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中国清朝的第四位皇帝，他在位期间（1661年至1722年）成功地稳定了朝政，扩展了疆域，并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被誉为“千古一帝”。
康熙能够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手段，既有强硬的铁腕手段处理如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征讨噶尔丹等军事行动，展现帝王的威严与决断；同时，他也懂得适时展现仁慈与宽容，比如晚年时对亲情的重视，以及对臣民的宽恤政策。
康熙深知人才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他求贤若渴，知人善任，如重用明珠、索额图等能臣，同时也善于平衡各方势力，防止任何一方坐大威胁皇权。他还创立了密折制度，鼓励官员直接向他汇报，以便更准确地掌握朝野动态。
康熙进一步加强了皇权，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影响，确保大权独揽。他强调“天下大权当统于一”，通过一系列政治改革，将用人奖惩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康熙深刻认识到农业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提出“国之大计在农”，推行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鼓励垦荒，减轻农民负担，从而奠定了国家经济繁荣的基础。
康熙推行汉化政策，尊重并学习汉族文化，通过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等大型文化工程，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同时，他采取灵活的民族政策，加强边疆管理，笼络少数民族首领，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康熙时期的外交政策较为开明，他接待了多位西方传教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引入西方科学知识和技术，展现出开放包容的态度，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康熙皇帝两度废立太子胤礽，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清朝初期复杂的政治局势和皇室内部的深刻矛盾。康熙首次废黜胤礽主要原因是：胤礽作为太子，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势力，这在封建皇权体系中被视为对皇权的威胁。尤其是其外叔公索额图的活跃，加剧了朝廷中的党争，导致康熙感到太子可能在密谋早日接班，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
胤礽被指责有“狂疾未除，是非不辨，秉性凶残，暴戾僭越”等行为，这些不当的行为和性格缺陷被认为不符合一个未来君主的标准，损害了皇室的形象和国家的稳定。
随着胤礽的长大，他与康熙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甚至发生冲突。胤礽的某些言行触怒了康熙，比如传言中的“岂有四十年的太子”的抱怨，显示出他对长期等待继位的不满，这直接挑战了康熙的权威。
胤礽与朝中大臣如索额图等结成派系，形成了所谓的“太子党”，这在高度集权的皇权体系中被视为对皇帝权威的挑战。索额图等人的势力膨胀，干预朝政，引起了康熙帝的极大不安。而且胤礽被指责滥用太子的权力，行事专横，甚至有干预朝政、擅自发号施令的情况，这些行为超出了一个储君应有的权限范围。有记载称胤礽在康熙帝出巡时，派人监视康熙的行踪及生活起居，这被视作对皇帝不敬，甚至可能被误解为有不轨企图。
同时，胤礽个人品行上的诸多问题，如奢侈浪费、暴虐对待下属、生活作风问题等，也令康熙帝深感失望，认为其不具备一位合格君主的德行。
储君的稳定对于国家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废黜太子会引发皇位继承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宫廷内斗和社会动荡。康熙可能希望通过复立胤礽来尽快恢复储位的稳定，避免更深层次的政治危机。
康熙晚年，诸皇子间的夺嫡之争激烈，如大阿哥胤禔、八阿哥胤禩等均有夺位之心。康熙可能认为胤礽在经过教训后，相较于其他皇子，仍然是较为合适的选择，至少是已知风险。
康熙两次给胤礽机会，既出于个人情感与对胤礽改过的期待，也出于对国家稳定和政治大局的考虑。然而，最终胤礽未能把握住这些机会，导致康熙彻底失望，不再考虑复立其为太子。
康熙皇帝经过两次废黜太子胤礽风波之后，没有再正式册立新太子，康熙意识到公开立储可能引来激烈的宫廷斗争，对继位人构成威胁。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情况，保护心目中的继承人免受其他皇子和朝臣的攻击，康熙选择了不再公开立太子。
康熙晚期，皇子间的竞争已经白热化，形成了多个政治派系。此时若再次立太子，可能会加剧派系斗争，破坏朝政稳定。康熙通过不立太子，试图平衡各派势力，防止朝局进一步动荡。
两次废太子的教训让康熙意识到储君问题处理不当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包括对皇权的挑战和国家机器的内耗。为了不重蹈覆辙，康熙决定不再轻易指定接班人。
康熙对胤礽有着复杂的感情，他是康熙与发妻赫舍里氏的唯一成年儿子，康熙对其既有深厚的父子之情，又有对其行为失当的失望。废黜太子后，康熙可能在情感上难以迅速接受另一位皇子作为太子。
随着年龄增长，康熙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和有限的精力不宜再在立储问题上耗费过多，转而将注意力放在巩固现有统治和为帝国的长远发展做规划上，如通过秘密建储等方式安排后事。
胤禩被誉为“八贤王”，其贤能主要体现在他的个人品质、政治才能以及在朝臣中的广泛人脉。然而，尽管有着这样的美誉，胤禩却未能得到父亲康熙皇帝的完全认可，原因是：康熙晚年对朝政的管理趋向于严格，而胤禩则被认为倾向于宽仁治国，这种执政理念上的差异可能导致康熙认为胤禩不适合当时的政治环境，更倾向于选择一个能够铁腕治国的继承人。
认为胤禩的“贤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善于伪装，手下聚集了一批官员，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这种结党的行为可能被康熙视为对皇权的潜在威胁，破坏了康熙所期望的君臣和谐与政治平衡。
在“九子夺嫡”的激烈竞争中，胤禩积极参与其中，与其他皇子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康熙作为帝王，需要在众多儿子中作出最有利于国家未来的选择，而胤禩在斗争中的表现可能让康熙对其政治智慧和稳定性产生了质疑。胤禩可能在某些关键时刻表现出的性格特征或决策失误，让康熙感到不满或担忧。例如，他向康熙进献海东青事件，因礼物处理不当，被解读为对康熙的不敬，进一步损害了他在康熙心中的形象。
公元1718年至1720年间，西藏地区发生了动乱，主要是由于西藏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外部势力如准噶尔部的侵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帝任命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赐“大将军王”印，命其率军西征，以平定西藏的局势。
胤禵不负所望，指挥清军历经艰苦战斗，不仅击败了入侵的准噶尔军队，还成功平息了西藏内部的叛乱，稳定了西藏地区的秩序。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不仅巩固了清朝对西藏的统治，也加强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胤禵因在西藏的杰出表现赢得了“大将军王”的称号，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为人称道的功绩之一。然而，尽管军事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胤禵最终并未能成为康熙帝的皇位继承人：十四阿哥胤禵确实在军事上有着显著的功绩，尤其是他成功平定西藏的叛乱，为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康熙担心如果胤禵继位，他的支持者八阿哥胤禩可能在朝中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这将对皇权构成潜在威胁。胤禩以“仁贤”著称，但康熙认为其背后隐藏着对权力的渴望和可能的滥用。
胤禵虽然在军事上表现出色，但康熙认为他在政治上可能不够成熟，尤其是他的性格刚烈，容易冲动，这在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时可能是个劣势。相比之下，雍正（胤禛）性格更为沉稳，擅长行政管理，更适合处理当时清朝面临的吏治腐败和经济问题。
例如康熙晚年，清朝面临一系列内外挑战，包括吏治腐败、国库亏空等。胤禵虽然军事才能出众，但在处理这些内政问题上并没有显示出足够的能力和经验。康熙可能认为雍正更适合应对这些挑战，确保清朝的长期稳定。
胤禛之所以能够隐忍多年最终登基，与他在康熙晚年的几个关键事件中的表现密切相关，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康熙的信任，显示了他作为未来储君的潜力。以下是一些被后世认为对胤禛有利的关键事件：
在江南地区发生水灾时，胤禛负责赈灾事务，表现出卓越的行政能力和对民生的关怀。他不仅有效地组织了救援，还提议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追讨国库欠款，减轻灾区负担，这些举措深得民心，也获得了康熙的赏识。
胤禛负责清理国库亏空，这项工作要求他面对众多皇亲国戚和高官显贵，他展现出了铁腕手段和公正无私的态度，成功追回大量款项，增强了国库实力，也体现了他整顿朝纲的决心和能力。
与其他皇子相比，胤禛在“九子夺嫡”中采取了更为隐忍和中立的策略，避免直接卷入公开的权力斗争。他表面上与兄弟们维持和睦，但实际上暗中积聚力量，表现出成熟的政治智慧。
胤禛在康熙晚年时，尤其是在太子胤礽二次被废后，更加注重展现对父皇的忠诚和支持，避免任何可能被视为威胁皇权的举动，这与一些兄弟的急功近利形成了鲜明对比。胤禛通过奏折等方式向康熙表达自己对国家治理的看法和建议，包括提倡节俭、整饬吏治、加强中央集权等，这些观点与康熙的治国理念相契合，显示了他具备继承大统的远见卓识。
通过这些事件，胤禛成功塑造了一个既有能力又忠于皇室、勤勉为民、公正无私的形象，从而逐渐赢得了康熙帝的信任，为他最终登基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