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实行“山权不变，户种户管，收益分成”的办法，调动社员种植柑桔的积极性，到3月10日，全市已种植柑桔苗140万株，1.2万亩，相当于农业合作化以来发展柑桔总数的一半。
——摘自《 人民日报 》（ 1982年3月27日 1 版）
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一纸包干保证书，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自此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改革开放初期，在浙江省衢州市，也经历了一场“小岗实践”——航埠公社王家坂大队在支持社员利用村边闲地大种“自留桔”的同时，把300多亩荒芜的黄土丘陵承包给社员种桔。这个大队实行了统一规划，山权不变，户种户管，收益一九分成，一成留作集体积累，九成归社员所有，柑桔按照国家计划实行派购。
这一举措收到成效后，衢州市委及时总结推广了王家坂大队的经验，实行“山权不变，户种户管，收益分成”的办法，调动社员种植柑桔的积极性，到3月10日，全市已种植柑桔苗140万株，1.2万亩，相当于农业合作化以来发展柑桔总数的一半。如今，在航埠镇西果源村（原王家坂大队）仍能看见满山的树上结满了橙色的果实。
回忆起当年包产到户时的情景，西果源村村民魏四毛不禁感叹：“因为‘包产到户’，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户户都因此富了起来。”
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王家坂大队仍由生产队制定增产措施，指定经营管理方法，然而劳作效果却非常一般，“那时候我25岁，每天跟着生产队下地干活，但吃不饱饭却是常有的事。”魏四毛说。如何让村里人填饱肚子，成了魏四毛的父亲、王家坂大队*魏宇生日夜思考的问题。
魏宇生听闻诸如小岗村等地实行了“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然而当时政策并为放开，在大队推行这一政策并不被上级部门允许。不推行政策，大队里的人忍饥挨饿，魏宇生于心不忍；推行政策，又可能面临上级的批评处分，一时间，魏宇生进退两难。“那时候，夜里常常能看到父亲来院子里来回踱步，这事父亲和我谈过，我也明白他心中的纠结，但最后，父亲还是决定，学习‘小岗经验’，让全队人吃饱饭。”魏四毛说，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魏宇生甚至做好了被批评处分甚至是被革职的准备。
由于冒着很大的风险，而对于成效，魏宇生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王家坂的改革并非一步到位，而是逐步推行——大队先将少部分田分至各户，如果成效好，那么再将剩余的公田分至各户。
1981年，王家坂大队改革推行一周年，大队便从原先人人吃不饱饭的窘境变成了户户留有余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成效令人欣喜，于是，魏宇生决定，将生产队里绝大部分的良田都分至各户，生产队只保留必要的部分用于生产上交的粮食；同时，将大队管辖的山地丘陵承包给各家各户，实行统一规划，山权不变，户种户管，收益一九分成。
“山地分给各户之后，整个村子真正地开始大变样了。”魏四毛说，大家尝到了“包产到户”的甜头，分到山地之后，个个都干劲十足。每天天刚蒙蒙亮，就有人提着镰刀铁锹上山割杂草，翻山地，很快，原先的荒山都种上了橘子树。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正式“合法化”，王家坂大队的所有田地也在这一年全部分到了每家每户。“最终我家一共分到了田2亩，山地2亩。”魏四毛说，“田里种粮食，山地上种柑橘，粮食每年都能留下许多，多出的大米国家按每斤2角收购，而柑橘由国家按每斤7至8角收购。”
由于柑橘的价格高出大米很多，很快，王家坂原本的田地里也都种上了柑橘，村里人的收入大幅提高。“我家的四亩地上都种上了柑橘树，一年能收获3万多斤柑橘，能卖到接近3万元。”魏四毛告诉记者，大队里的村民从山上担一筐橘子拿去卖掉都可以赚上上百元，而那时城里人的工资还仅仅只有几十元。很快，王家坂的经验得到了衢州市委的认可，并在全市推广“山权不变，户种户管，收益分成”的办法，调动社员种植柑桔的积极性，到3月10日，全市已种植柑桔苗140万株，1.2万亩，相当于农业合作化以来发展柑桔总数的一半。
如今，走在西果源村，到处都是三层的小洋房，村边的山上，田地里，甚至是房前屋后都种着柑橘树。“靠着种柑橘，全村人都富了起来，拆掉了原先的茅草房、土房，建起了小洋楼。”魏四毛说，“如今柑橘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经济效益，但是包产到户后全村种植柑橘使村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却让人至今都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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