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定决心要写中博的这一段历史，是抱持着“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的“入水濡羽，飞而洒之”的心情，做我能做的事。———李在中
个人简介
李在中，中国艺术史专家李霖灿之子，长期研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历史，并兼及抗战时期边疆文史研究，多年来致力于文化交流活动。
在历史上，理想的消弥、抱负的陨落，总是令人惆怅扼腕。上世纪三十年代，由李济、傅斯年等知识分子计划创建的“中央博物院”，历经战乱、蛰居、还都、迁台，筹备三十余年却终究“夭折”。这段故事，被著名美术史学家李霖灿先生之子李在中从散乱的文献和前辈学人邈邈的记忆里打捞起来，著成《朵云封事》一书，作为对一个时代、一群人和一种理想的纪念与追怀。
书中的三十篇文章，是李在中十多年间陆续写成。有的关乎人，如《经师与业师———从李霖灿先生日记中的董作宾先生言行来谈》或者《绿雪斋主李晨岚》，有的关乎事，如《内战与逃难》《奉科学研究为圭臬，开创新学术的新天地！———记“中央博物院”在李庄的灿烂岁月》。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往事抽丝剥茧，李在中自言并无体系，“倒是像此地秋天五彩缤纷的落叶，有红的，有黄的，有棕色的，有绿色的，这边一丛，那边一串的，林林总总，各种颜色都有，虽然丰富却也杂驳。”
在书的开端，收入李霖灿先生写于1965年的长文《“中央博物院”的悲剧———记博物院事业中一项理想的真精神》。李霖灿作为在中博从事研究工作二十五年的一分子，“长词当哭”，记录了自他奉李济、董作宾先生之邀加入中博，直至目睹筹备处合并于新成立的台北故宫的原委楚辛。
其中最动人处，是他一开始就感受到的作为学研机构亲切宽松的学术氛围：“这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来往通信的口气异常和蔼亲切，指示得十分清楚详明，做法权柄却一点不加限制，语气正如师友家人在商量问讯，没有时下‘官样文章’碍难照准等疾言厉色，初出茅庐的我，第一次接触到学术机关的空气温馨，这一点温馨，影响到我后来终身从事研究工作的决定。”
对李霖灿那一代人，“中央博物院”象征着“一个书生救国的伟大蓝图”。这个蓝图如此绚丽迷人，以致抗战最艰困的环境下，中博人依然在学研上奋发精进，他们像一个围炉夜话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合作无间又嗜书如命，独善其身的同时还要兼善天下，由此产生出累累硕果，在文物研究、考古和社会教育领域至今拥有分量。
据李在中介绍，“朵云”的典故来自唐朝能臣韦陟，他在信函最后的花式署名写得像几朵云彩，煞是可爱，后来“朵云”就成了信纸的雅称。“封事”原为古代的密函，后世引申为信封。李在中说，“朵云”就是他几十年来辗转各地，所经历、所捕捉的一个个关于中博人的鲜活生动的故事。不管云聚云散，潮来潮往，那云彩的印象在他的心头永不消散。
访谈
在氧化还原中逐渐显现事情的原貌
南都：写作《朵云封事》的时候，除了父亲李霖灿的日记和信札，还有哪些资料来源？请谈谈你为写作所做的文献和走访工作。
李在中：《朵云封事》这本书是一个一个故事逐渐写成的，因为想要做到的是赅博靡遗，所以写的速度很慢，不清楚的地方就要去理解明白，整个写作时间的跨度大约有十几年的光景，因此我也记不清楚请教了多少长辈同侪，反正只要是有机会，该请教的就请教，该讨论的就讨论。
写这本书我有一个优势就是，书中所描述的学人我大部分都见过，他们都曾经是教导我、爱护我的长辈，而与我谈这些事的也多半是这些学人的后代或者他们的弟子，因此我们谈话可以省略相关背景的这个环节。同时因为家世接近，所以彼此交集的范围也比较大，谈的内容就自然会比较深入；可以从中博的民族学考察谈到中研院民族所的成立，从民族所可以谈到史语所，从史语所可以谈到鸡鸣寺，可以谈到龙头村，可以谈到李庄、杨梅、北沟、南港这些地方，没完没了。
谈话中当然也免不了会讲到一些八卦花絮等等，但是我一直不断提醒自己在下笔定稿时是不可以偏离主轴，不要写这些天马行空、离实情甚远的情节，把好好的一个简单的故事硬是要浓妆艳抹，沦落到哗众取宠、编“连续剧”的这个层次。
李济先生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史料的价值完全在它本身的可靠性。因此在要求“严谨”的这个基点上，档案就变成了整幢建筑的基石(C ornerstone)。我在台北故宫图书文献处的图书馆里用了很多很多时间，查阅和记录各种相关的资料，另外在北京、南京博物院也是一样，我去访问了宋伯胤院长两次，也去拜见梁伯泉院长，向他们请教南博院成立初期及曾昭燏先生的事。
为了正确了解中博到达李庄的时间，以及从龙泉镇的竹园村到李庄的月亮田的经过，我在宜宾和南溪的档案馆也查阅了大量当年中博的资料。我花了许多时间去昆明、丽江、中甸、宁蒗、白地、大埧、鸣音、木里等地，都是为了要了解当地的环境和记住那里空气的味道，其目的就是希望在日后下笔时对时空不要有太多的陌生感。这些访问、接洽、探索都仰赖了许多朋友的帮助，我在内心深处是很感谢他们的。
南都：此书在写作时，为何没有采取历史著作的体例，而是采取随笔式的写作方法？
李在中：用这种方法来写《朵云封事》，很大的一块是来自于历史学家李定一教授的一个理念，他在《中华史纲》这本书的序言中讲述了一个极重要的概念：
“要以极郑重的态度选择所要叙述的事务，易言之，即我们所要叙述的不是‘过去的事都是历史’的那种历史，而是‘我们今日所需要知道的过去的事’的历史。所以很多史家都承认‘凡是历史都是近代史’这句话，因为都是根据现代人的眼光在选择史事，在析绎史事。”
除此以外，我不是学历史的，因此对这种“文公元年、宁公二年”之类结绳记事的历史写法可以说是相隔了好几座山。另外，我也不是学新闻传播的，对新闻的嗅觉以及编写故事的想象力都不够，故事节奏的掌握能力更是严重不足，所以根本写不出一部人物众多，机构从始创肇建到灰飞烟灭、一跨几十年的这种报道式作品。
在这种专业写作技巧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能做的就是应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找一件小事当切入点，然后从这里出发深入探讨，扩大研究范围，往往在深入的过程中就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一堆的为什么，都需要抽丝剥茧去解决，而最为令人沮丧的是也许这些为什么是没有答案的，能做的就是在现有的材料上尽量做完整的演绎与分析而已。
另外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相信：数量与质量中间肯定是有一种函数关系，但数量绝不会是等于质量，所以一直对“著作等身”这个词语充满了反感。这个体认让我觉得要对历史上某一个人做评价或是谈一件事的影响时，应该要学学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的法力，从各个角度环绕着看，从各个方面着手来研究，最后形成一个立体的观察，而不是线性的结绳记事法，对结和结之间发生了什么变化，又为什么发生茫然无知。
因此我在谈中央博物院的历史时，我并不在乎我写多少篇，不会掉进“已经到了能剪糊多少便印刷多少的程度”的那种窠臼(这也是李定一先生的金玉良言)，而是采取从中博的人与事的一些小事上来做切入点，把一件事或一个人说个清楚，讲个明白，逐渐显示事情的原貌。用大白话讲就是我希望的是藉由这东画一笔、西上一彩的累积中慢慢把一张画显现出来。
在科学世界里没有客套话，也没有官样文章
南都：“中央博物院”的核心思想是“以科学的方法救中国”，发愿与世界第一流的博物院相抗衡，即便在战乱时期也保持着浓厚的学术气氛。请谈谈中博在科研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果？
李在中：中博一开始就规划为三个馆：人文馆、自然馆及工艺馆。其目标是建立一座世界级的综合博物馆，以提倡科学研究，辅助民众教育为主要目标，这与接收典藏清宫旧藏为主轴的北平故宫博物院是完全不同的两座博物院。
在抗战西迁以前，中博的主要工作是半山园的建院工程及拟定组织章程、规划个馆的任务分配及方式。
在肇建期间(1933-1937)，中博已经开始收集及购置标本文物等，重要的有：绘园古物的购置(闽候何叙甫氏旧藏，有历代铜器佛像、石刻雕塑)；善斋颂斋古物(善斋为庐江刘氏，颂斋为容庚氏旧藏)；
保管国有古物(斯文赫定新疆文物三箱，甘肃出土之新莽权衡等)、合并北平历史博物馆，1933年10月5日政府决定将古物陈列所所存物品划归中央博物院为基本馆藏。在抗战期间，中博主要的古物陈列所文物是随故宫博物院中路一同沿长江后撤，最后安顿在乐山安谷，由中博人员尹焕章先生保管。
在播迁及充实时期工作(1938- 1946)包括：川康民族调查(马长寿)、大理考古发掘(吴金鼎，曾昭燏)、贵州民间艺术调查(庞薰琹，芮逸夫)、汉代车制研究(王振铎)、彭山考古发掘(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陈明达，夏鼐)、西北考古调查(向达，中研院劳榦，石璋如)、丽江麽些经典调查及采集(李霖灿)、四川手工业调查及采集(谭旦囧)、自然标本采集(中研院动物所合作)、建筑史料编篡(中国营造学社)、琴台王建墓整理(由中博，史语所派员协助四川博物馆整理)、室内整理与研究以及编辑出版及展览。
南都：在“中央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当中有蔡元培和胡适二人，他们为中博的筹建具体做了什么工作？
李在中：蔡元培对中博的最大贡献是其深远慧炬的眼光。在落实层面来讲可分两方面来讲，第一，中博建院经费来自中英庚款，此为蔡先生极力争取而得。第二，蔡先生一生笃信“以美育取代宗教”，在“九一八”以后深知国人教育之重要，因而倡议在当时的南京仿效西方建立国家级博物馆及图书馆，规划中博的设立宗旨及规划其远景。
蔡先生在第一次理事会议时被推举为中博理事会理事长，在其致辞中提出中博成立的理念与愿景：
“承各位推举，自应勉力担任，甚愿乘此机会，一述博物院之重要，欧美各国之博物院规模均极宏大，本院虽系暂设三馆，将来自当努力发展扩充。”
至于胡适之先生，他是中央博物院第一任筹备主任傅斯年的老师，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出赛先生和德先生的理念，是新教育思维上的领导者。
南都：为什么你觉得李庄时期是中博特别艰苦又特别安静和痛快的一个时代？
李在中：中博在李庄近六年(五年十个月)，是中博在大陆地区停留最长的一个地方，也是最为安静的一个地方。李庄物质条件艰苦但免于战火蹂躏，因而能安心研究学问。
从对中博在李庄时期的研究中。我觉得李济先生居功至伟。李先生是科学家，一生直道而行，他鼓励同仁安贫乐道，努力向学，他说：在科学世界里没有客套话，也没有官样文章。这种直道而行、就事论事的精神一直是中博人做学问的不二法则，也使得做起学问乐趣无穷，一旦浸淫其中，便觉宇宙清新，万物生意。李庄生活简朴，但精神丰富，是标准的“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的环境！
南都：请谈谈你所理解的中博精神，以及所感受到的中博人之间的情谊。
李在中：中博精神就是科学的研究精神。我们中国以前对文物是没有科学研究这个理念的。举例而言，过去我们对古画的考证批评还是在遵循着南齐谢赫六法里提到的讲究气韵生动，骨法用笔这些“感觉”上的标准，但是对于画作本身以外的社会环境等完全忽略。换言之，没有“艺术史”的观念，就是说对画的纸、绢、缣，画中人物的衣着、建筑都没有深入研究。因此用“气韵生动”这些主观因素来断代缺乏科学的说服性，因而不易论断，甚而产生错误。譬如在一张断定为宋的画作中竟然出现了明代的楼阁亭榭而不自知。
中博成立以后，一直是有两个主轴，一个是民族学，另外一个是考古学。考古工作是一门“小中现大”的学问，譬如从明器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环境，这就是曾昭燏先生在教导中博同人如何做研究工作时说的：这些别人不要的明器，却是我们的宝贝。
李济先生对铜器的研究也有其独特的见解，他研究铜锈的化学成分来分析当时冶金的环境，进而产生断代的标准。他在昆明龙泉镇时期，曾经对陶片的吸水饱和度做过专门研究，希望能在出土的环境与时代产生可靠的连接，作为断代标准。
所以，中博的基本精神是奉科学为圭臬，开创新学术的新天地！
中博迁台七人中，除了麦志诚先生是在南京加入中博以外，其余六人皆为李庄时期即加入中博，因此彼此的情谊是建在一个时间的基础上，十分牢固可靠。
在现实的相互妥协中走上“整合”的轨道
南都：李霖灿先生在《“中央博物院”的悲剧》一文里提到，抗战期间，中博虎虎有生气，迁台以后却名存实亡，是什么造成这样一种现象？
李在中：主要是大环境的改变。自从东迁台湾以后，两岸的文化脐带断了，所有迁台的研究人员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以往在大陆所研究的题材及资料不复可得，因此如何就地寻找新的研究题材是每一位研究人员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有人开创了辉煌的新局，但也有人抱残守缺，带着自大陆所带来的资料继续研究以终，岁月荏苒，未能更上层楼。
另外一个原因是初到台湾，民生困难，机关中冗员充斥，派别林立，工作人员自然情绪低落。以后随着整个大环境的改变，原本单纯的研究环境变得复杂，有了质的改变。从坏的方面来讲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原来的研究方向被迫转移，从好的方面来讲，同在一地的两个博物院都在现实的互相妥协中逐渐地走上了“整合”的轨道，为日后两院在台北合拼减少了磨合的过程。
南都：同是文博单位，台北故宫和中博在办院宗旨和氛围上有何差异？为何合并于外双溪的台北故宫后，中博人的理想就此正式烟消云散？
李在中：主要是成立的背景不同。1924年11月5日溥仪搬出紫禁城以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14日正式成立负责清点清室公产、私产，昭示大公，其组织条例规定：“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善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博物馆等项之用，籍彰文化而垂久远。”这是故宫博物院成立的宗旨。成立以来整理、典藏、保管是其主要任务，行政系统上隶属行政院。
“中央博物院”是一个全新的综合性的大型博物馆，是具有新思维的书生集团所构思一个“书生救国”，以科学研究、辅助民众教育为主轴的教育机构。
两个博物院成立宗旨不同，任务不同，藏品也不同，因缘际会大环境的变迁使得两院共处一地，彼此切磋整合，逐渐合拢。以后随着国际和两岸局势的变化，书生救国的表面意向已不复存在，但其学术上所秉持的严谨风气并未消逝，这也是早期台北故宫能在中国艺术史及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大放异彩的主要原因。
南都：关于中博的研究，你认为目前还有哪些缺憾和不足？未来是否有计划做进一步整理挖掘？
李在中：我下定决心要写中博的这一段历史，是抱持着“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的“入水濡羽，飞而洒之”的心情，做我能做的事，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谈到目前在中博研究的缺憾和不足，我个人粗浅的体会是，眼下看起来的缺憾遗憾也许都会在无尽的时间中不停地变化，最后往往不是缺憾和遗憾，反而成为一个转机。我对天道充满了信心，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手边还有一些中博的材料，还没有时间去写，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始写，希望能够尽快。
李霖灿是“积极的黄老哲学的实践者”
南都：在中博的经历，对李霖灿先生后来对于中国美术史的渊深研究有什么帮助？
李在中：这是一个机缘的问题，我父亲能在后来在台湾的悠悠岁月中未曾蹉跎、致力于中国美术史的耕耘，有两个契机：
第一个就是由于大环境的改变，使得两个不同宗旨，地理位置也南辕北辙的博物院同时暂驻在一个小山村。
第二个契机是，因为两岸的隔绝，过去在大陆所研究的题材已不复可得，因而迫使研究人员必须找寻新的研究题材。由于北平故宫近在咫尺，大批海量以往历代无缘得见的大内珍藏突然来到眼前，这是研究中国美术史的最佳情境。
各朝历代在研究中国美术史上所遭遇到的困难是：知史者不谙艺，知艺者不知史！所谓不知史的意思就是无缘得见历代遗珍，因而难窥其风气变化。能在中国画史上写出《历代名画记》的张彦远及《图画见闻志》的郭若虚都是名门出身，家中收藏丰富，自幼便受艺术熏陶，见多识广，因而能写下这些接近于现在美术史观念的传世的书。
我父亲是国立杭州艺专出身，对艺术的理解有一定的层次，这是一个优势，但也与一般人一样，难窥大内珍藏，现在突然天降良机，自然是把握时机，深入堂奥。第二个优势是由于中博的研究工作注重科学精神，因此在分析历代名画时，抛弃了以往遵循谢赫六法的窠臼，讲究证据，使用分析演绎等科学工具，因而言之成理，不易动摇，加上其文字优美，论述引人入胜，通达易懂，因此产生兴趣甚而加入研究者日众，为日后中国艺术史在台湾的蓬勃发展留下了一畦深耕过的沃土。
南都：李霖灿先生将傅斯年、李济创办中博院的心胸抱负称为“一个书生救国的伟大蓝图”，你认为这样的蓝图能给当下带来什么启示？
李在中：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文化！
这些为中博贡献过移山心力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真正的爱国者。如果不是这样的爱国，他们就不会这样热爱这个源远流长、千秋万世的中华文化！几十年后，当我们回眸这段八十年前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学术历史时，让我们感佩的不只是他们奋不顾身的学术研究精神，更令人景仰的是他们纯洁的爱国情操与人格的芬芳！
南都：李霖灿先生后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古书画，开课讲中国美术史，也是作育英才无数。他有一句名言，“人生滋味倒餐蔗，学问功夫上水船。”这句话映照他的人生，应该怎么理解？他的为人和治学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李在中：“学问功夫上水船”是从黄庭坚的《花气薰人帖》的最后一句：“八节滩头上水船”来的。黄庭坚这首诗有很多解释，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勉之语，也是自警之语。对照“人生滋味倒餐蔗，学问功夫上水船”这句话来看，我父亲想要表达的是他一生努力向学，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直到晚年，在暮霞残照中看到一生耕耘的田亩中禾黍油油的欢愉心境。我父亲一生淡泊名利，却乐观进取，奋力向学，是一位“积极的黄老哲学的实践者”。
至于我，我觉得自己有两个幸运，第一个是能在安定的环境中接受了最完整的中国传统教育，成为自己日后立身处世的准绳与原则；第二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看到这些大学者他们“依礼义而安宅，弃名利如土苴”，安贫乐道，刚正不阿的风骨，使我走在人生的路上感觉一马平川，充满信心，风光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