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孝悌”往往连称，成为儒家的标志性文化之一。
清代教育家李毓秀所作三言韵文《弟子规·总叙》开篇说道：“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但在孔子看来，孝悌是仁的根本。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孟子继承孔子的儒学思想，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并认为，仁、义、礼、智、乐都根源于孝悌。孟子云：“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意思是说，仁的实质，从侍奉父母中来；义的实质，从顺从兄长中来；智的实质，是明白孝悌的道理而不背离；礼的实质，是笃行孝悌思想，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而不失礼节；乐的实质，是遵循了孝悌思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庭和乐融融，快乐就产生了；这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快乐，一旦产生就抑制不住，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起来。
“孝悌”是维护家庭和睦，保障家庭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孔子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孝”是做人的基础，对父母不孝顺的人不能对社会广施仁爱；“悌”是处世的基础，对兄弟不友爱的人不能对他人有情有义。
“孝悌”思想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中，养成知书达礼、长幼有序、知恩感恩、团结友爱、尊老爱幼等道德修养，推行到社会中，就会形成对国家的忠，对朋友的义，对社会的仁，对他人的信，达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促进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的良好社会风气。
关帝在《桃园明圣经》中降笔批示：“孝悌忠信人之本，礼义廉耻人之根。”并在《力学第三》中自言：“吾（关帝）素览春秋，幼观孔孟，惟以孝弟为先，修身治国为本。”
关帝谆谆教诲，垂训教人，劝人务本，谨记孝悌忠信。如果人能从孝悌的根本做起，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友爱，必然对国家尽忠，对朋友尽义，为人厚朴，处事诚信，人能达成如此的道德操守，必蒙上天鉴佑，福禄自来，俯仰称意，祸患不侵。凡事有吉无凶。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举人沈德符，受其父史官的家风影响，仿欧阳修《归田录》之体例﹐近搜博览﹐写成《万历野获编》二十卷及《续编》十卷，内容翔实，为研究明代历史重要史料。清代编修《明史》，不少人物传记所载事实，皆源出此书。
《万历野获编》中有则故事：江西新淦人张克文、尧文两兄弟，素敬关帝，友爱和睦，邑人以为楷模。明隆庆元年（1567年）秋七月，两兄弟都考中乡贡士，一同入京会试。船抵桃源时，大病初愈的尧文因行船遇险而惊悸气绝。船家准备埋葬尧文，克文听到空中有神人对他说：“你兄弟还没死。关帝怜你们兄弟友爱，特命我来相报。”克文就将弟弟身体移到至野庙中，每天到关庙向关帝祈祷其复生。
同船的人嘲笑他，弃之而去。克文依然孤守荒庙，直到仲秋十八日尧文苏醒。至此已假死二十多天日矣。
作者沈德符叹道:“今世再生者多矣，百灵之显赫，亦不少矣。惟关侯与大士能奔走天下，愚智无异词。……宜宇内之崇奉不衰也。”
张尧文任泾县知县后，在泾县卜地建庙，请画家画关帝像日夕供奉，又请兵部左侍郎新都汪道昆作《新建义勇武安王庙记》，以答谢关帝庇佑重生之恩，修复泾县水西书院，以关帝精神“为人臣则尽忠、为人弟则尽悌、与朋友交则尽信”教化泾邑，福泽一方。
《亘史》作者潘之恒在张尧文守池阳时，曾往见之，亲耳听其言回生之事。嘉靖进士王世懋曾遇尧文之兄、水部的张克文谈起旧事，仿佛身临其境，“或舌吐目眩，或划然心开。”
作者：关公文化彭允好
--本文刊载于《香港商报》A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