系的第一个创造者”。
接下来，爱因斯坦显然改变了路线。他说，广义相对论已经证明了传统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个理论表明，我们有可能使用基本的原则(非常不同于牛顿的原则)，以更完整更满意的方式处理全部的经验数据。”因此，“纯粹的数学结构使我们能够发现与它们相关的概念和规律，给了我们理解自然现象的关键。”他的结论是：“实证当然还是数学建构为物理服务的唯一标准，但真正的创新原则存在于数学中。因此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纯粹的思想是有能力理解真实的，正如古人梦想的那样。”
因此，爱因斯坦向牛津的听众以及国际物理学界保证，数学本身就可以为理解自然提供基础。他显然反对自己在1921 年巧妙阐述过的立场：“只要数学定律与现实有联系，就是不确定的；只要它们是确定的，就与现实无关。”现在他声称，广义相对论的基础是数学概念而不是物理观测——尽管天文学家们在1919年做出了关键性的证实。
毫无疑问，许多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特别是那些在量子力学领域工作的物理学家，对如此大胆的说法感到惊讶，也无法信服。毕竟它打了物理学史的脸——物理学的历史显然是理论、观察和实验相结合的结果。但是面对广义相对论的开创者，很少有人能质疑他的说法。
1933 年10 月，爱因斯坦离开欧洲来到普林斯顿。在美国，他远离了纳粹的迫害，可以自由地追求他的牛津宣言，在其具有独特影响力的余生里，继续发展统一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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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Robinson，科学作家、记者，他写作领域包括科学、科学史，考古、文字研究等，目前他已出版超过25部作品。本文由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姬扬编译自Andrew Robinson. Physics World，2019，(6)：32)，发表于《物理》2019年第7期。
制版编辑：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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