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素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但这只是一个比喻，并不代表一个清廉的知府，一任下来就可以捞上十万两银子。而且抛开支出只谈收入也并不能真正了解一个官员的真实家当。那么，清代时正常情况下，官员的家产有多少呢？
正常情况就是指为官一任，只拿俸禄和养廉银，以及法律许可内的一切灰色收入，不包括贪污、受贿以及法外的经济来源。清代时官员没有财产申报这一项，因此最能真实体现其经济状况的便是抄家。这里便以乾隆年间，江宁布政使陶易为例。
自雍正朝始定地方官养廉银制度后，从二品的江宁布政使可以拿到年俸155两，外加养廉银8000至10000两不等，此外还有一些陋规，林林总总加起来，一年的总收入大致有3万两左右。至于个人消费开支，无法进行核算，但以清代官场之奢靡，能剩下来的应该也不多。
史料上陶易这个人没有留下太多的资料，他在给乾隆的奏折中自称：“臣原系一穷举人，仰蒙皇上天恩，由州县府道超擢藩司，祖父皆蒙荣耀。”看来，陶易出生在一个不算富裕的家庭，好不容易才考上了举人的功名，从知县一步步做到了江宁布政使。
陶易获罪抄家的原由也不是贪污受贿，他的官声一直不错，只不过他运气背，牵涉到了乾隆朝一起重大的文字狱——《一柱楼诗》案。《一柱楼诗》案发生在乾隆四十三年，作者是徐述夔，他在诗中写了“明朝期振翮，一朝去清都”，被认为是诋毁清朝剃发之制。徐述夔是江苏泰州举人，当时已经去世，他的家产被查抄。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上奏乾隆，称接到当地民人童志璘的举报，说徐述夔的《一柱楼诗》诗集中语多激愤，乾隆当即下旨从严查究。
在查办过程中，时任江宁布政使的陶易早在当年五月就已经接到举报，但他没有严密查办，因此被乾隆认为是有意袒护。九月十六日，陶易被革职解京交刑部议罪。二十四日，乾隆再次下旨，将陶易山东原籍家产严密查封，所在的江宁任所资产也一并查抄。
两江总督萨载很快就将结果上奏了乾隆，并附上了一张清单，包括：金器饰、金锭95两，银2358两，大小玉器185件，旧铜器25件，旧瓷器40件；其余有绸缎皮料、蟒袍、绒锦羽毛等新旧衣服、首饰同朝珠，书籍、字画以及零星器物。
随后，山东巡抚国泰奏报查出陶易原籍家产，包括：文登县之威海卫住房74间，地契24张（估价9870两），园地契2张，男妇绸缎皮棉夹单衣服、布衣，银器首饰、铜锡器皿、瓷器、书籍、木漆等物，现银60余两，钱17千700文。
此外，国泰还查到陶易之子陶曾恒在九月间由江宁回山东原籍，携银1800余两，除去路上盘费用去200两，剩下1600两，已在原籍内查封和追缴。
综合以上内容，陶易的家产估计约为39989两。这个数字对于吃不饱饭的穷苦百姓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但是对于一个当了几十年地方官的人来讲，显然并不那么巨大。毕竟陶易身为二品大员，又逢乾隆盛世，这点家当实在算不上什么。
陶易被乾隆加恩免死，他在解京的途中便患病身亡了，时年64岁。后来，乾隆皇帝在御极六十年大庆之时，宽免了一批家产被抄的官员，陶易名列其中，其中一部分又归还了他的家属。
如果说陶易的例子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还有几个乾隆朝被查抄的官员。一个是同样受文字狱牵连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齐召南，他被抄家时，总计折合纹银4349两；一个是大理寺卿尹嘉铨，他的家产也只有8055两。
此外，乾隆年间也留下了一些有功名但不是品官的抄家记录。比如举人王锡侯，被官府抄家其家产仅有296两；生员（秀才）祝廷铮的家产217两。
不难看出，清代的一些大案中，只有那些贪腐的官员才会被查出巨额的家产，一般的官员其实并没有人们现象中那么富裕，不管是总督、巡抚，还是道员、知府，家里现银能拿出万两以上的并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