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附近的公园里，李哥熟练地支起了一个卡拉OK摊。他认定这是自己的职业，但却并不在意它能否给自己带来收入。他更看重的，是被这卡拉OK摊支撑起来的，自己的梦想。
“你们把跳舞当娱乐，
我也把摆这个摊当成我的事业。
我喜欢唱歌，
也想给大家一个舞台，
让他们放声歌唱，
我不收钱都行。”
李哥的声音带着点儿哭腔。
1
晚七点的五棵松，地铁口稀稀拉拉走出些刚下班的青年，脸上挂着疲态。地铁不远处的解放军三零一医院门前，一群人正围着花坛抽烟，有穿病号服的，也有风尘仆仆的家属。医院对面，是个大商区，霓虹灯闪得刺眼，是年轻世代的“消费天堂”。这“天堂”旁边，就是李哥的地界了——奥林匹克文化公园。
李哥是个“野生”卡拉OK的摊主，每天晚上六点钟到这儿支起摊位。所谓“野生卡拉OK”，就是把KTV里的家什做个简化，挪到人群密集处。不怯场的路人，花十块八块的，点一首歌，在无数陌生的围观者面前唱。这类摊子，大多出现在小城市或者县城。
“城管不让我在人行道上摆摊，我得赶快挪进去。”李哥操着一口西北方言，对公园的保安说。保安跟他熟络，也没管他。他边说边把电动三轮车往公园里推，三轮车里装着一个投影机，一块幕布，一个调音台，两个笨重的音响，以及两个能来回闪烁的舞台灯，还有十来个廉价的塑料板凳。
他娴熟地布置好场地，站在调音台后，面带轻松地点了根烟：“不是我吹，我这个职业现在全北京也找不着几个，东三环的河边有，但没我做得好。”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满是骄傲。地上铺开的小板凳坐满了观众，等着听人唱歌。
卡拉OK摊的观众 | 作者供图
“高原红，美丽的高原红；煮了又煮的酥油茶，还是当年那样浓；高原红，梦里的高原红；酿了又酿的青稞酒，让我醉在不眠中。”
麦克风放在嘴边，李哥唱着，身体随音乐上下摆动，声音洪亮，中气十足，算是热场。唱完，还谢幕：“谢谢，谢谢，一首草原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底下哗哗响起掌声，像文艺汇演似的。不一会儿，来了个又高又壮的女人，给李哥比划了两下，应该是老主顾，李哥心领神会，屏幕上飘出字幕——《幸福中国一起走》。
“星星跟着月亮走，葵花跟着太阳走，我们跟着新时代，幸福美好一起走。彩虹跟着风雨走，白云跟着蓝天走，人心跟着共产党，地老天荒一起走。”
虽然李哥在调音台那忙得团团转，但还是改变不了女人唱得极为难听的事实。女人唱完，鞠了个躬，扯着嘶哑的嗓子说：“谢谢大家，谢谢。”然后转身默默消失在黑夜的人群中。
我问李哥：“这大姐每天都来吗？”
“最近总过来，她父亲在对面住院，晚上这时候没啥要紧事儿，她就来唱唱歌，疏解压力。挺好的一个人，就是唱得有点难听，我这设备都挽救不了。”李哥吐出个烟圈，接着说，“我这平时会遇到不少这样的人，来这儿陪床，可能精神压力大吧，就唱唱歌，喊一喊，要不的确太压抑了。你瞧瞧，我干这活儿还能做善事，是不是挺好。”说完，他笑笑，把烟头扔地下踩灭，接着摆弄起手底下精密的仪器。
2
十几年前，李哥从甘肃老家只身来到北京，找了份工作，跟自己学的专业有些关联，在一家演出场所做调音师傅。他念过中专，读的是音响工程专业，每天打交道的就是现在低头弄的这些玩意儿。
当时李哥刚二十出头，头发每天打理得油光锃亮，站在舞台边上，还挺英气。他的工作是给那些不入流的小歌手做幕后。不过他觉得自己更有才华，却只得退居二线，所以时常为这件事窝火。
我总有一天能站在舞台上，比这些垃圾都强——他总这么想。
他打小喜欢唱歌，来北京前就踌躇满志，寻思着一边做工作，一边寻摸唱歌选秀的机会。当时那类的节目火遍大江南北，“草根”出道是家常便饭，这让李哥看到了希望。
2008年年末，北京进入了“后奥运时代”，很多陌生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李哥误打误撞进了一栋新落成的大楼，大楼里有个演播厅，是拍选秀节目的。那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
“请问选手在哪儿候场？”李哥怯生生地问保安。
保安懒洋洋的，头上的大盖帽歪戴着：“直走，右转，等你看见一群张牙舞爪、奇装异服的人，就到了。”
李哥捂着嘴乐，没多大会儿，就看到和保安说的一模一样的场景。
他坐下来，掏出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手颤颤巍巍的，背了一会儿歌词。等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就跟着到了后台。选秀的后台和他平时工作的地方没差多少，突然萌生一种熟悉感，激烈的心跳渐渐平缓。
他走上台，自报家门和曲目。评委说，开始吧。
“高原红，美丽的高原红；煮了又煮的酥油茶，还是当年那样浓；高原红，梦里的高原红；酿了又酿的青稞酒，让我醉在不眠中。”
“一首草原歌曲献给大家，谢谢，谢谢。”然后他清清嗓子，立正站好，握着话筒等评委点评。
“音色气息都不错，台风有点拘束，不过先给你晋级的名额吧。”
